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在全球化背景下，民俗学研究国家文化建设特别重要，它涉及国家的文化权利、文化多样性、文化遗产保护、民族团结、生态环境、地方社会传统和综合防灾减灾等种种问题，不容忽视。民俗学研究国家文化建设，并作出理论贡献，这是新时期民俗学研究的大方向，也是民俗学学科建设能力的标志。
应将利用民俗文化资源的工作纳入政府文化建设的决策，包括从文化角度开展的社会管理实践、文化安全管理、政府投资方向管理和预防风险管理。要从民俗学的角度，理解中低收入社会阶层的风险补偿和民俗习惯，鼓励民间组织等相关社会力量的参与机制等。
民族民俗研究是国家维稳文化的核心工作。我国是多区域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地方民族和民族民俗一向是民俗学研究对象的重点。在我国现代经济社会高度发展的过程中，它们均已被前所未有地纳入地方社会建设，成为地方社会发展的支柱。正确利用地方民俗和民族民俗的资源，可以对国家与地方政府的社会管理起到互补作用。从民俗研究民族史和地方史，已成为一种理论兼方法。
加强跨文化比较民俗研究。在全球化和现代化时期，民俗、影视和汉语推广已成为我国文化输出的三大渠道。但我国民俗从封闭社会发展而来，在现代世界文化输出的高标准要求面前，民俗的优秀性还缺乏与开放环境和外部世界的联系与对比，对国家文化建设有效能力的预测水平和激发内生机制的水平不足，这些都是需要改进的地方。民俗学研究的功能就在于提升民俗文化的生命力。我国还要通过高校民俗学教育和社会普及教育，使民俗获得新的社会适应性，而改善民俗文化的输出水平是民俗学者的共同责任。
[1]Vladimir Propp，Theory and History of Folklore，trans.by Ariadnay Matin and Richard P.Matin，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4，pp.9－11.
[2]参见钟敬文于1948年末所发表的分析延安诗人李季创作《王贵与李香香》的论文，1949年初发表的讨论华南方言运动系列论文《关于方言文学运动的理论断片》和1950年发表的《口头文学：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财产》一文；详见收入钟敬文《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下），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28—35、415—423页。重点看钟敬文《口头文学：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财产》，收入钟敬文《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1—3页。
[3]在拙作《“文化空间”的民俗地理学研究》中，对民俗学视角的文化空间研究作了详细讨论，详见《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8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80—93页。
[4]史培军、宫鹏、李晓兵、陈晋、齐晔、潘耀忠：《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研究的方法与实践》，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王静爱主编：《中国地理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67页。
[5]张镜湖：《世界的资源与环境》，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19页。
[6]安介生：《历史民族地理》（上），山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20页。另见第97、98、113、117页。
[7]［法］贝特朗·巴迪（Bertrand Badie）、［法］玛丽—弗朗索瓦·杜兰（Marie-Francose Durand）等编：《全球化地图》，许铁兵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6、8页。
[8]同上书，第8页。
[9]［日］八木康幸：《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原载［日］福田亚细男、小松和彦编《讲座日本の文化科学》，河合洋尚、陈浣娜译，收入王晓葵、何彬编《现代日本文化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学苑出版社2010年版，第177页。但八木康幸最早发表此观点在1997年，参见该著第190页注释1。
[10]［法］玛丽—弗朗索瓦·杜兰（Marie-Francose Durand）等编：《全球化地图》，许铁兵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封底。
[11]R.David Arkush，1981.Fei Xiaotong and Sociology in Revolutionary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中译本，［美］戴维·阿古什：《费孝通传》，董天民译，时事出版社1986年版。详见此书对费孝通“社区”理论的讨论。费孝通：《中国农民的生活：一个长江流域乡村生活的田野研究》（Peasant Life in China：A Field Study of Country Life in the Yangtze Valley.），London：Routledge and N.Y.：Dutton.1939.另见费孝通《行行重行行》，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2]郑杭生主编：《社会学概论新修》（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47—348页。陆学艺等主编：《2010年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13]李强：《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分层结构》，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57页。
[14]马戎：《中国人口跨地域流动及其对族际交往的影响》，《中国人口科学》2009年第6期。
[15]董晓萍、［法］蓝克利（Christian Lamouroux）：《现代商业的社会史研究：北京成文厚（1942—1952）》，《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另见《北京成文厚个案研究——撰写北京商业史的资料、方法与初步结果》，载［法］蓝克利主编《中国近现代行业文化研究：技艺和行业知识的传承与功能》，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第319—347页。
[16]董晓萍：《跨文化的汉语文化交流：调研与对策》，《温州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第1—10页。
[17]关于对跨文化故事项目调研数据与理论讨论，参见拙文《跨文化的现代民俗传承》，载北京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北京师范大学编《前沿、创新、发展——学术前沿论坛十周年纪念文集（2001—2010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12—216页。
[18]关于民俗学如何参与国家防灾减灾文化建设，另见董晓萍、王静爱《减灾文化建设与社会管理》，载北京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北京师范大学编《科学发展：社会管理与社会和谐》（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8—1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