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维视野下我国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的新形势

我国的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是在整个社会的现代性变迁这一大背景下开展的，是针对社会现代性变迁所带来的危机和挑战而提出的。究竟如何把握我国社会的现代性变迁，笔者和杨敏教授曾提出过“实践结构社会学理论的二维视野和双侧分析”的思路和视角，认为当今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着的一系列结构性巨变，是现代性全球之旅的长波进程和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这两股力量交织纽结而产生的现实结果，因此，对其进行分析时，必须同时关照全球视野与本土特质这两个维度[4]。从这二维视野来看，当前，我国的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正面临着极其复杂的社会背景和新问题、新矛盾、新风险，突出地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利益主体和利益诉求日趋多元导致社会矛盾日益复杂，如何统筹兼顾多元利益考验着政府和社会驾驭复杂局面的智慧

从全球视野来看，一般地说，当人均GDP进入1000—3000美元时期，各国社会都会面对不协调因素的活跃期和社会矛盾的多发期，这也是社会矛盾最易激化和恶化的高风险期。这一时期的不协调因素和社会矛盾主要表现为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从本土特质来看，中国社会当前正处在快速转型过程中，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的相互交织加剧了社会分化的趋势，利益多元化格局鲜明地摆在人们面前。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社会矛盾几乎都涉及不同的利益关系和利益诉求。从“三失”（国有企业的改制重组破产引发的职工下岗失业、农村土地征用造成的农民失地、城市房屋拆迁导致的居民失房）引发的大量社会冲突，到流动人口、弱势群体利益维护问题引起的大量社会矛盾，再到本地人和外地人差别隐藏的诸多社会风险，情况都是如此。

这里以我们最近在广东南海等发达地区调查所看到的农村股权分红引起的激烈冲突为例，这个区一年可分红的资金达到几十个亿，已有分红权的那部分人要防止没有分红权的人进来，没有分红权的人要想各种办法进去。他们都抓住了政府的软肋——怕群众上访，没有分红的上访，已有分红的也上访。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外嫁女”及其子女问题（原来嫁出去了，现在要回来分红），还有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老兵、农村中自理粮和农转非人员、知青及其子女、高等院校毕业生、“违计人员”等等群体[5]，他们都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失去了村里的户口，被排斥在分红范围外，他们为了讨回自己的分红权，常年上访，甚至发生暴力冲突事件。整个南海区被股份分红权分割为冲突严重的不同利益群体，经济越发展，这里的利益冲突就越激烈。南海的现状是未来中国的一个缩影，表明了我国在当前多元化的社会利益格局下，各主体利益诉求内容的异质性和多样性、诉求行动的动态性和不确定性、诉求方式的竞争性和博弈性。这样的多元利益格局如何实现统筹兼顾，绝对不是简单的问题。

（二）群众的权利意识迅速崛起导致政府权威的降低，如何做好新时期的群众工作考验着政府赢得群众信任的能力

习近平同志强调“群众工作是社会管理基础性经常性根本性工作”[6]、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7]。然而，当前群众工作的难度已经大大提高，一些地方政府与群众的关系也不那么融洽了。从全球视野来看，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福柯、利奥塔、布迪厄等一大批社会学家都意识到个体意识在全球范围内的觉醒，对个体性格、个体体验、个体权利的特别强调逐渐成为一个时代的特色，以至他们惊呼以理性化为特征的现代性社会的终结和以个体意识为特征的“后现代社会”的来临。从本土特质来看，在中国，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市场机制无所不在的渗透，个体意识的崛起也是一个明显的趋势。我们曾把它概括为“集体化社会”日渐萎缩，“个体化社会”不断兴起。主要表现为：第一，个体的产权意识逐渐增强，特别是在住房问题上，人们通过市场取得的房产权是外人不可侵犯的，同时，人们在取得房产时也取得了要求社区提供相应服务的权利，如果这种服务没有很好地提供就很容易产生纠纷，近年来大量出现的物业纠纷就是这样产生的。第二，人们的环境意识明显增强，甚至可以说进入“社会环境敏感期”[8]，一旦听到政府想上马可能对环境有污染的项目就会起来维权，甚至用极端的方式强迫政府取消项目，最近的“什邡事件”和“启东事件”就是这样的案例。稍早前，还有厦门和大连的“PX事件”、“上海的磁悬浮事件”等等。第三，个体的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区分越来越清楚。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越来越限于公共空间、角色行为的来往。第四，个体的民主参与意识将逐渐增强。总之，随着群众权利意识的迅速崛起，他们对公权力不再是无条件地服从了，动不动就会与政府发生冲突。而在这一次次的冲突中，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也逐渐降低。

