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晚年笔记的问题意识与理论旨趣
马克思晚年笔记不仅内容博大精深，而且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和理论旨趣。这在《马克思历史学笔记》与《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以及对俄国农村公社的具体考察和分析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
《马克思历史学笔记》主要是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世界各国发展史料的摘录、编排和评述。第一册笔记，时间跨度从公元前1世纪到14世纪初。内容包括从罗马帝国初期到意大利封建制度的形成的历史，欧洲各民族的历史，公元5世纪到12世纪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蒙古人、花剌子模人的历史以及14世纪中叶前北欧和东欧诸国的历史。其中，对11世纪到13世纪西方国家和东方国家历史中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由罗马教会煽动的法、德、意、英的封建主的十字军远征等资料的摘录，占有相当大的篇幅。第二册笔记，按年代顺序包括整个14世纪和15世纪前70年左右的时期。在内容上，马克思主要对因城市势力的增长而引起的反封建的阶级斗争以及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例如扎克雷运动、瓦特·泰勒起义以及捷克的胡斯战争等的历史资料作了详细摘录。同时，还对这一时期欧洲各国国家机构的改革和军事上的改革作了研究。第三册笔记，马克思通过摘录从15世纪中叶到16世纪70年代这一时期发生的宗教改革及与之相关的多次战争，整个16世纪在德国、意大利和法兰西发生的内战的资料，从侧面反映了西欧资本主义兴起过程中奴隶制度、封建制度的发展、衰落的过程。第四册笔记，摘录和记述了16世纪最后25年至17世纪以前的事件。其中，三十年战争是重点。许多章节详细地说明了这场战争前所发生的各种事件，研究了参战各国的历史和它们的相互关系，并阐明了它们的对外政策以及当时欧洲各国的发展和国际关系的发展过程。而且，在该册笔记中，有关俄国的摘录比前三卷明显增多，同时还更多地注意了英国史，并且特别把英国原始积累过程作为了重要内容。[4]
从《马克思历史学笔记》的具体内容可以看出：第一，马克思对历史学家著作中有价值的实证资料的摘录，是按照人类历史发展的时间顺序，即从奴隶制度到封建制度，再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发展顺序进行编排的；第二，马克思按照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实际过程来具体编排了整个笔记的内容。第一册笔记主要对各民族相对独立和封闭发展时期的发展状况以及相互交往的情况作了研究；第二册笔记主要对因资本主义的萌芽以及封建制度开始衰落而引起的历史事件作了研究；第三、四册笔记则主要对西欧资本主义兴起过程中发生在国家内部以及国际间的矛盾作了研究，尤其关注了俄国的发展状况和英国原始积累的过程。这就表明，《马克思历史学笔记》的理论主题，主要在于追溯现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发生过程及其在不同民族或国家的具体表现。
《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的基本内容可以具体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关于现存农村公社在资本主义殖民运动中的历史命运与发展前景的预测。马克思在摘录俄国学者柯瓦列夫斯基的著作时，首先考察了作为古代原始公社最后遗迹的现存农村公社的新特征：既有公有制因素，又有私有制的成分。马克思把这一新特征概括为现存农村公社的“二重性”，并指出这种二重性的矛盾逐渐成了现存农村公社解体的根源，因为私有制因素的增长，逐渐破坏了公社原有的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因此正是这种二重性的矛盾决定着现存农村公社的命运，并使它有两种可能的发展趋势：一种是私有制因素战胜公有制，导致公社的解体；另一种是公有制因素消除和战胜私有制因素，使公社成为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机体，将公平原则以不同的形式长久地保存下去。马克思认为，现存农村公社的发展究竟选择将哪一种可能趋势变成现实，既取决于公社自身的发展，也取决于世界资本主义的殖民运动。因此，其次，马克思借助柯瓦列夫斯基著作中关于殖民主义者残酷镇压落后地区土著人民的反抗的具体材料，考察了印度、阿尔及利亚等地在欧洲殖民主义统治之前的土地关系，揭露了殖民当局对当地的土地所有制性质的歪曲，批判了他们以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为依据、打着“经济进步”的幌子强制瓦解公社土地所有制并人为地扶植大土地私有制的做法。马克思指出，殖民当局的做法，不会给殖民地社会带来进步，而只能使它陷入深重的苦难。马克思的这些观点，在他1877年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以及1881年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和草稿中得到了更为系统的阐述。
