萤光自照，汇涓成海（自序）
一
2007年初，我硕士毕业之际，报考了北京师范大学张清华老师的博士，交了报名费，拿了准考证。考试那天，我却在宁波一个朋友的蜗居里，写了一首诗：“今夜，北京/你是否点起了满城的灯火/流淌车水马龙的繁华/等候我远道而来的投奔？//可是，我失约了/像一个怯懦的逃兵/在千里之外的南方/在人生的最低谷里//挣扎徘徊/为一份卑微的生存/放弃了/一次生命中突围的机会……”我不知道当年张老师对考试名单上那个逃兵是否有过丝许愕然，时至今日我们素昧平生，张老师或许根本不知道我的存在，可是我心中总有份对张老师的歉意和情意。
2011年，我博士毕业之际，又当了一回逃兵。那时候，鬼使神差的，我总有股莫名的怨气，觉得书生没用，人生的路越走越窄，总想着“告别文学”，于是就递了个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做博士后的申请，然而到了面试那天，我还是乖乖地坐在图书馆里，看着文学书，接到新闻学院催促面试的电话时，我说“不去了”，第二次“叛逃”行为戛然而止。
这两次经历当然尽显我的幼稚、冲动和软弱，但它是真实的生命的挣扎，我珍惜它。前一次放弃，是因为我用心写的硕士论文没有通过盲审，我成了同专业同学中唯一“挂掉”的。这对发愤用功且踌躇满志的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一瓢当头的冷水。我觉得努力没有得到认真对待，虚谎却能畅通无阻，我像是到世界的荒诞和命运的玩笑里亲身走了一遭，心情长久地处于低落晦暗之中。那是我人生中一个感伤诗的喷发期，“我就要走了/垂着我受伤的羽翼/到一个寂寞的地方/在岁月的尘埃里/湮灭我充满离愁的歌声”，“那些辛酸的日子里啊/我孤独地行走在荒诞的人世间/左手承领着暗中飞来的毒箭/右手默纳着不辨真假的甜言/内心抵抗着恐惧的噬咬/肉身负载着流言的撞击/纵使我不愿相信卑劣的厄运/却也惶惑于屡失幸福的转机……”现在看来，那时候我太脆弱了，太夸大自己的情绪了，如硕士导师范家进先生说的，“被一颗小石子绊了一下，就怀疑整条路都是不平的”。那时候我就是无法自拔，觉得这样的文学/学术不值得再爱，找个中学，隐姓埋名，教书终老，也就拉倒。可是，真到高中教了一个月书以后，我又受不了那种生活，立马决定考博，回到文学/学术场中，总算是迷途未远。
第一次当逃兵是因为在文学/学术本身上遇挫，第二次则混杂着毕业之际写论文的厌倦疲惫，对求职的恐惧，而研究周作人“文学店关门”本身，也对“逃离”心态起到了推波助澜之力。此外，在这两次重大的、有永久案情记录可查的逃兵行为之外，平时那些一闪念的、短浅的、翻烙饼似的对文学的怀疑、怨念、心灰意冷，还曾有过多少呢？他们就像江南的绵绵梅雨，周期性地侵袭湿腻过我的心灵。文学，这个冤家，它伴随我成长，给过我快乐和力量。当我以它为业以后，却又常常觉得它没有力量。它不能给我财富，不能给我尊严。拿到了文学博士学位，当我回到湖南老家过年，听说打工回来的村民在麻将桌上一掷千金，夜赌数万，我就痛觉自己还是属于低收入群体，我也没能为积贫积弱的家庭带来安全的保障，在现今这个社会里，我仍然只能像绵羊一般听天由命。文学所歌吟的慈爱、悲悯、温情、美好的人性，在许多时候，在许多人面前，就像是不合时宜的笑话，像落在铁蹄下的鲜花。文学，文学，你究竟有什么用呢？怪不得“誓将去汝”的心情，在一代代文学人那里反复地浮现。读郁达夫《日记九种》，其中一天记到他早晨醒来，环顾四壁，深觉“为这一屋子诗书，虚掷了大半生的年华”，眼泪倏然掉下。这么多年，这个场景总是难忘，常惹动我的戚然同感。
正因为也有过这样的心结，周作人“文学店关门”的表述从进入眼帘那一刻起，就抓住了我的心。当初起意研究周作人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会以这样一个不起眼的、怪里怪气的、野狐禅一般的问题，作为探幽之门，作为命题核心，执著地与之较真较劲，用两年的日日夜夜，十几万字的敲敲打打，来完成这篇论文。虽然我的逃离，不过是在个人生活的小悲欢中咀嚼文学，知堂老人的“告别”，却仍是在时代环境的大动荡中创造文学，两者不可同日而语，但对文学的爱恨纠缠之心则一。由是之故，我研究周作人“文学店关门”，实则是在解答自己的生命困惑，权衡自己的人生抉择。文学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让我们难分难合？我们要把文学放在人生的什么位置？文学和生命各有什么意义？这些古老的问题都需要重新探究。纸上现成的答案是死的，必须切身经历，舍身在其中，自己与问题撕扯纠缠，心血融浸，才能真正懂得。这样的研究，才能既是学术活动，又是生命活动。学术和生命，才是真正一体的，分不开的。生命推动学术，学术反哺生命，两者因此而同时获得了真诚和意义。
