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社会转型呼唤文化变迁
从大历史角度看，在20世纪的中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的中国社会，形成了一个与传统迥然不同的毛泽东时代。“毛泽东时代”[1]在这里特指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一历史时期。与新中国成立前相比，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社会几乎在所有领域（从经济、政治到文化，从国家、社会到个人）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同时也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有着明显的区别。毛泽东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是这个历史时期最具影响力的历史人物，他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所以我们把这一时期称为“毛泽东时代”。回望历史，毛泽东时代无疑给中国社会留下了一笔丰富而沉重的历史遗产。
毛泽东时代给我们留下的丰富物质遗产，就是建立起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经济进入近代以来的最好发展时期。
1949年的中国，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度，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人民进入一个探索的时代，中国加快了发展的步伐。在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的条件下，硬是在短短不到30年时间里，经历种种挫折，走完了英国花了近百年时间才走完的工业化路程，建立门类齐全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导的国家。
表1.1 工农业总产值
从表1.1中可见：一是，工业增长速度快于农业增长速度。工业总产值1957年比1952年增长102%，1978年比1957年增长477%；而农业总产值1957年比1952年增长16.5%，1978年比1957年增长192%。二是，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所占比重越来越大。1949年工业总产值为工农业总产值的30%，农业为70%，1952年分别为43%和57%，1957年分别为57%和43%，1978年分别为72%和28%。
我国过去所没有的工业部门，如飞机、汽车、重型和精密机器、发电设备、高级合金钢和有色金属冶炼等从无到有建设起来。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自行制造了喷气式飞机、重型拖拉机、铁路机车和现代海船。并拥有了自己的核武器，完成了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把卫星送进了轨道。
仅从经济起飞的成就而言，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毛泽东时代是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奇迹的时代。可惜，经过“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国民经济一度濒临崩溃边缘。从总体上讲，毛泽东时代留下的物质遗产奠定了后来改革开放的经济基础，奠定了新时期社会转型的经济基础。
毛泽东时代留下的最重要的制度遗产，就是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形成了苏联式的传统社会主义体制模式。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生产资料公有制占有绝对统治地位。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都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到1956年年底，我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已占绝对优势，社会主义公有制已成为我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参见表1.2、表1.3、表1.4）据统计，在国民收入结构上，1956年同1952年相比，国营经济由19.1%上升到32.2%，合作社经济由1.5%上升到53.4%，公私合营经济由0.7%上升到7.3%；这三种经济合计占国民收入的92.9%，个体经济由71.8%下降到7.1%，资本主义经济则由6.9%下降到接近于零。在工业总产值中，1956年同1952年相比，社会主义工业由56%上升到67.5%，国家资本主义工业由26.9%上升到32.5%，资本主义工业由17.1%下降到零。在商品零售额中，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商业由42.6%上升到68.3%，国家资本主义商业和由原来的小私商组织的合作化商业由0.2%上升到27.5%，私营商业由57.2%下降到4.2%。[2]
表1.2 1956年与1952年相比，不同经济成分在国民收入结构中的变化情况
表1.3 1956年与1952年相比，不同经济成分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的变化情况
表1.4 1956年与1952年相比，不同经济成分在商业零售额中所占比重的变化情况
上述情况表明，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在所有制体系中的统治地位，中国几千年来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剥削制度已经基本上被消灭，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我国初步确立。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不久，人们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建立了人民公社，进一步提高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试图建立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人民公社在当时被看做一场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伟大革命，是实现两个过渡——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形式。文化大革命时期“割资本主义尾巴”等做法在实践中把公有化程度提高到顶峰。据统计，改革开放之前，我们非公有制经济仅占不到1%。实践常常有理论的引领。毛泽东曾经在“五七”指示中设计了一个理想社会。这个理想社会虽然只字未提彻底消灭私有制问题，但它实际上是一个消灭一切私有制的社会。正是在这一时期，农村“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和城市的全民所有制在社会经济中居于绝对统治地位。
