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明代建文史编撰的历程
明代的建文史编撰是明代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的分期大致是一致的，但稍有差异。
姜胜利教授将明代野史的发展分为前后两期。洪武至正德时期，为野史的产生与缓慢发展时期；嘉靖至明灭亡，为野史兴盛繁荣时期[24]。这是符合明代野史发展的实际情况的。钱茂伟教授从“范型”理论出发，主张分为三个阶段，即洪武元年（1368）至正德末年（1521）为前期，嘉靖元年（1522）至万历二十一年（1593）为中期，明末清初为后期。分别称“理学笼罩下的史学”、“中国史学的转型”、“中国史学的多元化”[25]，也不无道理。明代的建文史编撰有其特殊性，笔者根据其发展演变的实际情况，分为四个时期。永乐至弘治为建文史编撰的歪曲与沉寂时期。正、嘉以后至明代末年，建文史的编撰进入高潮期且一直运行在这个平台上。具体来说，正德与嘉靖两朝，建文史编撰还没有消除靖难的影响，史籍多以“备遗”、“革除”、“革朝”命名；隆、万时期为一段，建文史编撰表彰忠义的目的增强；明末，包括天启、崇祯以及南明弘光政权与清初的遗民，为建文史编撰的极盛时期，此一时期，表彰忠义的目的达到极端，并且对明代历史、明成祖朱棣开始进行反思，出现了对朱棣的批判。[26]在此，拟对四个阶段扼要叙述如下。
第一编，建文史编撰的歪曲与沉寂。可分为两个小段：永乐、洪熙、宣德时期呈现歪曲与空白的特点；正统至弘治时，建文史研究开始复苏，但总体表现为沉寂。
一般来说，史书编撰离发生的时间越近、原始材料保存得越多，所修之史的价值越高、可信度越大。但建文史籍的编撰，却不符合这个规律。
不过，仁宗、宣宗时期，朱棣一系的统治已稳固下来，政治气氛比永乐时稍有宽松。所以仁宣后，时人渐敢谈论建文时事。民间出现自发地祭祀建文忠臣的活动，有臣民呼吁为建文修史，永乐时不允许携带建文诸臣文集的禁令也在无形中失效了，以方孝孺为代表的诸臣文集纷纷镌刻，尽管抽调了违碍文字，但也显示了政治上的日益宽松。有关建文诸臣事迹的野史笔记零星出现，其代表作品是宋端仪的《立斋闲录》，内有一卷《革除录》，收录了不少原始资料，对建文史研究有重要价值。但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建文史的编撰处于沉寂状态，成果稀少，且多一鳞半爪。
第二编，正德和嘉靖时期，出现建文史编撰的第一个高潮。
明武宗和世宗统治时期，社会危机开始加深，“法祖”意识兴起。为寻找使国家富强的良方，人们开始注意当代史的编撰，欲从祖宗处学到救治时弊的好办法。作为当代史一部分的建文史编撰呈现兴旺气象，史籍不断涌现，有明通史中涉及的建文史，也有建文专史；有编年体，有纪传体，有列传体。总之，多种体裁并存。
本编拟从建文专史修撰和明通史著述中的建文史两个角度阐述。专史修撰成果，后世散佚者不作介绍，只介绍现今存世者，有《备遗录》、《革除遗事》、《革朝遗忠录》、《姜氏秘史》、《建文皇帝遗迹》等书。明通史有《龙飞纪略》、《皇明通纪》、《鸿猷录》、《吾学编》等书的相关内容。介绍这些成果时，比较重视梳理建文书法、建文史观，以及建文君臣事迹记录的演变过程。
这一时期的建文史籍，受“靖难”事变的影响还比较深，书名一般为“革除”、“革朝”等，并且保存史料的目的比较强，即强调“备遗”。由于灰烬之后，资料缺乏，所以诸臣事迹记载比较简略，人数也不多，尤其是正德朝、嘉靖初的建文史籍，陈陈相因，相互借鉴的情况比较严重。
第三编，阐述隆庆、万历时期的建文史编撰成果。
隆庆朝时间比较短，建文史籍的编撰乏善可陈。
万历朝是明代为建文君臣冤案平反动作最大的一个朝代。表彰建文忠臣，恢复建文年号；官修正史失败；并且，万历中期后社会危机进一步加强，这些都推动了建文史的修撰。所以，在正德、嘉靖年间出现的建文史籍的编撰高潮，万历时又继续得到发展。
此编共六章，分两个小段进行阐述。隆庆至万历二十一年（1593）前算前段，万历二十一年（1593）拟修正史至万历末年为后段。每一段都相对独立，分别从社会历史背景及建文史籍编撰成果两方面进行阐述，成果的介绍仍基本上采用建文专史修撰成就与明通史中的建文史撰述两种形式。
此编前段，万历皇帝表彰建文忠臣，不过，反映到建文史籍的编撰上有滞后效果，专史只有朱睦
的一部《革除逸史》，其他就是几部明史著作中有所涉及了。
万历中后期的社会矛盾加深，此一时期的建文史研究，表彰忠义的性质增强，有不少建文史籍，直接以“忠”字命名，如张朝瑞的《忠节录》、许有榖的《皇明忠义存褒什》，即便是综合性史著《建文朝野汇编》与《建文书法儗》，所收录的人物也是不事二主的建文忠臣。
建文逊国出亡说更加流行，相继出现托名史仲彬的《致身录》和程济的《从亡随笔》两书，将前此各种出亡说做了一次总结。伪书的出现，反映人们对建文帝的怀念，这是人们不满现实黑暗、向往清明政治的表现。
第四编，包括天启、崇祯、南明小朝廷及清初遗民的建文史编撰。
南明和遗民所处的时代已到清朝初年。之所以把南明及遗民的相关研究纳入明建文史编撰的范围中来，是因为南明政权为明朝的残余，政治和学术都表现出对明代特点的继承与发展；而遗民们忠于明朝，他们的思想与感情都与前朝相连。因此，把他们的相关成果纳入明代建文史编撰的范畴是合理的。