在这些信中，马克思首先肯定了俄国公社的独特性以及存在独特发展道路的可能性。马克思指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5]因为，俄国农村公社作为古代公社的“最近的类型”[6]，它具有以下特点：①它是最早割断血缘关系的公社成员的社会集体；②实行土地公有制，但定期在各个社员之间进行分配，农民自己耕种分配给他的田地，并实行产品私人占有制；③在公社内，房屋及附属品即园地，已经成为农民的私有财产；④动产私有权已出现，不动产的私有权正在萌芽。也就是说，俄国公社二重性十分明显：一方面，公有制以及公有制所造成的各种社会联系，使公社具有牢固的基础。另一方面，房屋的私有、耕地的小块耕种和产品的私人占有，既促进了个人的发展，又使得经济与社会平等遭到了破坏，并促使公社走向解体。这种二重性既可能使公社走向更高级的社会联合体，又可能成为公社解体的根源。其发展前景如何，要看它所处的历史环境的发展。“‘农业公社’的构成形式只可以有两种选择：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先验地说，两种结局都是可能的，但是，对于其中任何一种，显然都必须有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7]这里所谓俄国公社所处的“历史环境”，主要是指世界历史环境，即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情况。在马克思看来，俄国公社所处的历史环境具有如下特点：①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并存的东西，它有机会不经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波折而直接利用后者的一切积极成果；②欧洲殖民主义者还未对它直接进行破坏；③和它并存的资本主义制度正经历着危机，这种危机只能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即走向更高级的社会联合体而告终。因此，俄国公社在世界资本主义矛盾激化并形成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提下，就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建立共产主义制度。
马克思还充分注意到了俄国公社实现“跨越”的难度。在马克思看来，导致“跨越”困难的原因有两点：一是在公社二重性的基础上，俄国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加剧了公社解体的危机；二是西方无产阶级社会革命还没有大规模发生。因此，马克思指出，俄国公社只有借助于革命才能避免资本主义的冲击。“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8]而且，“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的自由发展，那么，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9]。因为，正如马克思后来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中所指出的：“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10]简言之，俄国公社能否“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关键取决于俄国公社自身的发展和世界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能否达成有机配合。
第二，关于农村公社的共同点与差异。在对柯瓦列夫斯基著作的摘录中，马克思充分利用前者提供的关于美、亚、非三大洲的原始公社遗留痕迹的材料，对各种类型的公社作了比较研究。马克思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各大洲的农村公社，作为古代原始公社的最后痕迹，具有不同于古代原始公社的新特征，即既具有公有制因素，又有私有制成分。但是，它们都是由自发产生的社会关系及血缘亲属关系和生产资料公社所有制决定的古代原始公社演变而来的。而且，直到资本主义社会确立以前，在所有社会特别是发展比较缓慢的社会中遗存的农村公社，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两种社会关系或者它们的变种的影响，以至于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保留有它们不同程度的印记。
