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维金人的南下和北欧人的国家

航海民族维金人的兴起 维金人（Vikings）居住于北欧的斯堪的那维亚半岛和日得兰半岛，种族上属于日耳曼人。在西欧历史上又通常称之为诺曼人。它包括丹麦人、瑞典人和挪威人。据考证，Vikings一词来自于丹麦文Vik（小峡湾）或挪威文Vig（海岸小湾），即“从峡湾来的人”之意。由于他们善于从事商业航海与劫掠活动，故又被称为北欧海盗。

北欧地处欧洲大陆西北边缘，地理纬度高，气候寒冷，自然环境十分恶劣。由于冰川侵蚀，这里的陆地山崖陡峭，河湖荡漾，峡谷幽深，土地相当贫瘠，只在沿海有小块平原。但是，北欧各国森林广布，海岸线漫长，故动植物资源相当丰富。优质木材、贵重皮毛、琥珀等都是畅销欧洲的贵重商品。同时，北欧沿海多优良港口，适于航海业的发展。这种有利的自然条件造就了维金人特殊的生活方式。因此自古以来，上山围猎，出海捕鱼，继而不断的海外贸易就成为北欧人生活的主旋律。

船是维金人海上活动的必备工具，因此他们的造船技术相当发达。长期的实践使他们能够制造出性能优良、用途各异的船只：如六桨小船、豪华的龙舟、独桅快船、双桅快船、平底大货船和大型远洋船。而维金人借以入侵西欧的则是一种长条船。在1880年，该种船只在挪威的奥斯陆海湾被发现。它长23米，宽5.25米，龙骨由一长17米的巨木制成。整个船体结构严谨，由桨和帆推进，非常适于航海。它每次可载乘40—100人，时速约10海里，能够在海上连续航行一个月。

长期的海上活动不仅使他们积累了丰富的航海知识，而且还使他们练就了高超的航海技能。所以，维金人也就成了海上的主人。同时，艰苦、凶险的海上生活也造就了维金人特有的民族性格。他们一个个强壮剽悍，性格粗犷，骁勇好战，富有冒险和进取精神。也正是这种性格使他们一旦有机会就放弃渔猎生活，从事海盗劫掠和远航贸易。

当公元4世纪、5世纪日耳曼人像潮水一样涌入西欧各地之时，维金人仍然居留于自己的故土。至公元9世纪，由于其社会组织的变化所导致的社会矛盾的加剧，人口的增长所带来的生存压力，加上因商路转移所造成的产品滞销，这些因素会聚在一起，促使维金人离开家乡，四处进行侵略。从此，一个新的野蛮民族在西欧大地出现了。

北欧海盗的南下 继东欧到西欧的民族迁徙浪潮之后，帝国扩张伴随着财富掠夺也刺激了局处北欧的维金人，他们在航海技术和经验方面的优势虽然难以为构建大陆性帝国提供保障，但是轻舟快船、四处侵袭带来的财富则具有强烈的诱惑性。所以，维金人组成的北欧海盗进行的四处劫掠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有组织、有纪律的经常性活动。正是凭借这一点，从公元9世纪开始，包括挪威人、丹麦人和瑞典人在内的北欧海盗开始了大规模南下的入侵活动。

挪威人很久以前就据有法罗、设德兰和奥克尼群岛等岛屿。至公元9世纪中叶，他们以之为跳板，逐渐向西、南开拓。向西，他们远航至冰岛，并在此进行移民垦殖。继而，他们又到达格陵兰以至北美大陆的北部沿海，但他们并未在此久留。向南，他们到达英格兰、赫布里底群岛和爱尔兰，并一度将爱尔兰海变为挪威殖民地的内湖。另外，他们还伙同丹麦人侵入英格兰和欧洲西部沿海，甚至一起南下经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

