一　19世纪末中外史学的交汇态势

史学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展，社会历史的变革是影响史学发展的重要因素。与社会发展和历史变革同步，鸦片战争以后的史学领域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呈现一些引人注目的新态势，可谓由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的过渡阶段。“中国近代史学发轫于鸦片战争时期，其原因是异常深刻的，一方面，是由于受到民族危机加剧和御侮图强的需求所刺激，另一方面，又因为中外文化交流、输入了新观念而触发，这是中国社会和学术文化发展双重的内在必然性交会的显示。”[1]顾颉刚在1919年所作《中国近来学术思想界的变迁观》一文中，写有这样一段话:“吾从前以为近三十年的中国学术思想界是由易旧为新的时期，是用欧变华的时期。但现在看来，实不尽然。……古今学术思想的进化，只是一整然的活动。无论如何见得突兀，既然你思想里能够容纳，这容纳的根源，就是已在意识界伏著。这伏著的东西，便是旧的;容纳的东西，便是新的。新的呈现，定然为旧的汲引而出，断不会凭空无因而至。所以说‘由旧趋新’则可，说‘易旧为新’则不可。”“在三十年内，新有的东西固然是对了外国来的文化比较吸引而后成的，但是在中国原有学问上——‘朴学’、‘史学’、‘经济’、‘今文派’——的趋势看来，也是向这方面走去，所以容易感受新来的文化。假使中国从前的学问不是如此，则欧化进来以后，精神上的迎拒、事实上的表见，决不与今日相同是可决的。”[2]这段话道出了这样一个道理:现代学术的成就固然是由于外来影响所致，但同时也是对传统学术有选择地继承、发展的结果。梁启超一生学术探索所呈现出的变化，从一个方面正反映出中国学术现代化的这种特点。无疑，梁启超是在中西文化的交汇、碰撞中而产生的学术伟人。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历程，更是西方史学与中国传统史学相撞击和融会而创新的过程。

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发展与中西史学的交汇有关。因此，本节以此为切入点，具体分析梁启超新史学如何融会中西文化而从传统走向现代的。

1.史家近代意识与世界意识的萌生

鸦片战争后，中国所处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列强步步逼来，中国步步退让，割地、开埠、赔款，民族危机加剧，为御侮图强，一些比较开明的官吏和知识分子意识到，中国再也不能自我封闭了，中国已被纳入了新的世界格局。新的形势，新的环境，刺激着他们，使他们认识到只有注意研究实际问题，“开眼看世界”，了解外国情况，“师夷长技以制夷”，才是强国之路。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西人的史地著作是他们首先要了解的资料。

在中西两极初逢之时，迈出了解、研究西方第一步的历史人物是林则徐。林则徐的《四州志》主要是英国人莫瑞(Hugh Murry)所著《世界地理大全》的翻译本，书中介绍了世界30多个国家历史和地理的概况。“正是从林则徐开始，中国知识界出现了研究世界历史、地理、研究国际知识的新趋势。”[3]《四州志》的全部材料后来被魏源分类辑入《海国图志》中。《海国图志》第一次全面、详尽地介绍了当时所能搜求到的世界各国(重点是西方列强)的地理、历史、社会状况，介绍世界资本主义的商业制度、贸易情况和先进技术，参考了相当数量的西方地理著作和史学著作。魏源撰著《海国图志》的指导思想十分明确，他说:“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又说:“(《海国图志》)何以异于昔人海图之书?曰:彼皆以中土人谭西洋，此则以西洋人谭西洋也。”[4]他强调“以西洋人谭西洋”，内容主要采自当时所能搜集到的外国人撰写的新著作，如英国人祎理哲(Richard Quarteman Way)的《地球图说》、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的《外国史略》、葡萄牙人马吉斯(Jose Martins—Marquez)的《地理备考》、美国人裨治文的《美理哥国志略》等。《海国图志》中还附有《中国西洋历法异同表》、《中国西洋纪年通表》等。《海国图志》问世以后，在中国知识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对日后维新思想的产生有着很大的启发意义。《海国图志》传到日本以后，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发生，也有积极的影响。魏源的史学实践实现了传统史学格局的新突破，因而成为创辟近代范畴史学的代表人物。[5]此外，梁廷枏的《海国四说》、徐继畬的《瀛环志略》等，也都是以反映西方史地为主的著作。

林则徐、魏源以及梁廷枏、徐继畬等开创了新的研究风气，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反映了时代脉搏在文化领域里跳动。此后，在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时期，随着频繁的中外文化交流，一些学者以当事者的身份得以直接目击域外，接触外国史学及其有关著作，能注意到外国史学特点而有所取法，撰成史著。这方面比较著名的有王韬的《普法战纪》和《法国志略》、黄遵宪的《日本国志》、薛福成的《续瀛环志略》、徐建寅的《德国合盟纪事本末》等。