通过对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的摘录、整理和说明，马克思揭示了农村公社演变的一般规律和各地区农村公社具体演变形式和发展状况的差异。在马克思看来，摩尔根通过调查研究，发现了原始社会的一般结构，证明了氏族（从母系氏族到父系氏族）是原始社会的基本单位，阐明了家庭形式的演变规律，揭示了家庭形式和婚姻形式在原始社会中的作用，说明了私有制的产生导致专偶制家庭的产生和文明社会的建立。但是，马克思剔除了摩尔根著作中的错误观点和说法，并把摩尔根著作从生产技术的发展到政治观念的发展再到家庭形式的变化和私有制的产生的结构，改造成了从生产技术的发展到家庭形式的变化到私有制和国家的产生的结构。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阐明了以下观点：所有古代原始社会都是建立在两种生产即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本身的生产的基础之上的；私有制的产生导致了专偶制家庭、阶级和国家的产生，即氏族制度的灭亡。同时，马克思还对摩尔根著作中的问题作了进一步说明，对某些论点作了重要的纠正、发挥和补充。例如，将摩尔根把取火当作人类早期的主要发明的观点，改造成了一切与取火有关的东西都是主要的发明的观点[11]；否定了摩尔根关于人类已达到“绝对控制”食物的说法[12]；对摩尔根的亲属制度、亲属称谓落后于亲属关系的原理作了更深刻的理论概括，即得出了“政治的、宗教的、法律的以至一般哲学的体系”都落后于人与人之间的现实关系的观点[13]；深刻剖析了专偶制家庭的起源和性质[14]，阐明了从母系氏族过渡到父系氏族的原因和意义[15]，补充了其他民族中存在的父权制大家庭的例证，并引用古代作家的著作补充了摩尔根对希腊罗马社会的分析，阐明了希腊罗社会中私有制的产生、氏族的瓦解以及阶级和国家的形成、阶级之间的关系。由此，马克思就在阐明了原始公社演变的一般规律的同时，揭示了各地区的原始农村公社具体演变形式和发展状况的差异，从而为揭示不同的现存原始公社在资本主义殖民运动中有不同的历史命运和发展前景，以及世界资本主义殖民运动在不同的原始公社中会遭到不同的抵制和反抗提供了客观依据。
第三，反对套用西欧农村公社的演变模式来说明其他地区农村公社的演变问题。马克思不仅反对把现存的农村公社与古代原始公社简单混淆起来，而且还反对套用西欧农村公社的演变模式来说明其他地区农村公社的演变问题。针对柯瓦列夫斯基把印度在苏丹统治时期和大莫卧儿帝国时期土地的“公职承包制”看作“西欧意义上的封建主义”的做法，马克思指出：“别的不说，柯瓦列夫斯基忘记了农奴制，这种制度并不存在于印度，而且它是一个基本因素。”因为，“土地在印度的任何地方都不是贵族性的，就是说，土地并非不得出让给平民！”同时，也不存在土地的世袭司法权，等等[16]。实际上，印度集权君主制的存在阻碍了印度社会向西欧那样的封建制度演变[17]，其国家职能是由农村公社的职能逐渐演变而来的[18]。马克思也批评了菲尔把欧洲特别是西欧社会发展中的封建概念强加在亚洲社会发展的特殊形式之上的错误。“这头驴子还认为什么都是在个体家庭的基础上产生的”[19]，“菲尔这个蠢驴把村社的结构叫作封建的结构”[20]。针对梅恩把印度的父权制家庭认作社会的原始形式并否认氏族的地位和作用的错误，马克思不仅尖锐地批评了其知识性错误，而且还揭穿了其从法律上为英国殖民主义罪恶辩护的目的，从而深刻地批判了英国资产阶级法学家的抽象的、超阶级的国家观，论述了国家的起源、阶级性质以及必然消亡的问题，进一步驳斥了资产阶级抽象的人性观点，并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深刻地概括了人的历史发展和人性的具体社会内容。同时，马克思还分析和批评了拉伯克在原始家庭形式和婚姻关系演变以及宗教的起源问题上的许多资产阶级偏见。由此，马克思也就否定了那种把现存农村公社的未来发展前景归结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
从《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所包含的基本内容可以看出，马克思对古代社会特别是现存原始公社的探究，与《马克思历史学笔记》的理论主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在前者中不仅关心前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古代社会的历史演变问题，而且更关心现存的原始农村公社在现代历史条件下的发展问题，即现存原始公社在由资本所主导的世界历史运动中的历史命运与发展前景以及现存原始公社对资本主义世界扩张的具体影响问题。
可见，马克思的晚年笔记蕴含着鲜明的问题意识，它包括两个具有内在关联的方面：一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发生过程及其在不同民族、地区或国家的具体表现作历史的实证考察；二是具体探寻古代社会的历史演变，特别是现存农村公社或落后地区在由资本所主导的世界历史运动中的历史命运与发展前景以及它们对资本主义世界殖民的具体影响。而这两个方面工作的完成，则正好构成他剖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影响并由此揭示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与发展趋势的重要支撑。
马克思晚年笔记所蕴含的问题意识表明，马克思在其晚年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从理论上进一步深化和把握资本所主导的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和趋势以及在此条件下世界各地现存农村公社的历史命运和发展前景。这是19世纪70年代以来的时代课题。而如何结合实证的历史材料从历史哲学的高度来解答这一时代问题，就构成了马克思晚年笔记的理论旨趣。