丹麦人是维金人中较早从事海盗劫掠的一个民族。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载，公元789年，三艘单帆多桨船洗劫了英吉利海峡的多塞特沿岸。此后，他们对英格兰和法国西部沿海的骚扰一直持续了近2个世纪。英格兰的重要城市伦敦、哈姆威克及法兰克重镇巴黎、亚眠、康托维克等尽遭洗劫，有些城市甚至数次遭劫。海盗们把抢来的战利品拿到市场上进行出售，有时甚至就地拍卖。

瑞典人多是从事贸易的商人，但他们的海盗习性也很浓厚，因此常常被称为“海盗商人”。最初，海盗商人忙于波罗的海沿岸的贸易。后来，他们向东经波罗的海控制了芬兰，并进入俄罗斯境内。他们沿东欧平原上无数条南北向的大河，如伏尔加河、顿河、第聂伯河等南下，并发现了新的重要商路——“法兰琴路”。这条商路将瑞典人同拜占庭和阿拉伯帝国连接起来，从而加强了北欧同东方的文化交流。他们往往沿商路设立商站，并派驻军加以保护。

维金人的南下给刚刚走向复苏的西欧以极大打击。它不仅加剧了其分裂，而且还使经“加洛林文化复兴”所取得的文化成果遭受到了极大的破坏。许多修道院连同其图书馆被毁，大批费尽周折才获得的图书再次佚失。但是，它却使另一个野蛮民族融入了世界文明的行列之中。

北欧人的国家 维金人侵入西欧后，在一些地区进行大规模移民，定居下来，并建立起了一些国家。这便导致了西欧历史上又一次大规模民族融合的出现。尽管有些国家存在时间很短，但它们对欧洲历史的发展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诺曼底公国是由维金人的一支诺曼人建立的，其创建者是著名北欧海盗世家奥克尼家族的后裔罗洛。10世纪初，罗洛率领一批海盗在塞纳河口建立据点，并不断沿河而上侵袭巴黎等地。法兰西国王“昏庸者”查理无力抵御，被迫于公元911年同罗洛签订条约。条约规定：封罗洛为公爵，并将塞纳河口一带划归其统治；罗洛皈依基督教，不与法兰克人为敌。于是，大批北欧人来此定居，从而形成了诺曼底公国。北欧人定居下来后，便逐渐失去自己的特长和习性，为法兰克人所同化。至11世纪，诺曼底已完全法国化了，并成为法国的一个大的封建领地。他们不仅放弃了其原始的宗教信仰，变成了基督教徒，而且还与当地人杂居，学说法语，接受了当地人的许多习惯，而当地人也不再视他们为敌人。从此，在诺曼底地区就产生了一个新的民族。他们身材高大，体格健壮，碧眼金发，富有冒险和进取精神，从而给当地民族注入了一股活力。罗洛定都于卢恩，并开始组建强有力的政权。他禁止私斗，建立公爵法庭，强令臣民服从。他还模仿法兰克人分赐土地，广泛收拢附庸。他重视基督教，并建立了许多基督教教堂和修道院。至“征服者”威廉时期，诺曼底公国更为强盛。他建立起一套比较完善的中央集权制的政治体制，并组建了一支强大的军队。他还定期征收赋税，设置预算，并将财政大权收归中央。11世纪，诺曼人还进行了两次著名的征服活动：一是威廉征服英国，二是罗伯特·吉斯卡尔征服南意大利和西西里。

11世纪初，丹麦王卡努特（公元1017—1035年）重新征服了英格兰，不久又接管丹麦和挪威，建立起跨越北欧的庞大帝国，史称北海帝国或卡努特帝国。在英格兰，他继续以旧制统治其臣民，制定并颁布法典，以维护和平。他接受当地古老的传统和风俗习惯，保护并支持基督教会，大力兴建教堂和修道院，使英格兰的宗教文化事业得以继续发展。卡努特还实行宽容的民族政策，以调和英格兰居民和北欧移民间的关系。由于当地的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亦来自北欧，在语言和风俗习惯上，他们与新来的北欧移民十分接近，所以北欧移民很快就与当地居民发生融合。盎格鲁—撒克逊语（即古英语）在后来则成为英国民族语言的基础。北欧人亦在经济和文化上给英格兰以影响。如英尺和英寸间的十二进位法就是从北欧传入的。由于卡努特长期居留于英格兰，所以他的统治极大地促进了该地区各民族的融合，但在本土却引起了人们的不满情绪。卡努特去世后不久，帝国即宣告瓦解。英格兰重新归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国王统治。而北欧移民则逐渐融入了当地居民中。

