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新史学的传承性

近几年学术界在探讨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学术背景时，相当多的学者认为受西方的影响甚大，对传统史学的渊源却语焉不详。一味强调西学的影响，而忽视本土文化的制衡作用，是有悖于历史发展的传承性观点的。就梁启超个人而言，传统经史学的素养使梁启超新史学思想呈现出其传承性的一面。分析梁启超新史学所受传统影响的个案，管窥见豹，以此可以想见中国史学近代化的中学背景。

梁启超的《新史学》作为独领史学近代化风骚的名文，其基本内容为大家所熟知。为了论述的需要，这里再作一简略介绍。《新史学》全书由6篇文章组成，即“中国之旧史”、“史学之界说”、“历史与人种之关系”、“论正统”、“论书法”、“论纪年”。如前所论，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产生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但传统经史学的素养在其新史学思想中也时时闪现。结合梁启超新史学思想来回顾梁启超的学行履历，我们可更清楚地看到其新史学思想中传承性的一面。

在《新史学》这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论文中，梁启超为“新”史学，对传统史学的批判可谓淋漓尽致，主要是从历史观、论正统、论纪年、论书法四个方面而进行的。应特别加以注意的是，他对传统史学的每一项批判都离不开对传统经史学素材的利用。

有充分理由认为，梁启超新史学思想体系中的对旧史的批判精神和疑古思想，最初就是来自今文经学的视角。

今文公羊三世说既是一种经学“义法”，又是一种“史学理论”，也是一种历史观。今文经学的核心，是重视义理的发挥，讲求“微言大义”，关心现实政治，为后王立法，以变易进化观点观察历史。[45]

梁启超自称他治学得力于康有为，可谓自知甚深。为明了起见，我们把梁启超十八岁之前的读书情况作简表如下:

从梁启超十八岁之前所读书目可以看出，他自小打下了很好的文史基础，有着深厚的文史修养。在十七岁以前，对《四书》、《五经》、《中国略史》、《史记》、《汉书》、《纲鉴易知录》、《古文辞类纂》等史学入门必读之书，读得烂熟，这对他后来的史学道路影响甚巨。从他所读书目来看，是以史部为最多。后来梁启超一生学问的中心是历史学，其著述数量最多、分量最重、价值最高的也是史学著作，这与他自幼攻读四书五经，熟读史书，接受儒学经世致用思想有关。这也说明了他以后的学术趋向，即较易突破传统经史学的藩篱，开辟新的学术领地。

促使梁启超学术思想出现重大转机的是问学于康有为。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学术背景使梁受益匪浅。

康有为是近代“新学”的主要代表。[46]康有为的新学，不是单纯的西学，也不是传统的中国旧学，而是在广泛摄取中西各种知识基础上形成的新的学术文化体系。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里，称康有为是近代中国思想家中致力于建设一“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的第一人。康有为曾自诩:“合经子之奥言，采儒佛之微旨，参中西之新理，穷天人之赜变;搜合诸教，披析大地，剖析古今，穷察后来。”[47]对传承两千年的旧学体系根本性否定意义的学术文化力量，源于中学之内。康有为找到今文经学来作为他建构新学的学理依据。“今文经学运动之中心，曰南海康有为。然有为盖斯学之集成者，非其创作者也。”[48]康有为是在关心时局、上书清帝失败之后，转而苦心探索和构建不同于正统思想的学说体系，由此而走向中国的朴素进化观——公羊学说。

可以说，构成康有为“新学”体系主要内容是来源于中学之内的今文公羊学。康有为赋予传统公羊学以新的解释和内涵。在康有为的手里，今文公羊学超越了同时代其他人的传统公羊学而具有时代的价值。公羊学专讲“微言大义”的特点不但正好能容纳西方观念，而且它所具有的“变易性、政治性和可比附性，在康有为手里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49]。

