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早在春秋时代的古人就有“年五十，而有四十九年非”[1]的浩叹。看来李清照对此颇有同感，所以在她的文章中加以撮引[2]。在这里，我也不完全是东施效颦，且不说对于自己人生的顺逆和整个专业的成败得失，具体到本人关于李清照其人其作的数本拙编著，当我在着手编撰第十一本的过程中，不时感到已经出版的十本[3]，存在着一言难尽的诸多不足，乃至一些不应有的差错。这类差错，倒是在几本拙著有的改版、有的一再重印的良机中得以逐渐纠正。而至今深感歉疚的主要是对于《漱玉词》的鉴赏和讲解，或有不够到位，或是大而化之、甚至想当然，以及自以为是等弊病。我越是上了年纪，越觉得这类弊病变成了自己的一块心病，不加以治疗的话，不仅愧对广大读者，还可能造成误人子弟之愆尤。所以这些年来，我不时地为此冥思苦想，努力寻求弥补办法。
大约在六七年前，我把新出版的、上衣口袋大小的一本《李清照词》赠送给了几位老同学，其中有一位在大学时代做过学生会工作，毕业后被分配到一支当时大名鼎鼎的部队，起初任文化教员，后来成为这支部队后身的领导成员，前前后后干了三四十年，对于不同层次文化水平人员的文学胃口，可以说了如指掌。记得这位老同学对我说过大意是这样一段话：你这本书倒是便于携带，但却仍然不那么容易读懂，比如〔注释〕，应该把引经据典变成你自己的口气，用通俗易懂的文字表达出来。关键是在自己透彻理解作品的前提下，使它变成一看就懂的当代口语……在这一中肯意见的启发下，除了在注释方面，尽量变某些生涩的文言引文为流畅省净的语句之外，我还想到了对于词的今译。
是啊，词与诗文不一样，它是把作者难以告人的心里话，用曲折委婉的文字出之，有时文字的表层语义竟是其内心独白的反话，像李清照这样命运多舛的女作者尤其如此。虽然我不是不知道，这种“今译”，对于词学修养很高，又有一定悟性的人来说，基本是多余的，有时甚至是令人讨厌的。但是，在有关李清照的撰著中，我走的是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路子。这是根据我个人作为专业的社科研究者和业馀作家的具体条件选定的，也是有所师承的。当年我的老师把艰深难懂的《文心雕龙》加以今译，这不仅使有志于古文论的学子受益匪浅，而我本人除了从中学到一手半手之外，还在注重译文的顺口押韵等方面，下了一番功夫，在译词方面自信尚有某种优势，这才敢于斗胆一试。
然而，不试不知道，那真是举步维艰。以味觉为例，起初，五味中仿佛只剩下了自己一向望而生畏的苦和辣，前几首完全是硬着头皮翻译的，采取的主要是以勤补拙的笨办法，那真叫字斟句酌、不厌其烦地一遍遍翻阅各种工具书，反复品味每一个字的每一个义项。再者，对于《漱玉词》的名篇，无论在编年、主旨以及词人所用典事等，本人多有与前人和他人很不相同的理解，将这一切诉诸一目了然的译文，谈何容易！比如，李清照对文字的驾驭既遵守规则又非常灵活。其诗文用语多取意于汉字的基本义项，只要你认识那个字，就知道在她的诗文中当什么讲；而《漱玉词》的用语，除了往往取意于最不起眼的义项外，她经常选取的则是某个语词的引申义，这是其语言新颖和魅力之所在。将这种语言译成白话，不仅要一一斟酌其选用义项，对其所用引申义的把握更是难上加难，因为除了人们对某一语词公认的引申义之外，李清照对于语词往往有自己极为独特的理解和引申。对她这一语言特点的正确把握，哪怕你的文字功力再怎么强，也是一个不小的难题。在这里又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哪个汉字至少都有三五个义项，多则可以达到一二十个义项，一一定夺选取，哪能不绞尽脑汁？前十本拙编著因为没有今译，对此体会不深，这一次可以说受到了一种莫大“洗礼”！