此编分四章，分别从四个方面阐述明末时期的建文史编撰情况。首先，阐明明末的历史背景及其对建文史编撰的影响；其次，介绍这一时期的编撰成果，分表彰忠义的专史著述、明通史中的建文史编撰与遗民的建文史研究三章进行阐述。
这一时期建文史编撰有两个重要特点。
一个特点是表彰忠义的功能被推到了极端。专门表彰忠义的书籍有《皇明表忠纪》、《逊国忠纪》、《逊国正气纪》等。在表彰忠义的目的之下，对建文逊国事实真伪的考订不再是主要的，《从亡随笔》、《致身录》等书被看作是“忠义不泯”的反映而受到重视，史家大都采信了它们的说法，表彰忠臣不遗余力。
另一个特点是开始对明代历史进行反思和批判。由于朱棣取代建文帝，明代的历史发生了重要改变，人们将明代社会的诸多弊端与明代灭亡的责任与他联系起来，对他重用宦官、杀戮忠臣、迁都北京、割北方三卫等行为进行了批判。
这一时期的建文史编撰，与时代的大背景结合起来，表彰忠义以挽救世道，总结历史以论是非，达到了一定的思想高度，史学的功能得以充分展现。
[1]敖英：《题备遗续录》，郁衮《革朝遗忠录》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2]参见杨艳秋《明代史学探研》第五章第五节《明代建文史籍的编撰》，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3]胡适：《建文逊国传说的演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卷第一期（1928年）。
[4]孟森：《建文逊国事考》，载《明清史论著集刊正续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5]孟森：《万季野〈明史稿〉辩诬》，载《明清史论著集刊正续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6]伦明：《建文逊国考疑》，《辅仁学志》第三卷第二期（1932年）。
[7]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二八，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
[8]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二五，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
[9]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凡例》。
[10]吴缉华：《明代建文帝在传统皇位上的问题》，《大陆杂志》第19卷第1册（1959年）。
[11]黄彰健：《读明刊毓庆勋懿集所载明太祖与武定侯郭英敕书》，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四本（1963年）。
[12]陈万鼐：《明惠帝出亡考证》，台湾：百成书店1959年版。
[13]朱鸿林：《熙朝名臣实录即续藏书考》，《大陆杂志》72卷6期（1986年）。
[14]杨艳秋：《熙朝名臣实录与续藏书》，《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
[15]吴德义：《〈四库全书总目〉纠误两则》，《史学集刊》2006年第3期。
[16]吴振汉：《宋端仪〈立斋闲录〉研析》，台湾：《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人文学报》第二十七期。
[17]吴德义：《〈立斋闲录〉对建文史研究的重要价值》，《第十一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18]牛建强：《明代建文朝史籍编纂考述》，《第六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黄山书社1997年版。
[19]谢贵安：《试论〈明实录〉对建文帝的态度及其变化》，《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20]吴德义：《清代建文研究》，《第十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人民日报出版社2005年版。
[21]黄云眉：《明史考证》，中华书局1979年版。
[22]杨艳秋：《明代史学探研》，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23]吴德义：《建文史学编年考》，天津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24]姜胜利：《明代野史述略》，《南开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
[25]钱茂伟：《明代史学的历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26]参见杨艳秋《明代史学探研》第五章第五节《明代建文史籍的编纂》，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