第二，实行全面的计划经济。生产资料公有制占据绝对统治地位就使得实行全面的计划经济成为可能。国家作为生产资料主人的代表者，通过建立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统一指挥和安排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主要经济活动都纳入了国家计划。国家统管绝大多数重要物资。财政统收统支，产品统购包销，外贸统进统出。国家全面干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当时，各行各业，各个单位都自成体系，自我供给，同时都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采取行动，发挥自己的社会功能。人民公社实际就是一个自成体系的“小社会”，是整个社会的缩影，人民公社内部行业齐全，是多种经营的综合性经济组织，同时也是一个社会生活组织。这种体制模式，从经济运行上来说，过分强调指令性计划，崇尚扩大产品经济的范围，贬低商品交换的作用，忽视价值规律的功能。
国家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作为权宜之计也会承认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但不承认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经济），但总的来说，认为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产生资产阶级的温床”，迟早要消灭之。与商品经济相联系的经济调节手段都被否定，利润制度、奖金制度、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原则，都被当做资本主义的东西加以批判，价值规律被当做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规律，以经济手段管理经济被批判为“资产阶级经济主义”，发展生产被视为“唯生产力论”。
第三，事实上的平均主义分配原则。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一直把按劳分配看做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但是按劳分配这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在实践中变成了事实上的平均主义分配原则。当时，人民公社普遍实行供给制和工资制的分配制度。到了“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为止，在城市，说是实行八级工资制，实际上多年没有调整工资。在农村，农民记“大寨式”工分，吃“大锅饭”。
供给制体现的是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却被视为共产主义因素而备受青睐，工资制却被视为是向资产阶级让步。毛泽东于1958年在北戴河会议上讲话中一再讲，过去战争年代的工资制是先进的，具有共产主义性质，过供给制生活是马克思主义作风；体现按劳分配的工资只有很大弊病，在社会主义社会不是非实行不可的制度。进城以后，改供给制为工资制是一个倒退。[3]毛泽东也非常赞赏“吃饭不要钱”的制度，认为这种制度不但消灭了私有制，也消灭了等级制、特权制，破除了资产阶级法权。这些思想导致了在实践中对物质利益的忽视，一直把物质利益原则当做物质刺激、个人主义加以批判。1974年10月20日，毛泽东在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4]看来，当时的主要倾向是，主张取消工资制，恢复供给制，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淡化物质利益。等级制、工资制、按劳分配等被当做资产阶级法权来批判，试图以此来实现平等。
第四，在政治上实行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但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年代里，民主范围常常被缩小，而专政范围容易被扩大。
毛泽东时代也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形成了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造中国社会的伟大斗争中，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思想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并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革命性改造，对中国社会文化进行了恢弘而深刻的文化整合，极大地改变了中国文化传统，形成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新型的社会主义文化。这突出表现在毛泽东的文化探索中。
毛泽东沿着“古为今用”的理路，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分析，极力批判传统文化中的封建性的糟粕，而对传统文化的精华则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加以批判继承。他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平等思想，形成了自己的平等观念、平均主义和集体主义思想，并以此强烈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封建等级制观念，从根本上颠倒了传统的上下、尊卑、贵贱关系，把“尊王”为核心的等级制文化，转变为“热爱人民”为核心的平均平等和集体主义文化。他支持“小人物”批判“大人物”，发动群众自上而下地对“大人物”“造反”。他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庸”和“和谐”的价值目标，号召人们进行“阶级斗争”。封建统治者以强权剥削、压迫人民，是历史上的寄生虫，是历史前进的阻碍者，他们是人民大众的敌人。人民大众只有不断地造他们的反，推翻他们的统治，历史才能前进。阶级斗争，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他把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文化精神，通过群众性大规模的暴风骤雨式的阶级斗争，转变为一种激进的、斗争的、能动的文化精神。可以说，这种精神在毛泽东时代以至于至今还主宰着中华民族的思想历程，时时唤醒深层的民族危机意识，它贯穿于路线、方针、政策、纲领、号召和战略策略，甚至沉淀在人们日常的工作作风、生活态度、交往关系、道德素养，它激发了中华民族的创新精神，使中国人民创造了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
毛泽东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社会发展要经历五个阶段（原始社会、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论，遵循“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理念，希望通过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为指导，完成中国“新民主主义阶段”、“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和“建设社会主义”阶段等历史任务，最终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使中华民族实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描绘的最美好的人类理想——共产主义社会。尽管毛泽东晚年的共产主义实践被证明是失败的，但这一理想和实践展现了深刻的文化意义：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国人对终极价值的文化指向，把几千年来中国人的“趋古精神”变为一种“前景精神”。这种转变是对中国文化模式的基本转变，也是20世纪中国文化转型的基本内容。[5]
