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拉丁基督教文明的兴起

法兰克王国与基督教 法兰克人是日耳曼人的一支，原定居于莱茵河中下游的东岸。而其中的萨利克法兰克人在莱茵河下游的滨海地区活动，故他们又被称为滨海法兰克人。从公元4世纪起，他们越过莱茵河，进入高卢北部。至公元5世纪30年代，高卢北部有一半已为法兰克人占据。

相对罗马人来说，法兰克人在当时还是一个野蛮落后的民族。他们身材高大，体格健壮，相貌英俊，性情刚毅而果敢。男子通常留披肩长发、髭须，腰插战斧并佩带战剑。他们一如女子喜爱装饰，戒指、手镯、串珠一应俱全。法兰克男子都是优秀的战士，勇敢与忠诚就是他们的美德。妇女在部族中也享有较大的自由和较高的地位。法兰克人奉行的是多神崇拜。大自然中的许多事物都是他们崇拜的对象。自从迁居北高卢后，法兰克人就与文明的罗马人发生了频繁的接触。这无疑也促进了法兰克人的文明开化。

公元481年，克洛维成为萨利克法兰克人的首领。他通过不断的征战，打败了盘踞于高卢的罗马人、阿勒曼尼人、西哥特人和勃艮第人。当公元511年克洛维去世时，高卢的大部分地区已为法兰克人所控制。由于克洛维属于墨洛温家族，故其所创立的王朝便被称为“墨洛温王朝”（公元481—751年）。

克洛维之所以取得成功，使法兰克人一跃成为高卢的主宰，其中的重要原因便是他率领其部族皈依了基督教。早在公元486年的苏瓦松战役后，克洛维就向基督教暗送秋波。当时，兰斯大教堂的主教派使者来到克洛维的营帐，请求他归还在战争中被抢去的该教堂的一只美丽的大花瓶。克洛维满口答应，并由衷地表达了他对教会的敬意。此即著名的“苏瓦松花瓶”事件。这说明，克洛维在主动向教会靠近。

公元493年，克洛维娶勃艮第一位贵族的女子克洛蒂尔德为妻。克氏不仅是一位基督教徒，而且还与高卢的罗马基督教会人士有密切的往来。这桩婚姻的政治和宗教目的是不言而喻的。克洛维想以此赢得罗马贵族和教会的支持，教会也想以此觅得一棵大树来为自己遮风挡雨。而克洛蒂尔德也不辱使命，婚后便竭力劝说他改信基督教。克洛蒂尔德的到来无疑对克洛维及其家族最终皈依基督教产生了极大影响。

公元496年，当战胜阿勒曼尼人后，克洛维便率领3000亲兵在兰斯大教堂接受洗礼，正式加入基督教。据说，在这次战争中，当克洛维的军队面临溃败之时，他曾向耶稣基督祈求祝福，结果他转败为胜。这也最终促使他皈依基督教。当然，其皈依的真实目的是获得教会和罗马贵族的支持，以扩大其统治的基础。结果，克洛维在建功立业的道路上有了可靠的同盟者，而基督教会也重新在西方找到了强大的保护人。克洛维正是凭着这一有利条件而称雄高卢的。也正是凭着克洛维的支持，罗马基督教会将西哥特人和勃艮第人中所盛行的阿里安派异端加以剪除，使整个高卢的信徒归于正统的罗马教会。

尽管克洛维去世后墨洛温王朝在政治上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但是它无疑成为西方文化中各种因素的汇集中心：日耳曼的、拉丁的和基督教的因素。而基督教则在其中担当一个重要的角色。它开始将日耳曼和罗马文化加以整合，并将其纳入自己的框架中。于是在这个神圣的秩序中，不同种族和集团的人们便找到了一个内在的统一原则。这就为新兴基督教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教权与王权 在动荡不安的中世纪西方，教会凭着其坚韧不拔的毅力，持续不断地在各地推行基督教化，从而使基督教成为西欧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意识形态。同时，它还通过各种手段拓展自己的领地，聚敛钱财，从而成为西欧最大的封建主。为了控制和管理各地的宗教事务，基督教会形成了一套严密的教阶制度。教皇是高高在上的首领，其下依次是枢机主教、都主教、宗主教、大主教、主教、神父。于是，一个独立于世俗政权之外的神圣体制建立起来了。正是凭着其巨大的势力，罗马教廷树立起了它在西欧的最高权威的地位。它也由此成为一个国际神权政治的巨大中心。

在广袤的西欧大地，教区林立。不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偏远的乡村，它都派遣专门的神职人员主持当地的宗教事务，从事传教活动。同时，它还在各地设立无数修道院，以接纳专门从事隐居修行的人士。修道院不仅是一个集体修行的场所，而且还起着文化传承和教育的作用。因此一些学者认为，它是西方文化传统得以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罗马帝国后期，基督教成为国教，也成为帝国皇帝借以进行统治的有效工具。其后的拜占庭帝国延续了这种传统。在中世纪的西欧，基督教会却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文化优势，迅速成为西欧多元政治中的一个重要力量。这也是由当时西欧特殊的社会和政治环境所造成的。在墨洛温和加洛林王朝时代，教会和王权之间还只是相互利用的关系。但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诸侯坐大，王权普遍衰微。这种局面无疑为罗马教会全力涉足世俗政治提供了可乘之机，由此便引发了旷日持久的教权与王权之争。

为了达到其目的，教会抛出了“教权高于王权”的理论。有人认为此一理论源于基督教早期著名神学家奥古斯丁（公元334—430年）。因为在《上帝之城》中，他对永恒的“上帝之城”和暂时的“世俗之城”作了区分，并证明前者要优越于后者。但在实际上，他并不提倡教权高于王权的政治主张。不过，在中世纪，其理论却被罗马教会用作宣扬“教权高于王权”的理论依据。在11世纪，以法国为中心，普遍兴起了一场自发的修道院改革运动，即“克吕尼运动”。其目的是克服修士中间出现的世俗化倾向，整肃寺规，以重振教会。于是早期教会所倡导的二元论和反世俗主义得以恢复。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些教士以奥古斯丁的理论为依据，竭力鼓吹教权至上，教皇永无谬误。教权与王权之争也由此普遍展开。

公元11—13世纪，教会在这场斗争中一直占上风。尤其在英诺森三世（公元1198—1216年）任教皇时，教权达到了顶峰。他在位期间，曾废黜了两位德意志皇帝，挑动西欧各国间的战争，从中渔利，致使英国、葡萄牙、丹麦、波兰、匈牙利等都臣服于教皇。

在中世纪后期，伴随着王权在西欧各国的加强，教权逐渐普遍衰落。这就为民族主义的兴起，民族君主国家的崛起开辟了道路。但是，在中世纪，教权、王权和诸侯三种政治力量的角逐，对日后西欧政治体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世纪后期在英、法等国形成的等级议会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它们进行斗争的一个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