梁启超在师从康有为的万木草堂时期，对今文经学几乎达到了痴迷的地步。

通过大量资料可知万木草堂的讲课内容包括:(一)读《公羊传》、《春秋繁露》，点读《资治通鉴》、《宋元学案》、《诸子语类》;(二)主讲学术源流，“把儒、墨、法、道等所谓九流，以及汉代的考证学、宋代的理学等，历举其源流派别”。且文学中的书、画、诗、词各流派，“皆源源本本，列举其纲要”;(三)读“清儒经注及译本西籍，皆就有为决疑”。

从万木草堂所讲学的内容看，康有为仍是以中学为主，“不过略采西国学制，兼取新说”，体现了他“化西为中”的时代性和“以中释西”的民族性。他对西学不是简单移植，如在《孟子微》里，康有为将西学中的进化论与春秋三世说结合，形成了他新学体系中的历史进化论。“康有为一生没写过多少史学专著，但他宣传变法维新的历史进化观，对我国近代资产阶级史学却有着深刻的影响。”[50]

梁启超从学康有为前后达四年之久，万木草堂中西并重，既新又旧、独立思考、学以致用的教学模式，不仅使梁启超眼界大开，新思想新观点迭出，而且激发了他的爱国情感和改造中国的宏愿。可以说，万木草堂时期的教育，是梁启超一生学术和事业的大基础。

通过万木草堂时期的学习，梁启超成为康有为新学体系中的“一员最有力之大将也”。[51]梁的学术文化构成大致与康有为相同，是由“五部分组成:儒家经典、中国历史、诸子哲学、新儒家道德哲学和西学”。[52]而在其学术体系中处于支配地位的是今文经学思想。

可以说，受今文经学视角的影响，康有为大胆疑经，开近代思想启蒙之先河，这对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提出有极大的方法诱导和观念导向。梁启超反思传统，批判传统史学，最初应是从康有为处获得力量的。康有为曾激烈抨击中国两千年来的封建制度，将帝王称为“匹夫”、“民贼”，以初步的民主主义观点解释了“王义”。他提出:“天下归往谓之王。天下不归往，民皆散而去之，谓之匹夫。”“以民义为主，其能养民、教民者则为王，其残民、贼民者则为民贼。”[53]康有为还对上古史提出了怀疑，认为“上古事茫昧无稽”，三皇、五帝的事情值得怀疑。这种反对封建专制和疑古的思想对梁启超影响极大。

而且康有为从今文经学的义旨出发，认为读古书不当求诸训诂名物制度之末，当求阐发其微言大义，于是汉学、宋学，皆所吐弃，为学界别辟一殖民地。[54]受其影响，梁启超亦成为以经世致用为标的今文经学派的宣传者，但他又有所发挥，他认为:“居今日而言经世，与唐宋以来而言经世者又稍异，必深通六经制作之精义，证以周秦诸子及西人公理公法之书以为之经;以求天下之理，必博观历朝掌故沿革得失，证以泰西、希腊、罗马诸古史以为之纬;以求古人治天下之法，必洞察今日天下郡国利病，知其积弱之由及其何以图强之道，证以西国近世宪法章程之书及各国报章以为之用，以求治今日之天下所当有事，夫然后可以言经世。”[55]梁启超的经世思想强调中西学的结合，指出“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他的这一中西相结合的经世致用思想对其新史学思想的酝酿起着重要作用。

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中承袭今文经学的因素很多。他在《新史学》中对今文经学说中的某些思想仍持肯定态度，并以此作为他新史学思想的理论基础。“梁启超由今文经学而接受进化论，由进化论而使中国史学发动转变。”[56]进化史观是梁启超新史学体系的核心内容，但他是由尊崇公羊历史哲学而接受进化论学说的，致使他的进化史观有着很多公羊学说的承袭性。

康有为把“三世说”与进化论相结合，形成新的历史发展观。“在达尔文的进化论被介绍到中国以前，康有为的这种理论在思想界实为一大发明。”[57]传统三世说指有见世、有闻世、有传闻世，经龚自珍的发展成为所谓“治、乱、衰三世相承”的一种历史观。康有为将西方进化学说与三世说相结合，使传统三世观念获得新的生机，成为具有近代意义上的历史观，也为历史进化论的传入提供了丰厚的土壤。梁启超称他们当时处于“学问饥荒时代”，“生育在此种‘学问饥荒’之环境之中，冥思枯索，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新学派”。[58]公羊新学说正叩响了当时这些爱国知识分子的心弦，所以很快风行全国，影响了一代学人。