毛泽东希望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的新文化是人民大众的文化。毛泽东有时把文化分为统治阶级的文化和劳动人民的文化。前一种就是朝廷文化、士大夫文化，是雅文化，后一种就是所谓的乡里文化、市井文化，是俗文化。“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6]毛泽东始终认为，人民大众是社会的主人公。干部应该是人民的勤务员，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国新文化也应该是反映人民生产生活和喜怒哀乐的文化。毛泽东厌恶文学艺术上表现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而唯独钟爱表现农民起义的戏剧《逼上梁山》，就十分明显地表达了他的这种文化态度。在这种文化态度下，他独特地认为，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不应该写成改朝换代的历史、帝王将相的历史，而应该写成一部农民革命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一场伟大的农民革命战争。毛泽东从人民性的立场出发，鄙弃雅文化而崇尚俗文化，它总是以俗文化为主体，力图颠倒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的雅文化和俗文化的主次地位，即以俗文化的立场、态度去改造和利用雅文化。
毛泽东力图把深受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影响的传统的人改造为共产主义新人。张思德、雷锋、焦裕禄、王进喜等就是被树立起的共产主义新人的一些典型。这些共产主义新人具有无产阶级革命人生观和高尚的思想道德境界，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像保尔·柯察金一样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为了塑造共产主义新人，毛泽东强调，全国都要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都要成为共产主义的大学校。在这个学校里，都要学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文化。要“拿起锤子就能做工，拿起锄头犁耙就能种田，拿起枪杆子就能打敌人，拿起笔杆子就能写文章”[7]，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毛泽东强调，人民要有批判和创造精神。我国民都应该成为旧世界的批判者，新世界的建设者和保卫者。毛泽东强调，人民要有高尚的道德，要求各行各业都要批判资产阶级，具有反修防修的能力，并在其晚年指导全国人民进行了“斗私批修”的实践。毛泽东认为，塑造共产主义新人，主要手段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树立高尚的思想道德，在共产主义思想的指导下进行工作、生活和学习，激发人民团结起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高昂热情。
可以看出，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政治运动中，运用阶级斗争的方式，持续地“反修防修”、“斗私批修”，一切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都受到程度不同的无情批判，试图达到“灵魂深处闹革命”，把中国传统文化转变为现代文化，把农业文化转变为工业文化，把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旧文化转变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形成了社会主义的新思想、新道德、新风俗、新习惯，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果，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8]毛泽东时代的文化发展中也有深深的缺憾，中国文化却始终处在文化革命的状态中，文化极度泛政治化、阶级斗争化。
回望毛泽东时代，审理毛泽东时代的丰富遗产，我们发现，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在不到30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急行军中，经济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使中华民族漫步踏上了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在不到30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急行军中，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形成了以苏联模式为模板的传统社会主义体制。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在不到30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急行军中，形成了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形成了社会主义的新思想、新道德、新风俗、新习惯。
回望毛泽东时代，审理毛泽东时代的丰富遗产，不难发现，我国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传统社会主义体制模式，曾一度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等方面发挥了其应有的积极作用。但与此同时，它的弊端逐渐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全面暴露了出来。比如，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对企业统得过死，管得过严，企业失去活力，搞平均主义、“大锅饭”抑制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国民经济长期处于“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恶性循环的怪圈。又比如，运用政治运动的方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导致阶级斗争长期、严重的扩大化，甚至在思想文化领域推行阶级斗争，搞所谓“灵魂深处爆发革命”。
