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经济活动的跨期协调：哈耶克和凯恩斯的早期辩论
一 引言
“哈耶克的经济学著作……几乎不为现代的学生所知；人们几乎已经不记得，哈耶克的新理论曾是凯恩斯的新理论的主要竞争者。究竟谁是正确的，凯恩斯还是哈耶克？”（Hicks，1967：203）。
在经济学领域里，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也许被认为是最强烈地抨击凯恩斯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人物。根据他的“反对凯恩斯主义的通货膨胀运动”（1978：91）的背景，和他把凯恩斯的《通论》视为约翰·劳（John Law）的作品的现代版（1978：286）来看，这个判断似乎确实是非常合理的。
然而，如果我们回到60年前，我们会看到一幅不一样的画面。特别地，如果我们看看20世纪30年代主要的经济学家（比如Shackle，1933；Robertson，1934；Durbin，1935）对“哈耶克的研究”和“凯恩斯的研究”之间的关系的评价，我们会很惊奇地发现他们一致认为凯恩斯和哈耶克的分析方法具有相似性。因为凯恩斯和哈耶克都被认为“在维克塞尔（Wicksell）的研究中找到了共同的起点”（Shackle，1933：27）。而正是这个共同的起点使他们与同时代研究商业周期的大部分英国理论家[例如亚瑟·庇古（Arthur Pigou），拉尔夫·霍特里（Ralph Hawtrey）和丹尼斯·罗伯特森（Dennis Robertson）]不同。凯恩斯本人的观点甚至也强化了这个评价，因为在《货币论》的一段文字中，他偏向于赞同“新维克塞尔学派”——也就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汉斯·奈塞尔（Hans Neisser）和哈耶克，凯恩斯认为这些人的研究“……相当接近这部《货币论》的理论”（1930：199）。[1]
然而，当同时代的评论者看到了哈耶克和凯恩斯之间的相似性时，他们所指的也只是凯恩斯的《货币论》，而不是他后来的《通论》。而且尽管一些折中派（例如Durbin，1935）勇敢地试图将哈耶克（1935a）的“庞巴维克的框架”和凯恩斯（1930）的“最优组合方法”结合起来，但越来越明显的是——不仅仅只是在凯恩斯的脑子里——“……维克塞尔加上凯恩斯说的是一回事，维克塞尔加上哈耶克说的又是另一回事”（Hicks，1967：204）。这表面的相似性很快就减少了。
1931年2月，由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发起，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做了4场报告。同年11月，这4场报告的内容集结成书出版了，书名为《物价与生产》（Prices and Production，简称为“PP”）。这本书是公认的奥地利学派商业周期理论的经典表述。[2]哈耶克的报告在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家中引起了激烈辩论，一方是支持他的伦敦经济学院的年轻激进分子，[3]另一方是站在反对立场的剑桥学派经济学家（Sraffa，1932；Robinson，1933）。这场辩论牵涉的内容远超出了制度的对抗，以及主张自由放任的伦敦经济学院和主张积极政策的剑桥学派之间的争论。有很大一部分经济学家似乎更喜欢哈耶克简短而严谨的分析，而不是凯恩斯享有盛誉的两卷本《货币论》中的分析，丹尼斯·罗伯特森复杂的储蓄—投资分析或者是对拉尔夫·霍特里以存货投资为基础的、特殊的周期理论就更不用说了。哈耶克的理论被认为具有更好的解释能力，而且也更符合严谨和清晰这些标准。
然而，英国的大部分评论是负面的。例如，霍特里认为《物价与生产》是“晦涩难懂的”，这主要是因为哈耶克把他的主张与“……源于杰文斯和庞巴维克的、繁琐到难容忍地步的资本理论”（Hawtrey，1932：125）纠缠在一起。但是在美国，阿尔文·汉森（Alvin Hansen）很大程度上给出了肯定的评价，他认为《物价与生产》
……是近几年来唯一一部在凯恩斯的《货币论》所推动的各个领域恢复了对商业周期理论的兴趣，并重新开始探讨的著作。（1933：332）
证实汉森的评价并不困难：大部分人都同意，那个时候在解释经济周期方面有开拓性贡献的，是以《货币论》和《物价与生产》为代表的作品。
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应该记得在1930年左右，在经济学中最受推崇的研究领域就是商业周期理论，例如，看下对1933年斯皮特霍夫（Spiethoff）的纪念文集（die ställung und der nächste zukunft der konjunkturforschung）的贡献者名单就可以证明这点。在这个主要的理论舞台上演的戏剧中，凯恩斯和哈耶克扮演了主角。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出戏一直持续到1992年哈耶克的去世才结束，因为直到最后哈耶克都强烈反对凯恩斯的观点。但是他后来对凯恩斯的伦理学和认识论的批评也同样多；凯恩斯和哈耶克之间关于国际经济学的激烈辩论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不久才基本宣告终止（Hayek，1943；Keynes，1944）。
本章是关于这出戏的第一幕，即哈耶克和凯恩斯在伦敦经济学院主办的刊物——《经济学》（Economica ）杂志上进行的交锋。这场辩论发生于1931年和1932年，哈耶克发表了对凯恩斯《货币论》的评论，该评论由两部分构成（Hayek，1931a，1932a），凯恩斯（1931）予以回复，而哈耶克（1931b）再给予答复。这篇文章推动了有关凯恩斯的学术讨论的大量出现，也代表了哈耶克自己学术水平的稳步提高，要对此有所了解，就不仅仅需要详细地讨论他们之间那次特殊的交锋。笔者还试图将这两位主角的较量放在他们更宽广的研究背景之下（第二和第三部分），尝试从不同的视角去解读。特别地，笔者认为哈耶克和凯恩斯之间早期的辩论最重要的是关于经济活动的跨期协调（第四部分）。用莱琼霍夫德（Leijonhufvud，1981）的话说，哈耶克和凯恩斯之间的辩论代表了“维克塞尔联系”（The Wicksell Connection）内部的辩论。[4]而且，这场辩论预见了许多主题，这些主题对于之后凯恩斯和他的批评者之间的辩论非常重要。
在本书的主题背景中，相对详尽地讨论他们之间的辩论的一个原因是从中可以知道年轻时候的哈耶克如何深受一般均衡理论的影响，以及他曾经是如何地认为这个理论具有非凡的解释意义。因为深受一般均衡理论的影响，哈耶克在那个时代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中似乎处在一个相对特别的位置上。[5]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也是后来最成功地与一般均衡理论决裂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正是这些情境解释了一个看似矛盾的事实，即不论是新古典经济学家还是演化经济学家都认为哈耶克是他们的理论先驱。
当然，不可否认哈耶克和凯恩斯之间的巨大差异（可能在1930年代初期就存在）在许多其他方面也有表现，比如伦理学和认识论方面。但是笔者认为，这些差异对于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内容来说并不是很重要，所以在下面的讨论中笔者将忽略这些差异。换句话说，笔者把凯恩斯和哈耶克之间的早期辩论视为严格的经济学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