梁启超在19世纪最末几年已经把公羊学说与进化论二者糅合起来。1898年到日本后，梁启超仍以今文三世说来阐释历史进化论，说泰西学者分世界人类为三级:野蛮人，半开化人和文明人。“其在《春秋》之义，即谓之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皆有阶级，顺序而升，此进化之理，而世界人民所公认也。”[59]1899年所写《论支那宗教改革》一文说:“《春秋》之立法也，有三世，一曰据乱世，二曰升平世，三曰太平世。其意言世界初起，必起于据乱，渐进而为升平，又渐进而为太平，今胜于古，后胜于今。此西人打捞乌盈(即达尔文)、士啤生(即斯宾塞)氏等，所倡进化之说也。支那向来旧说，皆谓文明世界，在于古时，其象为已过。《春秋》三世之说，谓文明世界，在于他日，其象为未来。谓文明已过，则保守之心生;谓文明为未来，则进步之心生。故汉世治《春秋》学者，以三世为义，为《春秋》全书之关键。诚哉其为关键也。因三世之递进，故一切典章制度，皆因时而异，日日变易焉。”[60]这些显然都是今文经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梁启超原本尊崇公羊变易哲学，西方进化论学说传入后，他又心悦诚服地接受进化论学说。在他看来，进化论在我国固有的公羊三世说中早已具备:“进化论实取数千年旧学之根柢而摧弃之、翻新之者也。”[61]这说明，晚清公羊学盛行的时代虽已过去，但其精神却仍然活在20世纪的新学术中。

作为西方近代学术体系，进化论学说比公羊学说高出整整一个历史时代，而公羊学历史演进观念成为沟通19世纪、20世纪之交进步知识界通向西方进化论的桥梁。[62]刘梦溪在《传统的误读》一书中也认为:晚清今文经学带有过渡性的特点，不能与现代学术混为一谈。梁的《新史学》“向传统学术最具根底的乙部之学发起猛攻”，他引入进化论的和文化人类学的历史观，以驳斥历史循环论，确在理论上为新史学的奠基开辟出新的天地。[63]

梁启超对于进化论思想顶礼膜拜，进化论也就成了梁“史界革命”的第一要义，这才有了他的著名论断:“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

不过，在具体论述时，他写道:“《春秋》家言有三统、有三世。三统者，循环之象也。所谓三王之道若循环，周而复始是也。三世者，进化之象也，所谓据乱、升平、太平，与世渐进是也。三世则历史之情状也，三统则非历史之情状也。三世之义既治者，则不能复乱。……故言史学者，当从孔子之义，不当从孟子之义。”[64]这里，梁启超似乎把公羊三世说与进化论画上了等号。

在“论正统”、“论书法”、“论纪年”三节中，梁启超今文经学的素养体现得也很明显。

他对于旧史学最严厉的批判莫过于对“正统论”的否定，认为“正统论”对民众的严重毒害在于制造奴隶性。他在论述时，对《春秋公羊传》的“三统”说作了新的诠释，以批驳后儒之正统论。“中国史家之谬未有过于论正统者也。言正统者，以为体系不可一日无君也，于是乎有统;又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也，于是乎有正统。统之云者，殆谓天所立而民所宗也。正之云者，殆谓一为真而余为伪也。”“‘统’字之名词，何自起乎?殆滥觞于《春秋》。《春秋公羊传》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此即后儒论正统者所援为依据也。庸讵知《春秋》所谓大一统者，对于三统而言，《春秋》之大义非一，而通三统实为其要端。通三统者，正以明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而非一姓之所得私有。而后儒所谓统者，其本义既适相反对矣。”[65]今文经学中原本就有“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的近乎“民主”的“民本”思想，其“经学义法”的理论依托正是“三统说”。

