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从原始文化走向文明

工具的制造 在人类从猿到人的发展过程中，人类有别于动物的进化并不表现为通过野性未消的蛮力来求得生存，而是通过高于动物的智力水平来适应和改造自己的生存条件。原始人类在其生存环境中可以随时捡拾和利用那些大自然“造物主”造就的平整的、圆滑的、带有棱角的自然“石器”来解决他们需要解决的问题，同时也包括动物的角和骨头以及木棒。正是在这种自然而然的使用及其效果的评价中，人的祖先不仅产生了对这些自然工具加以利用的记忆，而且产生了对这些自然工具进行改造的愿望。对于人类来说，有意识的大脑神经活动不仅使他们产生了相互之间群体认同和思想沟通的需要，由此促进了生理发声系统的进化，从而产生了语言，而且使他们为了生存和不断满足日益增多的生存需要去改造生存的条件。这两个方面的需要和实践，又刺激着人类大脑的发展。

人类为了实现不同的目的而对“自然工具”的选择，促使人们寻找、保留那些尖利、结实的“自然工具”，同时也开始了制作工具的实践。这种实践就是对木头、骨头和石头等“自然工具”进行人力加工。如为了将木棍的一头变为尖利的矛头，必须用边缘锋利的石块或动物骨头碎片对木棍进行刮削或磨制。在人类没有使用金属时，石头对于人类是最结实、最尖利、最坚硬的工具制作原材料，同时也是制造工具的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说，石器是人类最早的工具，因为加工坚硬的石块无疑是人类在利用自然界提供的各种原材料中最困难的。

人类最初借助木棍（棒）、动物骨头和石头等“自然工具”来实现自己的某种目的，是形成工具意识的自然基础。而有意识地制造工具，则成为人类文化的重要标志。工具的制造可以说是人类文化进程的开端，因为它是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集中体现。当然，人类制造工具是从本能到有意识地满足自身的需要而产生的行为，这种由生存本能到有意识生存的过程也是人类思想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所以，任何一种工具的发明都包含了人的思想，这些思想本身也是文化。

石器时代 对于原始人类来说，生存的基本问题和任何动物都是一样的，即获得食物和躲避“天灾兽祸”。工具的发明，被称为“人手的延伸”是很有道理的。人类可以利用工具向自己手臂所不及的食物对象进行猎取，如投掷、打击之类，这同样也起到了一种自我保护的作用。从最初自然的石器利用，经过粗糙加工的石器，到经过精细加工的各种类型、多种用途的石制工具，人类的石器时代经历了大约170万年的时间。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人类虽然已经扩散到世界各个大陆，并且在不同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下形成了种族的分化，形成了千差万别的语言，但是他们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发展进程基本上是一样的，都处于石器时代，都属于采集、狩猎（包括捕鱼）族群。这一时期的文化，是处于同一发展程度的原始文化，也称为石器文化。当然，石器文化时代也包括不同的发展阶段，如人们所熟知的旧石器时代的早、中、晚期，新石器时代的早、中、晚期。

所谓旧、新石器时代的划分，主要是根据生物考古学对古人类化石的研究和相应时期典型石制工具来确定的。在旧石器时代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人类的石制工具基本上都是通过敲击形成的以石核状为主的用于打击的石器。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片状石器开始占据主流，当然还包括用动物骨头、角和象牙等材质磨制的骨针、鱼钩、箭镞、矛头和饰物等。而新石器时代的石器则日益精细和多样，这些石器的制作工艺也更加复杂，如在初步敲击成型后再进行磨制而产生的石斧、石刀、刮削器、石锛、石镰、矛头、箭镞和饰物等，种类繁多，其中也包括制作工具的工具。当然，工具的发展只是原始文化的一个方面，人类的精神世界、行为方式，乃至社会组织的发展则使文化现象广泛发生。如源自“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信仰、图腾崇拜和生活习俗中的巫术与禁忌，岩洞中和石壁上以动物为主题的岩画和抽象符号，小型的骨雕和各类饰物，丧葬仪式，血缘氏族中的母系和父系家庭结构，氏族和部落的体制，等等。所以，原始文化中既包括了工具、语言，也包括了衣着、饰物、艺术形式、宗教信仰、制度和习俗等多方面的内容。

动植物的驯化与文化传播 人类社会在经过漫长的进化以后，大约在距今一万年时开始发生飞跃性变化。这种变化的标志是人类从采集、狩猎的原始生产生活状态向动植物驯化的农耕、游牧生产生活状态的转化。人类利用原始的工具进行的采集、狩猎生产，虽然相对于自然觅食的动物世界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但是对于强大的自然力和食物资源的不稳定性来说，人类的生活依然是难以得到保障的，特别是采集、狩猎的游动性不仅造成了人类的不安定感，而且直接影响着人类的繁衍，迁徙的需要同生儿育女是相矛盾的。所以，源自于采集和狩猎基础上的动植物驯化随着人自身的进化和文化的发展应运而生了。

最初的动植物驯化是如何发生的？这是人们最容易提出的问题，但同时也是最难以回答的问题。应该说驯化现象最初是极具偶然性的，或许是人们采食某种果实的撒落，或许是人们吐出的某种果核，在自然“种植”中再次发芽结果这种现象启发了人类，从而促使他们进行种植的尝试，对野生植物的驯化便产生了原始的农业。或许是狩猎获得幼小动物崽子在人的圈养下长大，或许是捕获的母兽分娩小兽的繁殖现象，使人类获得了某种启示而开始了圈养野兽的动物驯化过程由此诞生了原始的畜牧业。总之，无论是什么样的启示，当人类意识到在人的干预下为自己“制造”稳定的食物来源时，对植物和动物的驯化就发生了。植物驯化的定义可以表述为：栽种某一种植物并由此有意或无意地使其发生不同于其野生祖先的、更有利于人类食用消费的遗传变化；同样，动物驯化的定义也可以表述为：使某种动物在圈养条件下通过有选择的交配，使其与野生祖先有所不同，以便为控制其繁殖和饲养的人类所利用。事实上，动植物的驯化，可以说是人类最早进行的生物遗传工程，也是石器时代人类创造性最伟大的体现。通过人为的干预，改变野生动植物的繁殖和生长而为人所用，这相对于远古人类砍伐树木、敲凿洞穴等改造自然的活动是一种飞跃，它也因此成为人类文明创造力的基础。

