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马克思在世时出版《马克思文集》的尝试
早在马克思在世时，他就有过一次出版自己文集的尝试，尽管这一尝试很快就失败了，但它却在马克思主义文献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这是历史上出版马克思文集的第一次努力。
1850年年底，马克思与海尔曼·贝克尔（Hermann Becker）通过书信商量了一系列出版事宜，其中一点就涉及以分册的形式出版马克思的文集。在这一年12月2日致贝克尔的信中，马克思谈道：
1.你知道，舒贝特先生把我们的《评论》[1]办得多么糟糕。我想，最近几天，他那里就要出版最近两期。我希望这个刊物（从二月份起）作为季刊继续办下去，每个季度二十印张。更大的篇幅就有可能采纳更加丰富多彩的材料。你能否承担出版的责任？需要什么条件？
2.我的一位朋友把我一本反对蒲鲁东的书从法文译成了德文，并为它写了一篇序言。为此我向你提出同上面一样的问题。
3.我拟了一个计划，准备给读者提供一套由若干篇幅不大的小册子组成的现代社会主义文献……如果你愿意承担这件事，那末现在就可以做些准备工作。[2]
正是在与贝克尔讨论这一系列出版计划时，马克思提出了出版自己的著作《哲学的贫困》的想法。之后，这一想法迅速扩展，马克思希望贝克尔能够出版他的文集。在未流传下来的1850年12月13日致贝克尔的信中，马克思委托他出版自己的“所有文章”。[3]按照当时的设想，这套文集预计出版两卷，每卷400页，共计50印张。第一卷将收录马克思在《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闻集》、《莱茵报》、《德法年鉴》、《威斯特伐里亚汽船》、《社会明镜》等刊物中发表的文章以及在三月革命之前发表的一系列专题论文。[4]第二卷主要收录马克思在《新莱茵报》中发表的文章。
对于马克思的提议，贝克尔欣然接受，并着手准备编辑、印刷工作。在首次发表于MEGA2的贝克尔于1850年12月底致马克思的信中，我们看到了《马克思文集》的进展情况。“我多想在圣诞的时候就把最初的印张寄给你。……从1月1日起两个排字工人将不间断地排印《文集》。它采用加拉蒙字体，34行，如果你想的话，每页32行也可以。……装帧没有什么不尽如人意的，只是纸张将不是英国产的。印刷纸的价钱涨了25%—30%，质量却糟糕了100%。” [5]另外，贝克尔还谈到，几天后会通过伦敦和科隆的包裹快递公司给马克思寄去一套老的《莱茵报》。这显然仍是《马克思文集》计划的一部分，因为在该文集的第一卷中将收录马克思发表于《莱茵报》的文章。按照MEGA2编者的推测，身在伦敦的马克思当时可能并没有现成的《莱茵报》，所以才请求科隆的贝克尔帮他弄到这套报纸。尽管贝克尔在12月底的信中谈到“几天后”会把这套报纸快递给马克思，但是实际上，直到1851年2月3日，贝克尔才告诉马克思：“今天，老的《莱茵报》及手稿发给你了。”[6]
在收到报纸后，马克思迅速进行了文章的挑选和修改工作。按照MEGA2第Ⅰ部分第10卷的考证，马克思修改和编辑了以下文章：《〈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的第三篇论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区乡制度改革和〈科隆日报〉》、《论离婚法草案》、《〈科隆日报〉的一个通讯员和〈莱茵报〉》、《奥格斯堡报的论战术》、《评奥格斯堡〈总汇报〉第335号和第336号论普鲁士等级委员会的文章》、《摩泽尔记者的辩护。A和B》、《答一家“中庸”报纸的攻击》、《答“邻”报的告密》、《〈科隆日报〉的告密和〈莱茵—摩泽尔日报〉的论争》、《莱茵—摩泽尔日报》。[7]这些文章计划收录在《文集》第一卷第一分册的后续分册中。当然，后续分册的内容不会仅仅限于这里提到的马克思亲手修订的文章。在校订完这些文章后，马克思立即把这套《莱茵报》寄回了科隆。正如他在2月28日致贝克尔的信中写的，“希望你收到了《莱茵报》”[8]。
客观地讲，整个《马克思文集》计划的进展还是相当顺利的。1851年4月，科隆出版了80印刷页的《马克思文集》第一分册，它收录了马克思写的《评鲁普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以及《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的第一篇论文《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的一部分。然而，尽管有如此高效的出版速度，但是在普鲁士反动政府的统治下，进步书刊仍然必须面对查封、停印的命运。在1851年5月1日致马克思的信中，恩格斯就提醒马克思：“你的内兄……以值得赞许的劲头正在没收书籍。我所担心的只是，他作为普鲁士官僚国家的布鲁土斯不久也会对你的东西采取行动……”[9]这里所谓马克思的“内兄”，正是马克思的夫人燕妮的异母哥哥斐迪南·冯·威斯特华伦（Ferdinand von Westphalen）。他当时担任普鲁士的内务大臣，极力扼杀进步思想。显然，恩格斯的预见是正确的。如果说，在1851年5月3日致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还非常放心地谈道：“贝克尔把他的排字房和印刷所迁到了佛尔维耶；看来，政府的迫害没有损害到他。我写的玩意儿的一个分册已寄来，但是只有一本。”[10]那么，这只能说，马克思对形势的估计偏于乐观，因为政府的迫害魔爪很快就伸向了贝克尔，尽管他提前采取了转移排字房和印刷所的措施。
1851年5月，政府对科隆共产党人迫害的最终结果是，贝克尔被捕。《马克思文集》的后续部分再也没能继续出版。这一结果，我们在马克思的书信中也可以有大概的了解。在1851年5月16日致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谈道：“由于我的可尊敬的内兄大臣的干涉，我的东西……又一次被停止付印了。看来，贝克尔在佛尔维耶遇到了困难。”[11]这里所谓的“内兄大臣”自然就是斐迪南·冯·威斯特华伦。在1851年8月致海尔曼·艾布纳尔（Hermann Ebner）的信中，马克思再次谈到了这件事，“冯·威斯特华伦先生同马克思只打过一次交道，这一次就是，他通过没收贝克尔的印刷所并把在科隆的海·贝克尔投入监狱的办法，破坏了贝克尔开始出版的、第一分册已经问世的《马克思文集》的出版……”[12]
可以说，正是由于政府的迫害、由于贝克尔的被捕，或者一句话，由于政治时机的不宜，计划中的《马克思文集》最终在出版了一个分册之后便夭折了。[13]在19世纪50年代普鲁士的反动统治下，这种结局对于进步著作来说其实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遗憾的是，经历了这次失败之后，由于忙于《资本论》的写作，忙于领导国际工人运动，马克思再也没有尝试出版自己的著作集。在他的有生之年，这样的计划鲜有听闻。不过，在1883年马克思去世之后，出版马克思文集乃至全集的声音再一次开始此起彼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