同样，梁对旧史家的“书法”观念进行了驳斥:“吾壹不解夫中国之史家，何以以书法为独一无二之天职也?吾壹不解夫中国之史家，何以以书法为独一无二之能事也?吾壹不解夫中国之史家，果据何主义以衡量天下古今事物，而敢嚣嚣然以书法自鸣也?”原因在于:“中国史家，只知有一私人之善焉恶焉功焉罪焉，而不知有一团体之善焉恶焉功焉罪焉。”旧史家耗费精神争一二人之荣辱褒贬，完全违背史书应以记述国民或民族之运动变迁进化，明其原因结果这一根本目的。

在论述中，梁启超借《春秋》又一次强调了“重义不重事”的治学方法论。“书法者，本《春秋》之义，所以明邪正，别善恶，操斧钺权，褒贬百代者也。《春秋》之书法，非所以褒贬也。”“《春秋》之作，孔子所以改制，而自发表其政见也。”所以《春秋》可以有书法。“《春秋》经也，非史也;明义也，非记事也。”强烈批判后人不解《春秋》之为何物，胸中曾无一主义，摭拾一二断烂朝报，而规规然学《春秋》。“有《春秋》之志者，可以言书法，无《春秋》之志者，不可以言书法。”[66]他批评后世史家不懂《春秋》之义，而妄学“书法”。在梁看来，《春秋》系孔子为改制，为发表自己的政见而作，根本不是一本纪事的史著。而中国旧史家居然想学《春秋》，是学不来的，“无《春秋》之志者，不可以言书法”。在这里，梁启超仍然肯定今文经学家们“重义轻事”的治学弊病。

在“论纪年”一节中，梁启超非常赞同孔子《春秋》提出的统一纪年的标准:“惟王者所以改元，所以齐万而为一，去繁而就简，有精义存焉。”他认为，《春秋》用统一的纪年代替原先混乱的纪年，是历史学上的一大进步。而后，他主张用孔子降生为纪年:“厥有四善:符号简，记忆易，一也。不必依附民贼，纷争正闰，二也。孔子为我国至圣，纪之使人起尊崇教主之念，爱国思想油然而生，三也。国史之繁密而可纪者，皆在孔子以后，故用之甚便，其在孔子前者，则用西历纪元前之例，逆而数之，其事不多，不足为病，国也。有此四者，则孔子纪元，殆可以俟百世而不惑矣。”很明显，梁启超“借保教为口实，故用孔子降生为纪年”[67]。这说明，对于梁启超来说，当他排斥传统思想的某些方面时，仍认同其他的一些方面。

由此而言，对于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传承性，我们应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梁启超是受传统文化的熏陶而成长起来的，对于接受了传统教育并完全熟悉中国传统文化的梁启超来说，传统文化显然对他有多方面的影响。梁本人传统经史学的素养在其阐释“史界革命”时得到了最大发挥，他对于旧史学的每一项批判，多以今文经学说为“史界革命”的借鉴。我们指出这些，并不是否定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启蒙价值，如陈其泰所言:梁启超接受了由龚自珍和魏源奠定、康有为所发扬的进步公羊学说的传统，站在哲学思考的高度，信奉万事万物处在变易之中和人类历史朴素进化的观点，强烈要求革新政治，以救亡图强为己任，同时，他热心学习和传播西方进化论和其他进步学说，决不以公羊学家自限，不墨守清代经师附会经义的旧规，并且摒弃主观武断的方法，努力运用近代进化论这一新鲜哲学观探求新知，因而成为20世纪初期“新史学”思潮的杰出代表人物。[68]所以说，近代史学是从传统史学发展演变而来的，由彼达此的转变轨迹清晰可寻。传统经史学对中国史学的近代化产生过举足轻重的作用。

因此，“外来影响只是近代史学产生的重要条件，其内在根据还得从中国史学发展本身去找。传统史学中固然有大量糟粕，同时又蕴藏着许多精华，传统之中有近代因素的孕育”。[69]

作为梁启超新史学产生的重要条件的“外来影响”，我们在下一章作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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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其泰:《西学传播与近代史学的演进》，《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2]顾颉刚:《中国近来学术思想界的变迁观》，载王煦华编选《古史辨伪与现代史学——顾颉刚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2、7—8页。

