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必要性

西部大开发已经进行了十年，并且取得了重大成绩。为什么党中央、国务院在此基础上要立即提出“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任务？这既是与西部大开发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相联系，更是西部大开发的现实情况决定的。对西部大开发的发展情况可以用两句话概括：前十年开发成绩巨大；西部地区欠发达状况尚未根本改变。西部地区欠发达状况尚未根本改变的主要表现是：县域经济仍是西部发展的“短板”；西部自我发展能力存在与发挥的城市体系基础尚未构建起来，具体是中、小城市经济仍是西部的“软肋”；县域经济欠发达的社会标识二元结构鸿沟是西部普遍的现实。

1.县（区）域经济体在西部发展空间格局中的主体地位

西部大开发前十年的巨大成绩反映在哪些方面？我们认为主要有两个：一是崛起了重庆、成都、西安三个可以充当链接西部与国家乃至世界经济的增长引擎，这三个“增长引擎”与周边城市体系及其西部省会城市共同构成了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发展骨架；二是西部以交通为主的基础设施及其生态环境有了根本性改变。西部大开发前十年还尚未“开发到位”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是西部县域经济总体仍处于欠发达状态。

县域经济在西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这是由县域经济的幅员与人口在西部中的比重决定了的。在行政区划上，西部的县级市、县、自治县、旗、自治旗、特区有905个，占84.2％ ；西部县域人口比例达81.3％。以云南省为例，在128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中，市辖区只有8个，县级市、县、自治县有120 个；市辖区的面积仅占总面积的2.7％ ；县域人口比例达到86.3％。在第一届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评价中，全国2073个县域经济（其中，西部有1075个）的基本竞争力划分出十个等级，即从A级到J级，而西部县域经济的基本竞争力所占分量，在实力最强的A级中只有5％，在最弱的J级中有86.8％。

西部县域经济的地位与经济实力巨大反差的证据说明，县域经济是西部大开发前十年尚未“开发到位”的问题所在。也就是说，新一轮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对象或载体即开发的重点将从过去的省会为代表的中心城市，转向县域经济。

我们认为，发展欠发达地区的县域经济是现代化的“基础工程”。据统计，在全国，县域经济GDP占六成，工业产值占七成，人口在八成以上，国土和农业在九成以上。从发展经济学来讲，“欠发达地区”是有确定含义的，这个含义就是“非工业化现代化”的地区，或者说就是还没有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地区。所以欠发达地区的县域经济实际上就是指占我国绝大多数的“还没有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农业经济、农村经济、农民经济。在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中，它是属于那相对落后的一极。所以欠发达地区的县域经济其实质或历史使命就是要解决“三农”问题。

如何才能在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中把县域经济更有效地发展起来？我们认为，关键是要解决县域经济的发展理念与战略问题。

县域经济发展的理念简单说来是工业化的理念。含义是要发展改变二元经济的工业经济，要用现代工业生产方式与法人组织进行县域经济的一切经济活动。历史和现实都在证明，工业化是不可逾越的。有了工业化，才有了商品化、市场化、城市化；有了工业化，城市化才有了人口的集中，资本的积累，技术的发展，才有了第三产业及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基础与发生作用的空间——一句话，才能有现代化的基础与空间。由此可见，县域经济只有在工业化基础上才能在传统农村农业社会向市场化、城镇化的转型中实现现代化的发展。值得一提的是，县域经济的工业化理念，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主张只搞工业项目，放弃农业。把传统农业通过产业化转向现代农业，也是县域经济工业化的内容。农业产业化是工业化城市化的一条捷径。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经营，企业化管理，龙头加基地，产供销，农工商，科工贸一体化，是农业产业化的主要内涵。它的核心优势是什么呢？是先专业化，后规模化；是先市场化，后工业化；是龙头带动、市场拉动、特色推动。这在实质上可以看做是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城市化道路。