11世纪40年代，一批富有冒险精神的诺曼骑士在其首领罗伯特·吉斯卡尔伯爵的领导下，自诺曼底公国来到意大利。他们先是征服了南意大利，继而又经过30年苦战，并最终于1091年从穆斯林手中夺取了西西里岛。1130年，罗伯特之侄罗杰二世正式建立西西里王国，统领南意大利和西西里。诺曼西西里王国恰好位于拉丁基督教文明、拜占庭文明和穆斯林文明的交汇处。在王国境内，诺曼人、拜占庭人、阿拉伯人、犹太人、伦巴德人等各民族相互杂居。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风俗习惯交相辉映。而诺曼统治者则采取宽容的民族政策。他们不仅在被征服地区保留了拜占庭和穆斯林的行政管理结构，官方文件同时用拉丁语、希腊语和阿拉伯语发行，而且还使各民族仍然保有他们各自的语言、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诺曼西西里王国的历代统治者都极为重视学术和文化的发展。尤其是在弗里德里克二世统治时期（公元1215—1250年），该王国不仅经济繁荣，政治上开明，而且在文化上也极为昌盛。在他的“宫廷里挤满了开明的阿拉伯哲学家，他对穆斯林极为友好”。而弗里德里克二世本人则“流利地说6种语言：法语、德语、意大利语、拉丁语、希腊语和阿拉伯语。他在哲学、科学、医学和自然史方面造诣颇深，而且对其他国家的消息也很灵通”。在他的统治下，不仅穆斯林学者、希腊学者，而且来自拉丁西方各地的学者也云集于此，从事科学研究和文化教育活动。穆斯林在西西里播下的文化种子，最终在诺曼人统治时期开花结果。同时，先进的拜占庭与阿拉伯文化也通过西西里传入拉丁西方。这样，西西里便成为当时落后的拉丁西方人吸收先进的拜占庭文化和阿拉伯文化的一条重要通道。

1066年英王忏悔者爱德华死后无嗣，从而招致王位之争。先是贤人会议推举戈德温家族的哈罗德为继承人，继而是挪威国王哈拉达以卡努特帝国之血统为由，要求获得王位，同时诺曼底公爵威廉则以与爱德华有姻亲关系为借口，要求继承王位。各方争执，互不相让，英国王位问题只得以战争的方式来解决。是年，威廉亲率大军，渡过茫茫的英吉利海峡，打败其对手，登上英国国王的宝座，建立起英国历史上的诺曼王朝（公元1066—1087年）。由于诺曼王朝的统治所依靠的主要是从诺曼底来的贵族和骑士，所以它在很大程度上是诺曼底公国的翻版。该王朝将法语作为官方语言，拉丁语只在教堂使用，而民间语言仍然是盎格鲁—撒克逊语。于是，法语中的许多词汇逐渐为古英语所吸收。同时，诺曼贵族的骑士精神也在英国社会找到了合适的土壤。大陆文学和艺术的许多新观念也传入英国。诺曼底的建筑风格也为之所吸收，并逐渐形成独特的英国样式。诺曼贵族还将法国的农庄管理经验、家业组织和先进的农业技术引进到英国，从而促进了该地区的农业发展。总之，诺曼征服不仅为英国带来了大陆的封建制度，还带来了许多新观念、新时尚，从而对英国民族传统的形成产生了不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