[3]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5页。

[4]魏源:《海国图志》，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1页。

[5]陈其泰:《西学传播与近代史学的演进》，《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6]王韬:《普法战纪·凡例》，1873年中华印务总局活字本。

[7]《读西学书法》，载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4页。

[8]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凡例》，清光绪十五年(1889)铅印本。

[9]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第22页。

[10]谢卫楼:《万国通鉴·自序》，转引自胡逢祥、张文建《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62页。

[11]［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65页。

[12]《变法通议·论译书》，载《梁启超全集》第一册，第47页。

[13]［美］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25页。

[14]［英］麦肯齐:《泰国新史揽要》，李提摩太、蔡尔康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15]王韬:《中东战纪本末·序言》，载［美］林乐知《中东战纪本末》，蔡乐康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

[16]《西学书目表序例》，载《梁启超全集》第一册，第83页。

[17]《西学书目表》，载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第1130—1131页。

[18]《读西学书法》，载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第1163—1164页。

[19]《读书分月课程》，载《梁启超全集》第一册，第4页。

[20]《南海康先生传》，载《梁启超全集》第一册，第489页。

[21]康有为:《日本书目志》，载《康有为全集》第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763—764页。

[22]胡逢祥、张文建:《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第10页。

[23]《东籍月旦》，载《梁启超全集》第一册，第334页。

[24]《新史学》，载《梁启超全集》第二册，第736页。

[25]同上。

[26]同上书，第739页。

[27]参见瞿林东《梁启超〈新史学〉的理论价值》，载《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4—285页。

[28]同上书，第285页。

[29]章太炎:《答铁铮》，载《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71页。

[30]《新民说》，载《梁启超全集》第二册，第658页。

[31]严复:《天演论·导言二·广义》，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24页。

[32]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引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33]《中国史叙论》，载《梁启超全集》第一册，第453—454页。

[34]《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载《梁启超全集》第二册，第1026页。

[35]《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载《梁启超全集》第二册，第559页。

[36]以上引文均据《新史学》，载《梁启超全集》第二册，第739—741页。

[37]转引自俞旦初《中国近代史学界对历史与科学问题的最初提出》，载《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82页。

[38]李振宏:《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

[39]何兆武:《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2期。

[40]瞿林东:《梁启超〈新史学〉的理论价值》，载《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第287页。

[41]《新史学》，载《梁启超全集》第二册，第736页。

[42]《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载《梁启超全集》第七册，第4155页。

[43]《新史学》，载《梁启超全集》第二册，第738页。

[44]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第2页。

[45]陈其泰:《清代公羊学》，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84页。

[46]王先明:《近代新学——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嬗变与重构》，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34页。

[47]《康南海自编年谱》，载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四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7—118页。

[48]《清代学术概论》，载《梁启超全集》第五册，第3097页。

[49]陈其泰:《清代公羊学》，第305页。

[50]尹达:《中国史学发展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17页。

[51]素痴(张荫麟):《近代学术史上之梁任公先生》，载夏晓虹主编《追忆梁启超》，第103页。

[52]［美］张颢:《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6页。

[53]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卷八，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95页。

[54]《清代学术概论》，载《梁启超全集》第五册，第3098页。

[55]《湖南时务学堂学约》，载《梁启超全集》第一册，第109页。

[56]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40页。

[57]尹达:《中国史学发展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19页。

[58]《清代学术概论》，载《梁启超全集》第五册，第3104页。

[59]《自由书·文野三界之别》，载《梁启超全集》第一册，第340页。

[60]《论支那宗教改革》，载《梁启超全集》第一册，第265页。

[61]《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载《梁启超全集》第二册，第1026页。

[62]陈其泰:《清代公羊学》，第266页。

[63]刘梦溪:《传统的误读》，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85—87页。

[64]《新史学》，载《梁启超全集》第二册，第740页。

[65]同上书，第746—747页。

[66]《新史学》，载《梁启超全集》第二册，第749—750页。

[67]刘师培:《黄帝纪年说》，载《刘师培辛亥前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页。

[68]陈其泰:《清代公羊学》，第342页。

[69]陈其泰:《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