第一，晚年笔记写作的历史背景决定了它的理论旨趣。马克思一生的理论研究都是与现实历史提出的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晚年笔记的写作就是与西欧资本主义加速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殖民和渗透这一历史背景联系起来的。19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历史进入了新的时代，即西欧资本主义渡过了革命危机，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走上坡路”的和平发展时期，亦即加速对世界其他地区殖民掠夺的时期。对于长期关注现代资本主义向何处去这一时代课题的马克思来说，不能不对西欧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及其对殖民地人民造成的具体影响以及反殖民运动对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的具体影响加以密切关注。与此同时，马克思的学说在当时西欧，特别是在一些带有宗法制社会遗存和公社土地所有制传统的东方国家得到了广泛传播，并开始逐渐成为这些古老民族地区的先进分子观察本国社会历史发展的指针，以至于一些东方国家的先进学者和革命家不断与马克思展开通信联系并讨论本国社会发展的道路问题。另外，东方落后国家的土地制度改革与反抗资本主义殖民的革命实践向马克思提出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课题，即如何从历史哲学高度科学认识各种至今在世界各地仍尚存的农村公社甚至原始的社会形态，特别是它们在资本主义殖民运动中的历史命运和发展前景问题。可以说，正是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促使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发生问题以及古代社会的演变，特别是现存原始农村公社的历史命运问题予以高度关注，而写就了晚年笔记。马克思针对俄国学者对他的误解和俄国革命家中间关于俄国公社问题的争论以及查苏利奇的请求[21]，而写给俄国《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以及给查苏利奇的信和复信草稿，就非常深刻地体现了这一点。总之，马克思晚年笔记的理论旨趣，并不是为了转移研究重心，也不是为了回归人道主义或超越唯物史观以及对唯物史观进行简单的修补、完善或创新，而是要结合历史实证材料从唯物史观的高度来认识现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发生过程以及它对整个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和趋势的影响。
第二，马克思的历史研究方法决定了晚年笔记的理论旨趣。马克思的历史研究方法，既不同于思辨历史哲学家逻辑地演绎历史的方法，也不同于实证历史学家经验地罗列历史资料的方法，而是逻辑的研究方法与历史实证的研究方法的统一。所谓逻辑的研究方法，就是把对“现在”的正确理解作为理解“过去”和预测“未来”的逻辑前提，即把对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以及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认识纳入“资本批判”的视域中，以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批判为“历史考察之点”，通过逆向追溯认识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及其向资本主义社会演变的规律和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及其向未来社会过渡的“征兆”而预测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方法，也就是“从后思索方法”[22]与“征兆预测方法”的统一。正如马克思所说：不仅“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23]，而且，“人体”即“生产关系的现代形式”包含着自身“被扬弃之点”，“从而预示着未来的先兆，变异的运动”[24]。而所谓历史实证的研究方法，就是运用已得到证实的历史材料对所要考察的社会历史形态进行分析说明的方法。马克思曾指出，“从对历史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25]。因为，“历史是不能靠公式来创造的”[26]。而且，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因而不应当把“人体”与“猴体”简单等同起来，而是必须进行“猴体解剖”，从而实证地了解具体的猴体向人体演变的过程。马克思说：“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27]从晚年笔记的基本内容不难看出，马克思对世界各地区现存的古老社会形态以及农村公社的分析说明，就是统一运用这两种方法的结果。而这也就表明，马克思晚年笔记的理论旨趣，在于为其从历史哲学高度揭示和把握资本主义所主导的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与趋势以及在此条件下的落后民族或国家的历史命运和发展前景提供历史实证材料，从而继续深化《资本论》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