对于这种“洗礼”，有的读者或许质疑道：你的译文中，既无多么出色之句，更无甚惊人之语，平平淡淡而已，有什么值得变相自诩的，又叫的哪门子苦？不错，拙今译除了文从字顺，一眼看不出它有多少长处！如果你设身处地想一想，我把《双调忆王孙》的“眠沙鸥鹭”译为“沙滩上趴伏的水鸟”，把《浣溪沙》的“倚楼无语理瑶琴”译为“独依绣楼无言无语，温习曲谱弹奏珍爱的古琴”，把《满庭芳》的“无限”译为“总是”，把“雨藉”的“藉”笺注为“践踏”、“欺凌”，把《念奴娇》的“又斜风细雨”译为“况且不是冷风就是阴雨”，把《蝶恋花》的“好把音书凭过雁”译为“彼此的音讯幸好可请托来往的大雁”，把《渔家傲》的“风鹏正举”译为“大鹏鸟借正在劲吹的风势南飞”，把《摊破浣溪沙》的“病起萧萧两鬓华”译为“得病后浓发变得稀疏不雅，两鬓又黑白间杂”，等等，您不认为来之不易吗？简而言之，把“眠”译为“趴伏”，把“理”译为“温习”、“弹奏”，把“凭”译为“请托”，把“举”译为“起飞”，把“病起”译为“得病”，等等，既不违背作品原意，又是谨遵训诂规则的，此等译文谓之难能可取，即使有老王卖瓜之嫌，我也认了。因为这其中的甘苦，只有寸心知。
多年来一直关注拙著的读者朋友，不难发现，此次对于《玉楼春》和《渔家傲·记梦》等作品的理解，有较大的改变。这种改变，虽然也是一种前后有所矛盾的出尔反尔，但却不是那种反面意义上的反复无常，因为这确实是我认识到自己以往有大而化之、想当然和自以为是等弊病而加以纠正的具体表现。至于这种改变和纠正，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得到读者的认可，虽然眼下尚不得而知，但是我却始终抱着对读者负责的虔诚态度。
话说回来，在自己的文笔生涯中，虽然有“悟已往之不谏”的一面，但也不是像民间故事所讲的黑瞎子掰棒子那样，掰一个丢一个。仅就李清照研究这一课题而言，已经出版的十本拙编著，虽然不能称其为十面玲珑，但我一直视其为十级台阶。没有那十级，就不会有今天的这第十一级。没有自己所亲身经历的种种磨难，甚至可以说是劫难，更不会有今天的这十一级收获。而这当中的有些“故事”，恐怕是读者朋友们无法想得到的。为了提供一点便于阅读的知人论世的参考资料，试将自己记忆犹新的一段“故事”，略摅梗概如下：
说来话长，开头的“故事”是发生在二十多年前的1982年8月。一家刊物发表了题为《读李清照作品心解》的拙文[4]，在当时颇得好评。谁知还不等我为此有所“喜形于色”，编辑部便收到了大意是这样的一封“读者来信”：“我是北京一所大学的教师、贵刊的忠实读者。贵刊所发表的文章水平一般都较高，但是今年第四期关于李清照的文章却过于一般，这样的文章怎么会刊发出来……”得知这样一封信，对一个习作者来说，不能不说是当头一棒。如果这一棒全打在我自己身上，可能还好受些，而此信的醉翁之意则在于“这样的文章怎么会刊发出来”一句所含的对于编辑部的问责之意。问题明摆着，虽说这是一箭双雕，但始作俑者是那篇拙文。如果我不把此文交给这家刊物就不会发生此类事情，显然是我连累了编辑部，至少是为之招惹了麻烦，深感自己对不住有关负责人。在这种负疚感的驱使下，我首先想到的是要为编辑部洗刷一下。谁知事情又应在了“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上——那天参观完宋庆龄故居（当时此一票极为难求）中午回家，收到了“父病重速归”的电报。那时买火车票必须排长队，而我手上还有至少数十个页码的刊物校样必须尽快校改完。买票和校对无法兼顾，只得让刚上小学的孩子代劳。打发那么小的孩子乘公共汽车去买票，一个做母亲的心情可想而知。正在我左右为难时，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在罕见的暴雨中，不用说是小孩子，我本人也无法出门。好在暴雨不多会儿变成了细雨，孩子和小伙伴一起撑着雨伞说笑着买票去了，我便聚精会神地看起了校样。票买回来，校样快看完，雨也停了，空气变得很清新。此时我想起了那封信上的落款是：本市牛街某某号林平。当时我家住在王府井北头的黄图岗胡同，离牛街也就十来华里，何不亲自去弄个水落石出，也好对编辑部有个交代。