王韬的《普法战纪》是在巡游欧洲期间撰成的。初成于1871年普法战争结束之后，乃根据普法军队中的随营记录和当时各国的有关报刊评论而撰就的。其史料“大半来自日报”[6]，大量采用报纸电讯资料，极大地拓宽了史料的范围。梁启超在《读西学书法》中，把《普法战纪》看做当时纪事本末体外国史书中比较好的一种。[7]《普法战纪》出版以后，流传到日本，也受到日本学者的赞赏。王韬与日本历史学家冈千仞等交往甚密。他的《法国志略》就是在参考冈千仞《法兰西志》和冈本监辅《万国史记》的基础上写成的。他在撰述《法国志略》的过程中，对比中西史书，发现中国史书“原以专叙历代治乱、沿革得失、天地变异，而于国势民情，则略焉不讲，盖已包蕴于其中矣。西史则间及民间琐事，如发明一事，创造一器，必追原其始，以觇人材之进步、制作之源流焉。此亦纪载之所可废也”。[8]批评“国势民情”略而不讲，切中中国传统史学以君主为中心的要害。王韬对中西史学的认识已经表明，其对西方史学的本质有所领会，尽管没有明确的“民史”观念，但委婉地表达了要学习西方史学，多记民间琐事，把传统史学从单纯的政治史扩展成社会史的意愿。所以他在书中设立“广述”，记载法国学术、艺器、物产、民俗等事。

《日本国志》是黄遵宪在日本作使馆参赞时，“网罗旧闻，参考新政”，在对日本的历史和现状作了具体调查后写成的。他为编纂《日本国志》，与日本学者广泛地讨论了史学方面的相关问题，交流了史学思想，参考了大量的布告文书及各省官署年报，并研读了《大日本史》、《日本外史》等几部日本史名著，并就日本史名著的编纂问题和日本学者交换意见。受其影响，《日本国志》的编纂体例也很有创新，书中大量使用数字统计等新式图表。据统计，共有89张表(如邮政局表、矿山表、国税表、岁出入总表、国债种类等数目表，等等)，涵盖面很广。黄遵宪因对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经验的观察总结，和他对西方社会和文化的了解，都能在事实的基础上再加提升，形成观念层面的认识。他比较系统地介绍了日本明治维新，分析了其产生的原因和后果，并希望中国也能仿照日本变法维新，这对于维新运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书中对于涉及明治维新以后日本采用西法实行改革的重要事件，尤其详细地加以记载，从而为当时处于封闭状态下的中国人打开了一扇观看世界的窗户。所以《日本国志》也成为继《海国图志》后中国史学走向近代的又一重要的里程碑式的杰作，其影响广为深远。

值得指出的是，无论是黄遵宪的《日本国志》，还是王韬的《法国志略》，都不同程度地参考了日本学者的著作，这也提醒我们注意，探讨中国传统史学的变化，不能忽视日本的中介作用。“东学”与中国学术现代转型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日本对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有着重大的影响。但与此同时，中日学术交流是一个双向过程，日本学者曾受惠于魏源、徐继畬的著述。如日本学者佐久间象山和吉田松阴对魏源的《海国图志》评价较高，接受其很多观点，同时，又从日本实际出发，加以分析论评。冈本监辅《万国史记》中对欧洲沿革的叙述，也大量参考了徐继畬的《瀛环志略》。

2.传教士在华的史学活动及影响

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社会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大变动。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一些重要城市被开放为通商口岸，允许外国人在这些地方传播宗教、开设学堂等。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范围日益扩大，开始了晚清西学传播史上的新阶段。“传教士在晚清西学东渐中，担当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大部分时间里是主角。”[9]19世纪末中西史学交流的主要特点是西方史学比较多地引进和介入中国，其中一个重要途径便是来华传教士的史学活动。这个时期传教士在将西方史学著作及其思想、方法传入中国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些在传教士的中介下传入的西方史学，对中国史学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传教士来中国的主要目的是传播“上帝福音”，使东方皈依基督。但他们在传教的过程中发现，与其直白地传教不如结合历史，方能收到更好的效果。如美国传教士谢卫楼曾说:“将基督教梗概牢置于历史之中……希望这些关于基督教史的简短说明能使有思想的中国文人学士感兴趣，以便引导他们更仔细地学习教义。”[10]这可以说是西方传教士重视史书编译活动的一个初衷，因为受众需要是制约传播内容的重要因素。大体说来，传教士在19世纪60—70年代以后逐渐重视对史书的编译，到90年代他们的编译活动达到了高峰。在西方史学的传播方面，影响较大的是英国人李提摩太(Timothy Righard)和美国人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1891 年10月，李提摩太担任同文书会(后名广学会)总干事，在他主持工作期间，对广学会工作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一项就是加大了一些宣传改革变法书籍的出版量。在1900年以前，广学会就出版了李提摩太的不少书，如《天下五州各大国志要》(1892)、《欧洲八大帝王传》(1894)、《列国变通兴盛记》(1894)、《泰西新史揽要》(1895)、《地球一百名人传》(1898)等。另有林乐知的《中东战纪本末》(1896)、《英兴记》(1898)等。在1900年以前，广学会出版的最著名的书籍是《泰西新史揽要》与《中东战纪本末》。

