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经济学与社会主义：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再审视

一 导言

在过去几年中，许多西方知识分子的思想发生了转变，这主要是因为在世界范围内中央计划经济制度的崩溃。在经济学家当中，也发生了这种思想转变。以弗兰克·哈恩（Frank Hahn，1990）为例，在他很罕有的一次对政治经济问题的涉足中，我们注意到他的反应“……与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1944）一书中的主张相近，而这是一本笔者年轻时讨厌的书”（p.142）。哈恩评论道：“……近来关于代理理论和信息问题的研究，是加强了而不是弱化了哈耶克观点的力量。”（同上）类似地，我们注意到英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安德鲁·甘布尔（Andrew Gamble，1985/1986）赞扬路德维希·冯·米塞斯（1920）批判社会主义的论证“逻辑严密”，以及哈耶克对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贡献，这部分是由于“很多社会主义者对于社会主义的可行性变得没有把握”（p.365）。在一个更为具体的层面上，我们发现保罗·萨谬尔森（Paul Samuelson，1983）总结道，熊彼特“在社会主义理性经济计算可能性的问题上，认为兰格（Lange）和勒纳（Lerner），而不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取得了胜利是异常天真的”（p.176）。^[1]

在五十多年前的大辩论背景下产生的奥地利学派思想，突然之间受到人们的关注，是什么原因？当然，从中央计划经济的突然崩溃（当然是在多年的停滞之后）中可以找到部分的解释，这一事件促使人们为它寻找一个更为全面的经济解释。在这样的一种解释中，奥地利学派对全盘社会主义持彻底批判的态度，引起人们的关注是非常自然的。

另外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比较制度学说史内部，修正主义的趋势日益明显（Vaughn，1980；Nelson，1981；Nelson and Winter，1982：Chapter 15；Lavoie，1981，1985，1986；Steele，1981；Keizer，1987，1989；Murrell，1983；Kirzner，1988；Rothbard，1991；Ebeling，1993）。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新修正主义主要见于非正统阵营，特别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和演化经济学家之中。

相反的是，对发生于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社会主义大辩论中发生了什么的解释，长期以来却是被新古典经济学家主导。据说，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那些至少已宣称赢得了经济计算大辩论的，主要是具有形式主义偏好的、新古典导向的经济学家，如奥斯卡·兰格和阿巴·勒纳。

在这一章中将要进行简短考察的是这场辩论的学说史（historiography）。并且将更进一步说明现代经济学——各种类型的新制度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的洞见，可认为是加强了米塞斯和哈耶克等人当初在计算辩论背景下提出的奥地利学派的观点。因此，前面提到的修正主义者，至少其中有一些人的看法，笔者是隐含地同意的，他们认为很大程度上这些观点在纯新古典的框架内是无法表达的。笔者与他们不同的地方在于，笔者是从新制度主义和演化理论，而不是从奥地利学派的市场过程理论的角度去解释奥地利学派的观点的（对于那种解释，具体可见Lavoie，1985和Kirzner，1988）。然而，结果证明，这两种解释很大程度上是互补的，它们都利用了米塞斯与哈耶克在大辩论中提出的部分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