根据这样的理念，可以把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战略概括为：（1）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较长时期内的基本发展战略是，以第二产业为重点，一、二、三产业共同发展；（2）实施“比较优势”战略。县域经济结构调整只有按照“比较优势”原则确定产业发展重点与方向，才可能是有效益能积累的，也才能获得真正的发展。能不能找到、发掘、发扬光大自己的比较优势，是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所在。由于市场瞬息万变，“比较优势”就是一个动态的系统，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要不断地去调查研究、比较分析，才能找到可以经受住市场考验的比较优势。（3）做大做强现有支柱产业。不管是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富裕县还是贫困县，都有自己的支柱产业。所谓支柱产业，无非就是占县域GDP比重较大的那些产业。其特点或是面广量大，或是地位高影响大，把它们调大了，调强了，对县域经济结构调整就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4）发展龙头企业，使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加工工业发展起来。目前，农副产品加工的增值率国内平均是43％，国外是200％—300％。县域农副产品加工停留在低层次粗加工的较多，附加价值小。从全国看，尤其在西部，农副产品深加工潜力很大，市场也很大。只有大力培植龙头企业，才能从本地资源出发广泛开展合资合作，积极参与新一轮的市场分工、合作与竞争，使县域丰富的各种资源在加工工业与制造工业带动下形成食品、纺织、服装家电、玩具、家具、建材、五金、竹藤制品、矿产品、手工艺品等产品优势。

2.“西部自我发展能力不足”与中、小城市经济“软肋”

在如此幅员面积大、人口众多、经济社会处在欠发达状况的县域经济的背景下，中国西部地区依靠什么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以二元结构为标志的欠发达状况？答案就是依靠以中心城市为核心、链接中等城市、小城市、小城镇的城市体系。

目前西部的城市状况是省会为代表的中心城市“一城独大”，成为广阔的城乡二元结构中的一个个“孤岛”。与之对应的中等城市、小城市、小城镇既存在数量少、现代化程度低的问题，又存在城市之间没有形成体系化关系的问题。因此，中、小城市就成了西部自我发展能力不足的“软肋”，这个问题既是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根本原因，也是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内容之关键。

青海省学者顾华祥在《西部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对策研究》一文中认为，西部城市体系与中、小城市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四个：（1）城市数量少，规模小。西部人口在100万—200万的大城市各省市区各有1个。50万—100万人口的城市、20万—50万人口的城市和10万—20万人口的城市都比较少，市辖农业人口比例都比较高。（2）城市的地域分布十分不协调。西部城市主要是沿交通干线、沿盆地边缘以及沿河谷地带，呈串珠状、条带状分布。各省市区之间的城市发展存在很大差距。（3）城市间距离的远近与通畅性极端化形成的吸引力和辐射力较弱。如：从乌鲁木齐市到新疆区域内各城市的距离最近18公里，最远1509公里，平均距离为540多公里，这个情况在西部比较普遍。造成西部城市之间的引力减弱，城市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不畅，不但制约了城市的发展，也减弱了对周围非城区的辐射力。（4）城市的分布、规模、密度和结构等受严酷的自然条件和脆弱的生态环境制约。比如，绿洲城市其绿洲边界则成为城市辐射波延伸的天然障碍；又如，高山峡谷的分布与走势，将迫使城市发展只能沿交通线方向进行，导致城市的不平衡分布。[5]

由于这些，严重制约了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的发挥，城乡间、城市间市场经济体制运作缺乏依托，工农业生产方式现代化与高效率都无从谈起。