二
以上是我为什么写了这样一本书的由来。我的研究结论是，周作人宣称“文学店关门”，想要告别文学，可他并没有真的告别文学，反而在告别之中闯出了文学的新天地，开拓了新文学的疆域。文学，犹如奔流在血脉中的血液，犹如挥不去的宿命，终身缠绕在周作人的生命中。问题的关键已不在于周作人是否告别了文学，而在于这告别的姿态中蕴含的无穷意味，以及对后来者的无穷启示，这才是真正不应忽视和埋没的。
在兵荒马乱的年月里，周作人非常警惕“文学主义”对国家的伤害。这在他1925年写的《五四运动之功过》、《别十与天罡》，1944年写的《文艺复兴之梦》等文中表述得最清楚。简而言之，就是不能徒有文学式的感情发动，而忽视物质性的实力养成；徒有文人的嚷嚷，而没有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齐头并进，文艺复兴就不曾做得完篇；尤其要警惕文人攘臂，空谈国事，“气节报国”，而须注重道义之事功化，等等。这在当时的乱世之中也许不失为清醒之音，但和平年代，功利至上、文学本已边缘化的年代，或则已经失去许多针对效应了。
对于个体生命来说，周作人对文学气的深刻自省或许更值得记取。在《妇女运动与常识》、《论做鸡蛋糕》等文中，他反复讲说文学只是人的生活全体之一部分，人生的基本知识是一个阔大的体系，需要常识俱备，不可偏枯一面。人必生活着，文学才有所附丽。一方面，他劝人不要以文学为专门的事业，“应于创作之外，另有技能，另有职业，这样对文学将更有好处”。另一方面，他引用章太炎的话，“儒生高谈学术，试问汉朝人吃饭时情状，便不能知”，来针砭文人的高蹈与空疏。他劝人从“文学”到“杂学”，多识草木鸟兽虫鱼之名，博览民俗风情人事之致，既是丰富文学，更是为了健康的人生。重要的尤其是人生。虽然早年有过从“为人生的艺术”到“人生的艺术”之郑重辨析，但他实际写下的文学，却绝然不是无的之矢，而始终是为着更好的人生的。“人的生活”，在他心目中要始终优先于“人的文学”。人生是第一义的，不是人生为着文学，而是文学为着人生。
周作人对文学的反省当然不会到此为止。他不仅按下了文学的虚骄气焰，膨胀体态，他还将继续冷酷地将文学的内部解剖开来，看清楚文学即使是为着人生，也是多么无力的。首先，它无力去说服别人，为着“同一个梦想”，共建美好的人生。在《中国戏剧的三条路》、《“大人之危害”及其它》、《教训之无用》中，他反复讲述过“感化别人几乎是近于不可能的奇迹”[1]，好的教训都写在纸上，但在人们中间却几乎等于不曾有过。后来他甚至把期望文学的教训有用视作道士和尚的念咒画符，予以辛辣的讽刺和激烈的抨击。不仅如此，他甚至觉得文学对表达自己内心也是无力的。在《济南道中之三》、《沉默》、《日记与尺牍》、《草木虫鱼小引》、《志摩纪念》等文中，他反复讲说这一点。一方面，“自己的真相仿佛在心中隐约觉到，但要写他下来，即使想定是私密的文字，总不免还有做作，——这并非故意如此，实在是修养不足的缘故”[2]。另一方面，“我平常很怀疑心里的‘情’是否可以用了‘言’全表了出来……死生之悲哀，爱恋之喜悦，人生最深切的悲欢甘苦，绝对地不能以言语形容，更无论文字，至少在我是这样感想。世间或有天才自然也可以有例外，那么我们凡人所可以文字表现者只是某一种情意……实在是可有可无不关紧急的东西，表现出来聊以自宽慰消遣罢了”[3]。在20世纪30年代，他更觉得世事愈是险恶，愈是写不到文里去，常有言语道断之感。
然而，就是这样无力的文学，却攫住了周作人的一生。他晚年颇怪世人不放过他的文学家的身份，感慨车夫堂倌转身即可改行，而文人想歇业而不得，“譬如吾乡之堕贫”，主观上也许是真诚的。但他没有弃绝文学，一生不废地写文章，不可遏止地以文学为喉咙发出声音，却也是客观事实明摆着的。虽然按他的说法，主情的、言志的，才是文学，可他又怎能说晚年的文章里没有情与志呢？虽然他自认晚年的文章多谈思想、文化、“杂学”，可是，他却不是炮制诘屈聱牙的高头讲章，而仍然采用清丽通脱的短篇小文。文学就犹如神话传说中那美丽的女妖赛壬，用美妙的歌声引诱他不知不觉地生死以赴，沉船也在所不惜。他口口声声告别文学，不过是一种自省和批判，他并不能真正走出文学的魔掌。我甚至觉得，正是告别的姿态成就了周作人的文学。正因为明了文学一无所用，极其有限，反而对它了无执念，了无迷障，了无挂碍，因此得到通脱潇洒，浑然天成，自由自在，所谓无心插柳，无欲则刚，正是如此。