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的内容和方法

本书研究内容的核心话语为西北少数民族、大众传播、社会变迁。西北少数民族的研究框架拟定为世居西北、文化结构独立、人口较多的维吾尔族、藏族、哈萨克族、蒙古族等民族族群。大众传播的研究范围拟定为2008年以来，面向西北少数民族区域的各类媒体所呈现出来的传播行为、内容、途径、环境、形态。社会变迁研究主要分析大众传播作为因变量通过媒介接触、到达率、信息流动情况等量化信息以及受众对媒介文本的选择和态度变化导致社会的变迁和发展，从而建构意义。本研究结论应建立在对以上三块核心话语的综合分析基础上获得。

书中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个案研究法。研究拟以新疆库尔勒市尉犁县维吾尔族、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藏族、甘肃省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哈萨克族、甘肃省肃北蒙古族、甘肃东乡族肃南、甘肃自治县东乡族裕固族自治县裕固族、甘肃积石山县保安族等民族族群为研究个案，对大众传播与社会变迁展开研究。个案研究的长处在于擅长从社会、文化环境中重新发现“问题”，且有理论创新空间。

（二）问卷调查法与深度访谈结合。问卷调查法的结果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可反映特定群体针对特定问题的总体趋势。但是，问卷调查法只能回答“是什么”，而不能回答“为什么”，在诸如民众为什么愿意走城镇化道路、为什么相信家人的话而不相信“他人”的话、为什么对待传统价值观念存在差异和分歧等问题上，只能采取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从而将问题引向深入。

（三）比较研究法。理论总结和提升需要对不同事物的差异进行比较分析，从而寻求破解之途。本研究基于个案研究，而不囿于个案研究。通过对西北少数民族大众传播与社会变迁的立体化研究，并通过对比分析，彰显理论创建。

（四）民族志。在本书的研究成果结集成书的撰写过程中，采用了部分调查手记，尝试体现民族志的鲜活风格，强调理性主义与真挚感情的融合，用流畅的文字和真实的记录，完成整个思路的表述，有可读性，有科学性，有理论性。

本书的重点为三，一是对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大众传播的科学描述。通过对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大众传播涉及的社会背景、媒介概况、媒介接触、媒介评价等问题的梳理，梗概出西北少数民族区域大众传播的基本特征。重点思考隐藏在西北少数民族大众传播时好时坏现象背后的深层体制问题，传播主体由政府向社会团体、企业组织、个人的衍射而形成的传播主体在社会变迁中的特点、地位与作用。二是对西北少数民族族群受众的客观表述。我国传播主体眼中的西北少数民族族群受众往往一如散沙，被动消极的处于传播接收端。然而随着信息社会的构建，传媒技术日新月异的飞速发展，受众已突破“顽固的受众”境地，具备对媒介文本的主动选择能力。因而，通过民族志和定性的研究方法，从社会和文化意义上全面深入地把握受众，重新发现并非处于“黑箱”中的受众，是本研究的问题核心。只有完成对受众的客观描述，才能打开西北少数民族大众传播的窗户，才算拭去蒙在大众传播与西北少数民族族群外的迷雾。三是努力做到大众传播媒体与社会变迁的视界融合，从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角度出发，反思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大众传播与社会变迁的缺陷与不足。

书中的难点显而易见，一先是针对西北少数民族媒体传播主体研究框架的确定比较困难。这一困难既包括对传播主体的界定，也包括对传播载体的确定。在广播电视、纸媒、网络、手机等各类媒体充斥传播空间的时代，确定何种媒体为主要观测依据是研究的前提。二是对大众传播和传统传播载体及现象的关系表述。传统意义上的大众传播主要指政府传播，然而近年来，媒介工业模式的建立，使媒介与政府关系多面化，随着大量新媒体的出现，传播主体也发生横向衍生，使政府传播和媒介传播更加复杂化。如何梳理出清晰可辨的西北少数民族大众传播结构构成研究此题的基础。三是对受众的研究方法的确定。定量式的研究对于本题研究仅仅能起到数据基础的作用，故而介入式的民族志能够深入把握受众特征，但是民族志的艰难是众所周知的。四是对目前呈现出来的单向大众传播模式的反思和对西北民族区域大众传播创新式的构建窄播传播模式的思考。五是在研究过程中如何避免进入急功近利式的、工具化策略式的研究泥沼，注重研究价值和学理的探讨，提升研究质量。

本书试图将传播学范畴中两个分属研究类目做一次结合研究，将大众传播与社会变迁交集在中国西北少数民族族群的研究框架内。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在中华民族共生的历史上曾经创造过灿烂的一页，无论从物质生活、生产方式、民族形成，还是从精神生活、风俗习惯、宗教信仰都有着迥异于内地汉文化的特质。汉文化与中国西北少数民族文化的冲突、交流、融合是形成中华文化的基础，在我国的历史上，自有文字记载，就有汉文化与地处西北边疆的犬戎、匈奴、氐羌、突厥、回鹘、蒙古、吐蕃等族群的交融史，就有以传播现象为主旨实现社会变迁的过程。

今天，中国西北少数民族是构成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北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北少数民族居住在广袤的地理区域内，有着丰厚的自然资源，也有着相对独立封闭的文化结构。本研究拟以经济社会发展变革为时间轴线，以西北的大众传播为事件轴线，结合西北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族群社会及受众为个案研究对象，较为系统地分析新的历史语境下，面向西北少数民族族群的大众传播历史、媒介呈现及新媒体的介入、传播特征、传播困境等问题，并将结合具备典型意义的部分少数民族受众的个案研究来获得科学、有效的传播策略。

从纸媒、广电媒体、网络媒体、手机媒体的用户数量来看，我国当前已进入名副其实的媒介大国。媒介正在生发出巨大的传播动力，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社会各类力量在媒介培养下也发生潜移默化的转变，党和政府如何把握、引导社会力量向有利于国家发展的方向运行成为了重大课题。在变化并日益形成势头的社会力量之中，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社会产生了新的动向和迹象。境外反华势力与境内极端民族主义势力的媾和，形成了小股民族分裂集团。这些集团以制造社会混乱事件为方式，破坏新中国成立以来形成的西北边疆良序社会。而这些集团制造的类似“3·14”、“7·5”事件为代表的分裂事件，其社会背景正是我国经济社会改革深层次矛盾在社会层面的呈现。民族分裂分子与追求社会公平正义、提高生活质量的大众的政治诉求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然而，在某种特殊的社会背景下却容易形成表面上的合流。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话语体系的混乱。正是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本书认为，从大众传播的角度入手，从精确的受众个案分析入手，获知切实可行的传播策略，判断各个族群社会变迁的状态，是在信息社会背景下，重构社会话语体系，分解矛盾，达成高度社会认同、文化认同、国家认同的有力、有效之道。

综合以上观点，在西北少数民族族群研究框架内，通过行为变化、观念变化、交往变化等颇有张力的维度进行受众研究，通过行为、内容、途径、环境、形态进行大众传播研究，通过对以上二者逻辑关系的分析综合，对于制定有效传播模式、传播策略、传播内容具有“领航灯”式的作用清晰可见。而在当下以稳定、发展、和谐为主旨的西北少数民族区域政治话语架构的过程中，大众媒体的“软力量”意义必将凸显。这正是本研究的创新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