最早的动植物驯化发生在什么地方？这同样是人们所关心的基本问题。在这方面，随着全球性考古学的发现和研究，我们已经得到了基本答案。在1万多年前，人类已经扩散到了世界各个大陆，甚至到达了一些孤立的岛屿。在对这些古人类遗迹和这些地区尚存的原始族群进行考察的基础上，驯化地理学和生物学的研究表明：动植物驯化最初是发生在若干特定的地区，而不是在各大陆普遍发生。动植物驯化的必要前提首先是自然条件，它包括气候、地理、植物区系和动物种类等。目前可以确定的驯化中心包括：地中海东岸西亚地区，在公元前8500年左右驯化了小麦、豌豆、橄榄、绵羊和山羊等；中国，在公元前7500年左右驯化了稻、黍、猪、蚕等；印度，公元前7000年左右驯化了芝麻、茄子和瘤牛等；新几内亚，约公元前7000年左右驯化了甘蔗和香蕉等；埃及，公元前6000年左右驯化了无花果、荸荠、驴和猫等；中美洲，公元前3500年左右驯化了玉米、豆和火鸡等；乌克兰，公元前4000年左右驯化了马；安第斯山脉和亚马孙河地区，公元前3500年左右驯化了马铃薯、木薯、羊驼等。当然，还可以列举出若干地区独立驯化的植物或动物种类，如非洲、北美和欧洲的一些地区。但是，动植物最古老且最主要的驯化中心集中于欧亚大陆的西南亚、中国、南亚地区。这些驯化中心的形成，是同这些地区当时优越的自然条件直接相关的。

在自然万物中，到目前为止，人类能够驯化的动植物数量在自然界的可食用的物种中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并非在任何地区中的任何可食用的动植物都能够驯化，即便当地的自然条件良好，但是动植物物种类型也决定着驯化的可能。在人类驯化的14种大型食草哺乳动物中，最主要的有5种，即绵羊、山羊、牛、猪和马；其次的9种包括阿拉伯单峰骆驼、中亚双峰骆驼、美洲羊驼、北非驴、西伯利亚和北欧的驯鹿、东南亚水牛、西藏高原牦牛、爪哇巴厘牛、印度白肢野牛。前5种在特定的地区驯化后已经遍及世界各地，而后9种则仍受到自然地理环境的限制而程度不一地分布于一定地区。面对这些人们所熟知的驯化动物，人们也会产生新的疑问，为什么欧亚大陆的野马可以被驯化而非洲的斑马不能被驯化？为什么许多有野猪的地方没有发生对猪的驯化？为什么更大型的食草哺乳动物如大象、犀牛、长颈鹿等未被驯化？事实上，人类在进行动植物驯化的过程中是经历了艰苦试验的，而且也为此付出了代价。决定动物能否被驯化的基本条件必须满足人自己的要求，其中包括喂养动物的饲料要经济和容易获得，动物的生长周期要短以便能及时为人类提供所需，在圈养的条件下动物繁殖不受影响，被驯养动物必须生性温和而不致危害人类，被驯养动物不属于对人或外界环境异常敏感的惊恐类型，等等。大象虽然力大肉多且性情温顺，但是养成一头大象所要付出的代价（包括食物和时间）要比最终从它身上得到的好处要大得多。当然，大象在一些地方一直为人所役使，但是这是驯服的结果而非驯化。

动植物的驯化对于人类社会而言，其意义是巨大的。它不仅使人类享有了获得食物的稳定来源，而且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食物结构和营养结构，粮食、肉乳向人们提供着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维生素等。粮食生产的副产品——各类秸秆为圈养牲畜提供了食物，牲畜则为人类提供着除肉乳以外的皮毛、役使等生产生活资源，牲畜的排泄物又回归农田滋养粮食作物，等等。特别是驯化马、牛等牲畜的广泛役使，使交通、生产条件发生了重大变革，生产力水平大幅度提高。人类的第一次人口爆炸式增长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发生的。

动植物在一些确定的地方，特别是在欧亚大陆驯化之后就开始广泛地传播，在这种文明成就的传播过程中它并不是简单的驯化物种传播，而是一种文化的传播。动植物的驯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植物驯化产生的种植业形成了农耕文明，人类开始定居下来。定居生活和农耕生产带来的稳定性，不仅使人口的繁衍加快增长，而且也引起了人类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化。动物驯化一方面为农人提供了副业养殖，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专门从事牲畜饲养业的游牧文明。农耕和游牧文明的传播，表现在文化层面上包括了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多方面的内容。同时，传播往往是伴随着人口繁衍对土地和牧场的需求而发生的扩散。这种扩散对尚未进入农业社会的采集、狩猎族群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有的被迫向其他地区迁徙；有的接受了新的生产方式；有的在接受新的生产方式的同时也发生着语言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同化。农耕文明的出现，是漫长的采集、狩猎原始文化发展的结果，也是人类进入文明史的开端。正因为动植物驯化首先发生在欧亚大陆，文明也率先出现在欧亚大陆的若干大河流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