这就形成了一个貌似的悖论：失望之极反成希望，绝望尽头恰是回头。正如竹内好论述鲁迅时说的那样：“对绝望感到绝望的人，只能成为文学者。不靠天不靠地，不以任何东西来支撑自己，因此也就不得不把一切归于自己一身。于是，文学者鲁迅在现实性的意义上诞生了”[4]。周氏兄弟在这一点上仍是根底相通的。他们都清醒地意识到文学的无用，却依然紧紧拥抱着文学，用文学来发出一无所依、一无所恃的痛苦之声。无力的文学转化为有力的秘密也在于此。因为批判过的才能真正坚守，不求回报的付出才更纯粹，对一个不问结果的抗争者，谁能剥夺他的文学力量呢？竹内好分析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时说：“杀人者杀批判者，而批判者又因被杀而批判杀人者。政治在政治上是有力的，但在文学上却是无力的，无力的文学，作为文学是绝对的，这是因为它的无力。”[5]周作人的表述不似这样铿锵，而一如既往的温雅：“不期望其有用而后始能安心的做下去”，“从消极出来的积极，有如姜太公钓鱼，比有目的有希望的做事或者更可持久也说不定”[6]，但骨子里的倔强与坚持是一致的。
也就是在这一点上，我找到了与周作人生命连通之处。原来我一次次的怀疑、抨击、离弃文学，都只是为了打消不切实际的狂妄，急于求成的功利；而一次次地重新回到文学身边，则是以身试法，验证了文学作用于我心灵之力。我甚至产生了一种感觉，要做一个真正的文人，就不得不有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极致体验。从来不曾为文学痛苦，倒可能从来不曾对文学爱过，他们一开始就是隔岸观火，逢场作戏。另一方面，我看到周氏兄弟都是少有“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之豪语，而多发文字与时代俱亡之殷望，他们都是极力收缩文学的效力之人，但他们写下的文字，却因此成了现代文学史上的高峰与经典。这即是“从消极出来的积极”、“不期望有用而始能安心做下去”的结果。先贤如此，我还有什么理由不效法呢？从研究“告别”开始，而以领悟“坚持”结束，我似乎是绕了一个大弯子，而这个弯子又似乎是绕得有价值的。
如今的我，已然成了大学里所谓的专职文学研究者。在30岁的头上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不确知人生是否还会有大改变。但周作人起草的文学研究会成立宣言里那句“文学是一生的事业”，在我心中却越来越有分量。有时候想，即设此生能成巨商富贾，资助很多人，成一些事功，终是在一个小范围，并且及身而亡，心声不能发为世人所知，寂然湮灭，岂不也还遗憾？做一个文人，不能资助很多人，解决实际的困难，但能像周作人及历代文人一样，用文字打动他人，岂不也是有意义的事？这便是我现在奋斗的动力。虽然大环境不好，虚无的毒素到处弥漫，许多搞文学的人并不真正相信文学有价值，甚至打着文学的旗号做反文学的事情，利欲熏心，弄虚作假，但我总不愿意彻底沦陷。我坚信文学有意义，它至少可以洗涤和成就自己的洁白之心，焕发出爱、美、正直、自由之光，在黑暗的世道里，首先是救出自己，让自己做一个正确的人，这即是萤光自照。如果有幸更进一步，文学发抒的心声，能感染另一个人，就像周作人之感染了我那样，我又能感染其他人，如此生生不息，则是汇流成河，汇涓成海。“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7]，这是遥远的理想，但值得践行。
[1] 周作人:《艺术与生活》，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6、50页。
[2] 周作人：《雨天的书》，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3] 周作人：《看云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4页。
[4] 竹内好：《近代的超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07页。
[5] 同上书，第141页。
[6] 周作人：《过去的工作》，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5、85页。
[7] 《圣经·阿摩司书》5章24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