《泰西新史揽要》为英国麦肯齐(Maghen)原著，是李提摩太最重要的译作，也是晚清所有翻译西方历史书籍中销售量最大、影响最广的一部。又名《泰西第十九周大事记》，分8册，凡24卷。主要论述了欧美各国发展史，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涉及内容相当广泛，各国沿革、互相争战、政体演变、科技发明、物产人口、风俗习惯等，均有叙述。原书于1889年在伦敦出版，正值进化论盛行的时代，所以《泰西新史揽要》中充满了进化论的色彩，“把那个世纪描绘成一个进步的时代，一个从一种几乎无法再加以夸张的野蛮、无知和兽性的状态到科学、启蒙和民主统治的时代”。[11]书中还曾批评“世运盛衰之说”及其循环史观，强调今人胜于古人的思想。《泰西新史揽要》向当时的中国人传递的信息是:社会是不断发展进步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要不甘落后，勇于进取，兴利除弊，就会逐渐强大起来。这些进化史观念在当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进化史观在中国的传播打下了基础。

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论译书》中直接谈到《泰西新史揽要》对他思想观念的影响。认为多译多读西方史著可以更加了解各国变法的原因:“史者，所以通知古今，国之鉴也。中国之史，长于言事，而西国之史，长于言政。言事者之所重，在一朝一姓兴亡之所由，谓之君史;言政之所重，在一城一镇教养之所起，谓之民史。故外史中有农业史、商业史、工艺史、矿史、交际史、理学史(谓格致等新理)等名，实史裁之正轨也。言其新政者，有十九世纪史(西人以耶稣纪年，自一千八百年至九百年谓之十九世纪。凡欧洲一切新政皆于此百年内勃兴，故百年内之史最可观。近译《泰西新史揽要》即此类书也，惟闻非彼中善本等)。撰记之家，不一而足。择要广译，以观西人变法之始，情状若何，亦所谓借他人之阅历而用之也。(旧译此类书有《大英国志》、《俄史辑译》、《法国志略》、《英法俄德四国志略》等，然太简略，不足以资考镜，故史学书尚当广译。)”[12]梁启超的分析道出了西方史家的治史理念对于时处积贫积弱的中国来说，具有强烈的启迪意义。《泰西新史揽要》在1895年正式出版以后，立即成为热门书，印了3万部，这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数目，结果还是供不应求，只得一版再版。此书在当时知识分子中有广阔的阅读市场。尽管该书在西方史学界被认为是学术价值不高的著作，“是对科学成果和进步学说的庸俗颂赞”，是“第三流的历史著作中最叫人恶心的渣滓”。[13]但就是这样一种史学界的三流著作，却开阔了当时国人的眼界，对一些正在寻求御侮救国之路的志士仁人来说，是一部启蒙教科书。李提摩太在该书序言中就曾表达过他以史警世的初衷:“此书为暗室之孤灯，迷津之片筏，详而译之，质而言之，又实救民之良药，保国之坚壁，疗贫之宝玉，而中华新世界之初桄也，非精兵亿万、战舰什百所可比而拟也。”[14]

《中东战纪本末》是林乐知所有译编书籍中最为著名的一部。中东，指中国与日本。本书是中日甲午战争资料、评论汇编。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重要转折点。一向以天朝独尊的民族自大心理在甲午战败之后，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中东战纪本末》的出版，对于当时急切了解战争的起因、经过、内幕以及中外各界看法的士大夫不啻是雪中送炭，所以此书在当时也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中东战纪本末》最使国人震动的是，它以极其丰富的资料说明中国正面临的空前危机，发救亡之声，并阐明使中国人创巨痛深的甲午战争，正是中国幡然变法、转弱为强的契机。这种以史警世、留心时务的理念使中国士大夫猛醒，如王韬曾言:“受是书而读之，又使人忠君爱国之心油然以生，而耻为日人所侮，更知己之学艺材能与泰西诸国远不相若，于是乎人人能自奋矣。”[15]

如上所述，这些传教士所不自觉传入的西方史学，在当时中国史学界还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些西方史学著作以其与中国传统史学不同的编纂理念与编纂体例揭示了西方近代史学的信息。当时传入的西方史著大多是章节体，而且体例也丰富多样。一般都插有诸如人口、土产、矿产、工农业产值、进出口额、教育普及率等专门列表和插图。丰富多样的体例令国人耳目一新。

由于西学分科较早，学术门类也发达。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介入史学较早，大大丰富了历史研究的手段。在当时传入的西方史书中，这一特点也有明显体现，如李思(John Lambert Rees)所编辑的《万国通史》，对运用考古学研究历史的问题特别强调，主张以此推动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该书1900年在上海广学会出版。其前编卷一《太古志》在叙述地球远古情况时，引用了古地理学、古生物学等研究成果，并注意从人类学角度考察人类的起源问题。充分吸收其他学科的知识与方法以治史，极大地开阔了历史研究的视野。

当然，鸦片战争后，洋务运动的兴起，由此引起的颇多印书馆的出现，客观上也推进了西方史地著作的引进与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