目前，社会上出现了一种值得特别警惕的现象，就是群众的“老不信”心态，就是说无论政府说什么、做什么，部分群众总是不信任、不相信。民革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蔡永飞曾将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归结为七种心态——社会焦虑、不公平感、思维惯性、情感转移、情绪发泄、从众心理、逆反心理[9]。从根本上看，这反映的是政府的公信力出现了问题，这种现象如果得不到有效遏制的话，就会出现所谓的“塔西佗陷阱”的恶性循环。所谓“塔西佗陷阱”，通俗地讲，就是指当公权力遭遇公信力危机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10]。笔者曾指出：“现在我们许多干部都觉得治理社会比过去难多了。为什么难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老百姓信任的缺失。老百姓的信任，是一种非常可贵的社会资源。老百姓信任，即使社会政策考虑不周全，也能弥补，有矛盾也好解决，大矛盾化解为小矛盾，小矛盾化解为和谐相处。反之如果老百姓不信任，最好的社会政策也难以贯彻，不大的矛盾也难化解，小矛盾甚至被激化为大矛盾。这就是说，鱼水关系好办事，油水关系难办事，水火关系要坏事。所以，现在，重建社会信任的问题，尖锐而迫切地摆在了我们面前。”[11]

（三）风险社会的特征日益凸显导致社会安全感下降，如何应对各种类型的风险考验着政府和社会应急管理的能力

从全球视野来看，“在发达的现代性中，财富的社会生产系统地伴随着风险的社会生产。相应地，与短缺社会的分配相关的问题和冲突，同科技发展所产生的风险的生产、界定和分配所引起的问题和冲突相重叠”[12]。随着经济的发展和高科技的应用，现代社会必然是充满风险的社会，以至于有社会学家说，“古典现代性阶段的理想是平等，而高级现代性阶段的理想则是安全”[13]。但从本土特质来看，对于中国社会来说，“风险社会”的内涵则更为复杂：一方面，是来自“当代到处存在的不稳定性”所带来的“人类困境”[14]，如SARS、甲型H1N1流感那样的新型疾病，不知何时到来的恐怖威胁，全球性的认同危机等；另一方面，则是更大程度上来自中国自身的社会转型带来的“个体安全”问题，包括“现实困境”和“未来威胁”两个方面。

“现实困境”是个人生活中已经遇到的实际困难或问题，如贫困、失业、失房、失地，党群、干群、劳资关系的不协调或紧张，社会不公平、社会治安不力等，这些都严重地影响了社会成员的安全感。在当前，“现实困境”在很大程度上主要又集中在收入分配和财富占有问题上。“未来恐惧”是指可能对个人生活造成的威胁，因为风险本身就是一个超前性、非事实性概念，是未来可能发生的对人类安全的威胁。目前我国社会处在剧烈变迁的时期，各种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因素容易被激发，社会成员对风险的潜在威胁也很敏感。譬如，公共突发事件（公共卫生事件、生产事故、食品安全事故、水污染等）造成的恐慌，资源短缺（“电荒”、“煤荒”、“油荒”、“水荒”等）引发的各种紧张现象，公共物品（如教育、银行、通信、交通、医疗等）的涨价，个人生活中可能发生的非预期性事件（如失业、意外伤害、疾病、残疾），以及个人退休后的生活质量和养老负担等，这些潜在威胁都有可能降低安全指数，导致社会成员的“预期性焦虑”[15]。如何应对以上种种社会风险，缓解“人类困境”、“现实困境”、“未来恐惧”等多重压力，给人们足够的安全感，是我国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要面临的重大问题。