当我蹬着自行车路过天安门、人民大会堂、革命烈士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出正阳门，到达牛街虽然已是晚上十时左右，但天上秋河耿耿，街上灯光闪烁，不少人还光着臂膀在各家门口乘凉。先按门牌号找去，人们七嘴八舌，话却说得很恳切：诸如“我家好几辈子都住在这里，压根儿就没有姓林的”；“不用说这个院儿，整条街怕是也没有姓林的”。左右的几个院落，我也一一问遍了，回话大同小异。恰巧派出所在这条街很醒目的地方，我找到了值班民警，央求他查对了户籍簿。最后那位小同志无奈地对我说：“你看哪有姓林的？更不要说是大学老师了！”将近夜里十二点了，当我十分疲惫地蹬着车子再次路过正阳门内侧那许多庄严的景点时，人非木石，万千思绪至今记忆犹新，三天三夜也书写不完。而当我坐在硬座车厢往返于京青之间、当我守护在父亲病榻之前的十数个日日夜夜，每逢夜深人静时，泪水不知不觉地流个不停，直到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与以上化名写信等截然不同的是，新时期以来，在李清照研究持续升温的背景下，不同意我的某些观点的亦不乏其人，有的还是我多年的朋友。对学术上的不同意见，特别是批评意见，当然应该力求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5]。对拙著一贯支持、由衷鼓励，甚至写成诗文加以称许者亦大有人在，一次我收到来自南方的一包邮件，寄件人的地址是陌生的，而字迹却令人感到赏心悦目，于是急忙小心拆开来，一面拆一面在想：这是谁对自己的著作如此爱惜，在第一层正面洁白、反面呈紫蓝色的防潮硬壳包装里面是一层透明软塑料袋，再里面是一封来信和一本书，而这本书不是寄件人的作品，反倒是我十分熟悉的、书脊是粉色的1995年第一次印刷的拙著——《李清照评传》！原来这位先生是“托付鸿雁，奉上尊著，恭请题辞……”这又是一种多么暖人的世相人心！正因为有了来自方方面面种种可贵的精神支撑，我才没有被上述那种看来“可畏”的“人言”所左右，从而却步乃至放弃。对于这封来信我看得很重，但因没有征得本人同意，在此不便披露于世，兹将本人的回函附录于下，或许从中可以体悟相应的志趣所在：
某某先生：您好！
多年以来，虽然陆续收到不少读者来信、从中受益良多，但像您这样郑重“反馈”拙著函嘱“题辞”，历时十馀年，对拙著竟然还加以“重品”……这一切洵为读书界的一段佳话。大函中把拙著称之为不像生猛海鲜那样昂贵的五谷杂粮，为此我既感荣幸，又颇为汗颜，越发觉得自己愧对您对拙著的称赏，尤其捧读您的这一文笔兼胜的来函，更使我模糊了“读者”和“学者”的界限。是啊，自古以来，哪位“学者”不是从“读者”中来？所以我不是把您看成只是一位“读者”，而是一位实至名归的良师益友。
所谓愧对云云，绝非表面文章，而是由衷感到，您在十多年前所解囊购置的那一本《李清照评传》，尽管汇聚了从主编到责编老中青三代中不少人的关注、指教、鼓励、开导，也包括我本人从中年到老年的不懈努力，但是作为具体撰著者自己深感不无失职之处，尤其是最后的校阅过于匆忙，不仅多处失校，甚至仍有一些不应有的疏误。多亏这是一种常销书，在1998年重印前作了一些校改的基础上，去年第四次印刷之前，我又尽全力作了不少校订，自认全书面貌有所改观，也减轻了一些内心愧疚。所以先把这一本郑重题赠您于便中加以指正，同时也作为我对自己以往文事愆误的自赎。
对于郑重寄来嘱题的您的这本藏书，我也很替您珍重，并将亲自到邮局挂号寄回。惟因近期诸事猬丛，祈加宽限一段时日。
顺祝
时祺
陈祖美敬上
2008年5月
正如不少事物具有两面性一样，化名信云云虽然曾使我流过不少眼泪[6]，现在看来，它也有积极的一面，如果当年没有特定心情下的牛街之行、没有相应的思索，每发表一篇文章，自己所听到的主要是肯定和称赏，这对于当时的我，不是没有飘飘然的可能。这样的话，对于像韩退之、秦少游、李易安、陆放翁、辛稼轩等，有着坎坷人生经历和丰富内心世界的研究对象，很可能人云亦云，浅尝辄止。回想起来，那当头一棒之后所生发的无尽思绪，到头来仿佛凝聚成了某种决心和灵感，而泪水则有可能化作热血和良知。至今我仍然不时反躬自问：包括李清照研究在内的20馀种拙编著、百馀篇学术论文，受老中青三代人之托为他（她）们精心撰写的若干书评、序跋，一时难以数计的、各式各样的作品鉴赏，以及某些学术性的散文、随笔……所有这一切，难道不是上述思绪和眼泪在一定意义上的“物化”和旁证！