实际上，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时起，中国社会发展就已经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一个在全国执政的党，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已经是我国的中心任务。但是后来的历史发展表明，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反而出现了扩大化的情况，传统社会主义体制模式逐步成为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桎梏。面对这种发展现状，只有顺应时代转换和形势发展的要求，结束阶级斗争扩大化趋势，突破传统社会主义体制模式，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道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重新显出蓬勃生机。而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道路，实际就是要探索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新模式，实现全面的社会转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着社会转型的严重任务。
社会转型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领域的全面转型，社会转型离不开深刻的文化创新。社会转型不是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分别地、互不牵连地转变其原有形态，而是一个总体性的转变过程。其总体性在于，各个层面的发展与转变是互相牵动、互相制约的，企图单打一地只进行某一层面的局部的转化，就很容易导致社会生活的混乱和人们精神生活的紊乱，从而导致社会转型的自生性阻滞。只有根据时代特点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在经济发展、政治变迁的同时，进行与时俱进地文化创新，实现意识形态、价值、道德、社会心理的合理地跃迁，才能为社会转型提供先进的思想文化前提。但到“文革”结束时，中国文化的现状满足不了这样的时代要求。
“文革”结束时的中国文化高度政治化、高度意识形态化、过分僵化，具有这些特征的文化适应不了时代主题的变化、世界局势的转折，更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和历史任务相矛盾。文化革命实质上是把革命当做文化的目的，这必然在逻辑上导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化态度。其实，革命不是目的，革命的目的是要改革社会制度，推动经济发展，提高生产力水平，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化态度的实质就在于，以为只要搞好政治斗争，只要政治方面的问题解决得好，只要人们的政治觉悟高，其他问题都是“目”，纲举就能目张，其他问题就能迎刃而解。文化革命论者试图用革命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结果证明适得其反。在这种文化态度下，一味地抓阶级斗争，就必然使社会发展出现了严重的失调。“文革”的后果就鲜明地说明了这一点。“文革”留给中国的，不但有濒临崩溃边缘的经济状况，而且有许多令人棘手的社会问题和人们精神生活领域的严重危机。
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社会变迁必须以政治革命为先导，但政治革命仅仅只是先导而已，它不是随时随地都可以拿来使用的万能法宝。政治变革只是在一定条件下所采取的一种形式、一种手段。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条件取得后，应该把政治的领导功能经济化。如果一味地坚持搞政治运动，就只能走入主观唯心主义的死胡同。社会变迁起主导作用的是经济发展和经济变革，同时也离不开文化变迁。在和平建设时期，发展生产力是中心任务。这就要求文化也随之改变其性质、功能和状态，文化革命应该转变为文化创新，革命型的文化应该转变为创新型的文化。这就是“马上可以打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的道理。“打天下”可以使用革命意识形态，“治天下”则应该用非激进的、建设性的意识形态。如果以革命意识形态为指导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就会长期陷入阶级斗争的窠臼和旋涡，如果以它为标尺去评判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进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存在就会发生合法性危机。这种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在“文革”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比如，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一样是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但长期以来，把知识分子划为旧社会的阶级，对其采取了批判、利用、改造的政策，因而使一些有益的精英文化在社会精神文化生活中处于一种留之无用、弃之可惜的尴尬地位。这就使得文化和知识在社会上的意义和作用受到了普遍的怀疑，“知识无用论”、“读书无用论”成为一种广为流传的社会风气。这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总之，在毛泽东时代，人们的精神支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共产主义美好远景。正是这个精神支柱，作为中国共产党全党、全民族的文化共识，为维系党心民心，团结一致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左”的错误思想的流毒和封建主义思想等因素的长期影响，到毛泽东时代结束时，当代中国文化仍然处在文化革命的状态中。这已经在理论和实践上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严重阻碍着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转型。所以，在毛泽东时代之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大胆推进文化创新特别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创新，建设一套十分严整的、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理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重建与现代化目标相适应的社会价值系统，振兴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实现从文化革命向文化创新的跃迁，为新形势下中国社会的制度变迁提供新的精神支撑，这就十分迫切地提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文化的深刻变迁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要求下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