西部如何才能破解因中、小城市量少质差与省会为代表的经济中心城市体系化的断层，为自我发展能力的生成与提高奠定坚实的基础？我们认为，通过经济中心城市的“经济圈”模式，把具有区域性次级中心功能的县城改造提升为中等城市，是比较可行的路径。这方面全国已经有不少成功的范例。例如，福建省从战略高度上定位福州、厦门、泉州三大中心城市功能，形成两大经济圈（福州经济圈和厦漳泉城市经济圈），目标是城市规模做大、功能产业做强、网络布局做活和发展基础做实。早在2002年6月，湖北省委、省政府在省八次党代会上就明确提出了建设以武汉为核心，包括黄石等周边100公里的8个城市，逐步将其发展成内陆地区最重要的经济增长极之一。2007年5月，重庆市正式提出并开始实施以高速公路为骨架的“一小时经济圈”战略。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原建设部总规划师陈为邦指出，重庆构建“一小时经济圈”战略具有促进实施城乡统筹发展战略与促进城市体系化的双重意义。他说，“一小时经济圈”战略，是重庆市实施城乡统筹战略的必然选择；同时，“一小时经济圈”战略还可加强重庆都市区与万州、黔江为中心的渝东北、渝东南“两翼”城镇群的联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学术顾问林凌则认为，重庆“一小时经济圈”战略，还可以加强与成都城市群的合作与联系，促进城市群之间的互联互动、优势互补，以增强由成都与重庆两大城市群的“成渝经济区”的整体竞争力。[6]

3.自我发展能力不足与城乡二元困境的内在关联

西部大开发已经进行了十年，为什么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尚未很好地形成？这与西部广泛的城乡二元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存在是分不开的。关于城乡二元结构理论，已经是一个广为人们知晓的问题。所谓城乡二元结构，按照刘易斯的说法，就是相对发达现代的城市与相对因生产生活方式传统落后的农村并存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刘易斯认为是城市市场经济体制与农村自然经济体制的“效率落差”。[7]这个理论观点，可以比较有力地说明西部自我发展能力不足与城乡二元困境的内在关联。

市场经济是一种效率优先、并与自然经济或计划经济相比较具有效率优势的体制。西部广阔的农村如果还未与市场经济体制链接，仍处于自然经济与计划经济残余主导，那么因效率低而产生的贫穷、不发达等问题的存在将是难以避免的。以云南省为例，在128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中，市辖区只有8个，县级市、县、自治县有120个；市辖区的面积仅占总面积的2.7％；县域人口比例达到86.3％。也就是说，由云南这个西部的缩影可以看到，如果不能依靠市场经济获得高效率的发展并受益，西部的自我发展能力问题是无法得到孕育和提高的。

城乡二元结构的实践指向是，要反对农村仍处于自然经济与计划经济残余主导的传统性，其主张是用市场经济体制、工业生产方式、市民现代生活方式改造传统的农村、农业与农民。核心是发展现代农业，随着城乡在市场经济体制基础上的统筹战略与一体化发展，二元经济就会向更高层次的一元经济即区域经济一体化过渡。

在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实践中当然不再是简单重复二元结构理论，而是找到消除二元结构走向城与乡、工业与农业一体化既科学又现实的路径。

找到消除西部地区二元结构走向城与乡、工业与农业一体化既科学又现实的路径，首先要在西部落实“包容性增长”战略。[8]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西部二元结构形成了西部发展的系统性障碍，因此，西部发展中的包容性增长就是要对现行制度体制、公共产品供给、财政金融资金支持、交通基础设施、人才因素、农业产业化发展等六个方面，进行系列综合性统筹的重点研究，整体性进行改革或重建的规划设计。

进一步思考，在中国改变二元结构，还应该抓住县与镇农民增收这个“牛鼻子”。因为中国二元结构的载体还是县域经济体。农民增收也就意味着二元结构的“消元历史逻辑”。“消元历史逻辑”的分解内容是：农民增收也就意味着县域人均收入的增长，是财政增长的前提，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基本标志；农民增收是农村稳定的基础，农业积累的源泉，农村现代化的前提；农民收入增长了，农民从事二三产业才有资金，搞规模经营才有资本，转移进城才有资格；农民收入增长了，农村市场才能拓展，工业经济、城市经济、中国经济才有了新的发展动力；农民收入增长了，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了，才能叫做县域经济真正发展了，中国实现全面小康的基础才真正夯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