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结论
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并不能肯定地说凯恩斯最终战胜了哈耶克，或者说他的理论更加合理。可以确定的是，凯恩斯主义浪潮有效地驱除了诸如“强制储蓄”、“中性货币”等主题，使这些问题边缘化，之后再没有成为主流。差不多在同时，逐渐占据统治地位的克拉克/奈特传统中不包含时间因素的生产函数理论排挤了独特的奥地利学派的跨期协调方法。
然而，不仅经济活动有周期，商业周期理论的流行也有周期。从这个角度看，卢卡斯、萨金特等的新古典经济学也许——至少对老一辈经济学家来说——是有些似曾相识的。对商业周期——遵循最大化逻辑的个体应对货币冲击的反应——的基本的新古典理解，以及强调作为传播机制的真实资本的变化，基本上就是哈耶克的精神（笔者将在下一章详细论述这个观点）。现代经济学理论的主流从很多方面来看可以说更多的是哈耶克主义而非凯恩斯主义。例如，现代的均衡概念源于哈耶克的跨期均衡概念，而不是凯恩斯的那个“马歇尔的”（Marshallian）均衡概念。从这方面看，很多精力被用于研究稳定的性质或者趋于均衡问题，这个问题的性质哈耶克很早就已经了解（Hayek，1933b，1935b）。而且，当然，在现代经济学中，哈耶克的局部信息和价格体系的信息提供作用等洞见的影响日益增大。总之，哈耶克早期的研究当然能够在一般均衡理论及其后的发展史中获得一席之地。但是这并不包含他后期（1937年后）的研究，这点将会在下一章讨论。
然而，现代经济学家从来没有忽视过“凯恩斯类型”（Keynesian type）的问题；事实上，在过去20年里，这些问题越来越多地通过“源于哈耶克的”分析工具来处理，如源于哈耶克跨期均衡思想的均衡概念和不对称信息。这可能会使人质疑希克斯提出的那个问题，即“究竟谁是正确的，凯恩斯还是哈耶克？”（1967：203）是否中肯。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角度看，他们可能都是“正确”的。
[1] 这个“赞同”让人有点惊讶，因为凯恩斯在1914年的《经济学杂志》（Economic Journal ）上对米塞斯《货币与信用理论》（1912）的评论还是很严苛的（Keynes，1914）。
[2] 毫无疑问，哈耶克不是奥地利学派的商业经济周期理论的唯一贡献者。很多著作都在阐述这个理论，其作者多数是德国人，有汉斯·奈塞尔（Hans Neisser）、戈特弗里德·哈伯勒（Gottfried Haberler）、路德维奇·拉赫曼（Ludwig Lachmann）、埃里克·希夫（Eric Schiff）、威廉·洛普克（Wilhelm Röpke）和查德·施特里格尔（Richard Strigl）。当然也包括米塞斯（他是这个理论的真正“创始人”）。
[3] 至少在最初的时候，这些“激进分子”包括：罗宾斯（Robbins）、希克斯（Hicks）、沙克尔（Shackle）、本哈姆（Benham）、德宾（Durbin）和卡尔多（Kaldor）。拉赫曼（Lachmann，1982：630）回忆道，他1933年春季进入伦敦经济学院时“那里所有重要的经济学家都是哈耶克主义者”。令人好奇的是，很多与劳动党有联系的经济学家[如：埃文·德宾（Evan Durbin）、晓治·盖茨克（Hugh Gaitskell）、埃里克·罗尔（Eric Roll）及其他人]转向了哈耶克的周期理论。
[4] 唯一为我注意到的、对哈耶克和凯恩斯的早期交锋进行广泛讨论的是多斯塔莱（Dostaler，1991）。本章在许多方面与多斯塔莱的文章是不同的。关于哈耶克与斯拉法之间辩论（几乎与哈耶克与凯恩斯之间的辩论同时发生）的全面的讨论，可参见劳勒和霍恩（Lawlor and Horn，1992）。
[5] 乌尔里希·维特教授向我指出，哈耶克早期强烈的均衡倾向源于他的老师维塞尔（Wieser），维塞尔是老一辈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中最有均衡倾向的人。
[6] 例如，一个代表性的例子是摩尔（Moore，1929）试图使美国经济学家喜欢用的时间序列与瓦尔拉斯的“移动均衡”相适应。
[7] 斯拉法（Sraffa，1932）和希克斯（Hicks，1933）指出，由于哈耶克没有明确货币经济下的行为关系，因此他未能将价值理论和货币理论充分地结合在一起。对于哈耶克来说，货币经济和非货币经济的主要不同在于前者具有通货膨胀倾向。
[8] 例如固定一年的生产周期和一个阶段的生产结构：“我们忽视了这一事实，即资本在完成一个完整的周期之前就易手了”。（Wicksell，1936：128）相反，对于哈耶克和米塞斯来说，这个“事实”是很重要的。
[9] 例如完全竞争、流投入/点产出（flow input/point output）技术、产出不是投入等。哈耶克用信贷市场补充了庞巴维克的真实模型，使贷款利率成为内生变量（除了工资率、利润率和生产周期外的）。20世纪30年代，哈耶克日益偏离了庞巴维克的资本理论，而伴随着的是他自己的“纯资本理论”日趋成熟。
[10] 对哈耶克作为跨期均衡思想的创建者的角色的（新李嘉图主义的）讨论，可参见米尔盖特（Milgate，1979）。
[11] 正如德宾（Durbin，1935）指出的，不幸的是哈耶克从未详细阐述这种复杂过程的滞后结构。相比之下，斯德哥尔摩学派的一个主要的研究领域是对储蓄—投资最初的不一致出现之后产生的事件进行精确的描述。
[12] 比如，这主要是帕廷金（Patinkin，1976：56-58）的评价。
[13] 比如，凯恩斯对“信用周期”的分析是把它当作“新技术发现”的产物，后者根本不会带来自然利率的变化（1930：第18章）。
[14] 哈耶克在评论拉尔夫·霍特里的商业周期理论时给出了完全相同的观点。
[15] 但在凯恩斯和哈耶克同时代的学者中，很多人通常都将资源的非充分利用作为分析起点。因为这能让他们说明商业周期的一个基本事实，即产出在部门之间的运动是正相关的。然而，在与凯恩斯的论辩中，哈耶克采用的是形式化的分析而不是非形式化的现实描述，他坚持分析的起点是“……在没有还没使用的资源的均衡条件下……一般的经济理论停止的地方”（PP：34）。但他竟然也表示他自己对“初始的非均衡”的分析是“更具有包容性的”商业周期理论的补充，凯恩斯的“次级通货紧缩”分析是次要部分（相似观点可参见Robertson，1934）。
[16] 《凯恩斯文集》的编辑莫格里奇（Moggridge）告诉我们，凯恩斯对哈耶克的评论“很不高兴”，因为“……凯恩斯在自己留着的杂志复印件（这是他留有的杂志中注释最多的一份）里……总结了他的回应，写道：‘哈耶克没有以作者能够期许读者所怀有的“善意”来阅读我的书，他不这样做就无法明白我的意思及我是否正确。他明显有种专门挑我刺的热情，但我仍然想知道这种热情是什么’（Keynes，1973：243）”。
[17] 尽管诸如“平均生产周期”这类概念肯定是一个总和的概念。
[18] 凯恩斯在《通论》中轻蔑地拒绝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宣扬的“一种特殊的利息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利率的变化等同于消费品和资本品相对价格水平的变化”（1936：192），因此，凯恩斯的这个态度也可以追溯到《货币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