一个人的才情有高低、能力有强弱，而我自己肯定是属于才情不够高、能力不算强的那种类型，以上提到的自己所取得的一些学术成果，既是相对的，更是某些客观条件所玉成的，比如：从上小学不久，我就代祖母给离家在外的父亲写信，几乎每封信都受到父亲用心良苦的“点评”，我的作文常常受到老师由衷的鼓励；青少年时代我随父母住在铁路职工宿舍，不少技术工人长年在离家很远的地方施工，留守的妻儿不会写信，记得在修建武汉长江大桥期间，一位身怀绝技的职工家属没有如期收到丈夫的来信和生活费误认为他变了心，向我母亲诉说，家母便叫我替她给丈夫写信，当时小小年纪的我竟然用上了“一日夫妻百日恩”这样的词儿，果然不久就收到了来信和生活费，类似的事情干多了，经常受到邻居们的夸奖；考大学的相对高分可能主要是靠作文，所以入学不久就被指定为全年级写作科研组的负责人，在老师的指导下，作为一个低年级的学生，由我执笔写的文章竟然发表在档次不低的刊物上，曾被中文系有的师生戏称为“科级干部”；研究生毕业后，学校又把我分配到中国作家协会这种高层次的写作单位，所以我内心深处很感恩——既感谢有关的编辑出版者，更感谢青睐拙著的广大读者。所以多年来我一直致力于古典文学的通俗化，写一些尽量使人们喜闻乐见的小册子，这本小书就是更为典型的既有一定的学术含量，又较为通俗的读物。
鉴于在以往出版的有关拙编著中，对李清照的生平业绩已经作过较为详尽的论述，这里只作简明介绍如下：
李清照（1084？—1155年？），自号易安居士，北宋齐州（今山东济南章丘明水）人。父亲李格非官至礼部员外郎；生母当系宋神宗元丰年间宰相王珪的长女。生母早逝多年后，父亲再娶北宋名臣王拱辰孙女为妻，她是李清照的继母，所生李迒是清照的异母小弟。在北宋新旧党争中，李格非被诬为“元祐奸党”，李清照受到株连，新婚后一度被迫离京返回明水原籍。她初嫁的“快婿”，是宋徽宗崇宁年间宰相之一赵挺之最小的儿子赵明诚。明诚新婚燕尔之际还是一名太学生，两年后毕业遂任京中清要之职鸿胪少卿，无“负笈远游”之经历，倒是李清照因被迫与丈夫作新婚之别后，遂有过“婕妤之叹”[7]和“庄姜之悲”[8]。赵明诚不仅是著名的金石学家，南宋初年一度任军事重镇江宁知府，因失职被罢官，不久病逝于建康府。是年明诚49岁、清照约47岁。
前夫病故后，李清照在流寓浙东期间，于重病不省人事之际，由少不更事的“弱弟”撮合误嫁伪君子张汝舟，一百天后与之离异。晚年的李清照为避难，乘舟于富春江溯流而上、过严滩至金华，大约十个月后返回杭州。不久杭州更名临安，成为南宋实际上的国都，这更加触动了李清照忧国怀乡之内衷，在孤独寂寞中与世长辞。
李清照虽然是诗词文赋兼擅的著名文学家，其文集至迟在南宋即被刊行于世，但是，大约在明末清初的战乱中，她的作品几乎散失殆尽，现存《李清照集》则是后人的辑本，存词约五十阕（另有存疑数阕）；诗十五六首；完整和较完整的文赋五六篇。而此书则只对她的词加以译解。译文不仅一律使用较为顺口而省净的大众语言、力求用原韵或其近韵，并且还将适度借助一点当时的口语。译文中间空两格，以表示原词的上下片之分。
这本小书的编撰，距离我正式迈进关于李清照的研究领域已经三十多年，从中青年到老年，我一直感到李清照其人其作常读常新，这或许就是人们常说的她的魅力所在。有机会为这样的人物扬名立传，洵为幸事。惟因受到自身水平所限，自己笔下的李清照，与她的成就和对于人类文化的贡献恐有不够相称之处。这也难怪，她的灵魂在“天上”[9]，我的躯体在地上，对于“压倒须眉”的李易安来说，我无论在生前还是身后，都将保持着仰望的姿态。
[1] 《淮南子·原道训》：“故蘧伯玉年五十，而有四十九年非。”蘧伯玉，名瑗，春秋卫国大夫。
[2] 见《〈金石录〉后序》的最后一小段。