（四）信息化、网络化时代的来临导致的双刃剑效应，考验着政府和社会如何驾驭虚拟社会、如何与时俱进的创新能力

“数字化生存”已成为信息时代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16]，而且，正如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所说：“作为一种历史趋势，信息时代的支配性功能与过程日益以网络组织起来。网络建构了我们社会的新社会形态，而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性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17]网络“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出生、生活、学习、工作、生产、消费、梦想、奋斗或是死亡的方式。”[18]因此，他将现代社会称为网络社会（the network society）。信息化、网络化的发展趋势完全改变了传统上的时空内涵和形式，在地理限制几乎终结的同时，对时间限制的突破也达到了极致，社会事件更为频繁地从特定时空形式以及组织实体中抽脱出来，社会关系日益与“面对面的互动情势”相分离。这使得当代社会生活更趋向迅速流变、动荡不羁。我们在理论上将这种状况描述为“轻盈”、“灵动”、“流畅”等等。在这种趋势下，社会现象往往是“无形无像无痕”的，一些难以察觉的迹象可以快速扩散蔓延，发展成为重大的社会事件，因而这一过程也更难以预料、捕捉和把握。其所带来的负面效果是，各种失谐因素极易得到激活，形成社会矛盾甚至导致社会动荡[19]。

目前，我国的微博用户已达三亿，网民高达五亿。网络使个人领域社会化、私人领域公开化，甚至使隐私领域公众化，一旦有违背规则、违背公德的事件被曝光上网，就会触发网络上敏感而兴奋的“神经”，经过网络媒体的裂变式互动传播就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发送至每一个网络终端，形成网络社会现场围观，并很快造成失控局面。因此，有人提出，领导干部要学会在“玻璃房”中工作[20]。我们看到，近些年来的群体性事件当中，手机、网络等新技术手段的推波助澜作用不可小觑，最近的“什邡事件”和“启东事件”，都是在网络的现场直播下发生的。在信息化、网络化时代，同时，我们也看到，在最近北京的“7·21”洪涝灾害中，网友们也自发组织私家车队到首都机场去义务接送被困的乘客。

可见，信息化、网络化是一把“双刃剑”，应用得好，可以造福人类；但控制不当，也会加剧社会的失序。在作为各种思潮汇集点的当今中国社会，在价值观多元开放的时代，在市场经济陌生人的世界，这种双刃剑效应更是如此。敢于用、善于用，网络就能对社会生活起到积极的作用，如增进社会凝聚力、社会和谐；不敢用、害怕用、消极防御，不会用、不善用或用得不得法、不得体，它就可能对社会生活起到消极作用，甚至破坏作用，如恶化社会心态，为错误思潮的放大推波助澜等。网络对共产党的执政来说，同样是柄双刃剑。我们的党员干部，特别是基层的党员干部，要是敢于用、善于用，就能把事实真相及时告诉群众，化解许多因为群众不了解情况而引起的误解、矛盾。例如，我们在实地调查中，碰到一位区委书记——他是一位敢于用博客、微博，善于用博客、微博的领导，在他的带动下，该区形成了利用政务微博推动政民互动的良好局面。我们团队在调研时，正好碰到在他们辖区发生了一件引起全国网民关注的事件。那位书记在自己的博客、微博上说明事件的真实情况，说明区委区政府对待事件的态度以及采取的措施。这就在第一时间内发布了真实消息。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这个事件就可能在半天时间内在不真实消息基础上迅速发酵，造成难以挽回的恶劣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