[3] 此前的十本拙编著是：《李清照作品赏析集》（巴蜀书社1992年版）、《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李清照评传（附赵明诚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中国诗苑英华·李清照卷》（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李清照新传》（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新世纪古典文学经典读本·李清照诗词文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李清照词新释辑评》（中国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李清照词》（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齐鲁文化经典文库·漱玉词注》（齐鲁书社2009年版）、《远东经典·古代卷〈李清照诗词文选注〉》（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年版）、《中国古代文史经典读本·李清照诗词文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4] 现在看来，此文的长处是个别观点较为新颖，一些段落的行文中似乎带有某种“灵气”，而整体上与所得好评不尽相称，特别是对于李清照其人其作的某些理解，仍然带有一定的打有时代烙印的成见。
[5] 在对待学术上的不同见解和他人所长方面，下述事例或许能说明一些问题，比如一位现居新疆的章丘籍读者来信指出，拙著对章丘的地理位置描述得有出入、编辑过《全宋文》的曾枣庄教授曾对拙著所云李格非的行迹加以质疑等，所言均有可取；张宏生教授较早对拙著的某种论点的不同见解，对我多有启发；于中航先生《李清照年谱》所提供的关于赵明诚的多次仰天山之行、李清照《乌江》诗的写作背景等，都曾为拙著所借鉴。
[6] 这种泪水还说明，其一当时的我对于世相的“侧面”和“背面”所知甚少；其二恐怕是齐女好哭的遗传基因在起作用——根据新的说法，孟姜女是齐国人，她哭倒的是齐长城而不应该是秦长城；其三，以孟姜女和李清照为代表的山东籍的女子泪水多，至今仍然是即目可见的事实。
[7] 简而言之，这是指被弃女子的慨叹。婕妤，原是班彪（《汉书》作者班固及续者、后妃师、《女诫》作者班昭兄妹之父）姑母的官职，遂以之代名。她渊博多才，初为汉成帝刘骜宠幸，后被赵飞燕诬陷和取代，退居东宫。相传班婕妤曾作《怨歌行》，抒其像纨扇那样，炎夏承爱、秋凉被弃的“中道”失幸之怨。后来将这种慨叹称为“婕妤之叹”。对李清照来说，这只是一种比喻，而比喻则无须全方位吻合。
[8] 简而言之，就是齐女庄姜因为被丈夫疏远而无子嗣所生的悲怨。庄姜是春秋前期人，她是齐庄公的女儿，嫁与卫庄公。周朝的齐国为姜姓，故称卫庄姜。她是我国第一个独自抒写其隐衷的女诗人。庄姜美而无子，庄公又娶陈国厉妫、戴妫姊妹。戴妫生子名完，庄姜以为己子，完被立为太子。卫庄公另有宠妾，生子州吁。州吁好兵，其母恃宠骄横。庄姜贤而被疏，终以无子。其所作《绿衣》，以黄、绿二色颠倒，喻其被庄公小妾僭越之怨。卫庄公死后，太子完继位，即为卫桓公。州吁骄纵，为桓公所废逃亡国外。后纠集流亡卫人回国杀死桓公，自立为卫君。桓公被杀后，其母戴妫被遣归陈国，时值三四月间，庄姜为戴妫送行之际，正莺燕纷飞之时，她托物寄兴，赋《燕燕》篇，其首句“燕燕于飞”，是我国首屈一指的送别名篇名句。《诗经》的《终风》篇，就是庄姜所作的、抒写其被疏无嗣之苦的，其首句“终风且暴”的意思是：破晓时分刮起了大风。此意为李清照《声声慢》的“晓来风急”所借取，以曲折尽其庄姜之苦。
[9] 在太阳系的九大行星中，虽说水星（中国古代也叫辰星）离太阳最近，但我的凡胎肉眼却很难见到它。然而在水星表面的诸多环形山中，有一座是被国际天文学联合会以李清照的名字命名的，她岂非已在九天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