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巴什拉想象哲学概述
不难发现，从古典时期到现象学派，想象的地位不断得以提升，内容也日渐宏富和多元化。发展至巴什拉所处的时代，为人们广泛接受的最经典的“想象”定义无疑是“使本身不出场的东西出场”的“能力”或“经验”[74]，总括来说则包括了三个较为重要的递进层面：（1）记忆或联想的层面；（2）创造的层面；（3）幻想层面。
第一层面上，当人们回忆已经过去的事物，那些事物不会在知觉中出现在当前或说没有现实地出场，但想象使它潜在地出场了。而联想是由当前在场的事物想到其他本身不出场的事物，也是一种想象中潜在的出场。联想中有认识上的联想和审美上的联想，但不论前者还是后者，都是没有或缺乏创造性的，所以无法通向高层次的诗意境界[75]。创造的层面则突显了想象所具备的建构的（constitutive）能力，同样体现在认识过程和审美意识这两大范畴中。在认识过程里，创造的想象把本身不在场的东西与在场的东西综合成一个整体对象，给人们提供认识的必要前提，如前文所举的对“汽车”这一整体概念的把握。而创造的想象在审美意识中所起的作用是要以在场的东西显现出本身不在场的东西，让鉴赏者驰骋于无限的想象空间，这一无限的想象空间即是一种无限的不在场空间，从中体会到所谓的“言外之意”或“弦外之音”，达到一种玩味无穷的审美境界，西方以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为代表的“显隐说”﹑中国南朝梁代刘勰的“隐秀说”，在这一点上可谓异曲同工[76]。
第二个层面上而言，创造的想象在认识及审美中有一个重要的共通之处，就是在场者与不在场者的共时性特征，即整体中出场的方面与未出场的方面总是同时发生的。现实生活里，人们只能在时间的延绵下历时地接触事物，但想象却可以把此刻接触到的一个方面与下一刻或上一刻无穷之多的方面（在场的东西与无穷多不在场的东西）综合为共时的一个整体，所以认识一个作为整体的对象需要想象。同样，人在审美经验中通过想象使时间上的过去﹑现在﹑未来三个环节达到合而为一的境界，构成一个共时的整体的审美经验[77]。陆机（261—303）所说的“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正是对审美经验中的这种共时性的最佳诠释。
最后，幻想（phantasy）层面虽然也是强调使本身不出场的东西出场的想象力，但这些本身不出场的东西更多的是知觉中﹑感性直观中从未出现过或根本不可能出现的东西，如一座“金山”的意象，或“白发三千丈”的诗句等。幻想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创造性想象，它也以感性直观中的知觉作为基础，但正如胡塞尔所说，是一种“知觉的变形”，即一种重新组合和变异，经过这种对知觉的重新组合﹑变异，幻想可以使知觉到的东西变成不可知觉的东西。分别来看，三千丈的长度或白色的头发都是人可以知觉到的，所以三千丈的白发有其知觉基础，但具备此知觉基础的幻想物却不等于就是可以知觉到的东西，白发三千丈就是经过重新组合﹑变异之后不能知觉到的幻象。幻想比一般的想象具有更大程度的飞离在场的特点，因为这种更大程度的自由意识，人们在审美过程中便更能体会到愉悦感和美的享受。文学艺术作品正是由于多富幻想，才给人带来满足与幸福的感动[78]。
巴什拉的想象观是在前人想象理论基础之上建立起来，他既是康德想象观的沿承者，也是胡塞尔想象理论在审美意识方面的补充者，而巴什拉的想象论又别具一格，十分特殊，这与巴什拉独特的“科学—诗学”二重哲思关系密切。
应当承认，比起法国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人格主义（Personalism）﹑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等思潮，巴什拉所代表的新认识论在其所处的年代并未即刻风靡一时，但随着科学的发展﹑时代的前进，巴什拉本人及其思想越来越为世人关注和重视[79]。其著名的“认识论断裂”（epistemological break）﹑“非连续性”（discontinuity）等概念，由他的学生阿尔都塞（L.Althusser，1918—1990）所继承，进而影响了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其科学史著作，如《否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No： A Philosophy of the New Scientific Mind）[80]，直接启迪了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他的诗学想象理论更得到法国文学批评界的公认[81]。科学与诗分属不同领域，前者是“发现的逻辑”，后者是“创造的逻辑”，虽然二者是人类精神的两个机能，但是科学上的“心智”（mind）［“阿尼姆斯”（animus）］与诗性上的“心灵”（soul）［“阿尼玛”（anima）］都是人类的创造性想象活动，对于全面﹑准确地理解现实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因而科学和诗，在巴什拉，是应该互补的，并认为只有在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间寻求平衡才能显示各自完整的意义和价值[82]。而必须指出的是，存在于科学与诗意想象之间的这种“互补”与“平衡”强调的是一种内在的﹑相反的对称性，两个不同的世界相互成为“对方的倒影”[83]。因此在巴什拉那里，思辨与想象既如白天和黑夜一样区分，但又奇异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引人注目的所谓“巴什拉二重性之谜”[84]。
自20世纪末开始，国际学术界对巴什拉的研究呈“复兴”态势，2000年至今，研究巴什拉的文献逐年增加，特别是他对“梦想”（reverie）的研究引起拉美哲学界广泛的讨论[85]。我国学术界在这方面，仍属初级阶段，并且现有的为数不多的研究大都集中在哲学的领域，文学批评方面援引和讨论巴什拉诗学理论的著述还不够丰富。尽管如此，十几年来，《梦想的诗学》（The Poetics of Reverie：Childhood，Language，and the Cosmos）﹑《空间诗学》（The Poetics of Space）[86]﹑《火的精神分析》（The Psychoanalysis of Fire）[87]﹑《水与梦：论物质的想象》（Water and Dreams：An Essay on the Imagination of Matter）[88]等中译本陆续面世，两岸四地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学人加入到巴氏理论的研讨行列，这都证明了巴什拉研究在中国的可观前景。
巴什拉哲学总体上看有两大构成部分，一是代表新科学精神的“科学认识论”（epistemology of science），二是代表新文学精神的“诗学想象论”（theories of the poetics imagination）[89]。前者主要通过反思科学史来认识理性问题，将科学史看成是一连串的“认识论的断裂”，要想把握现代科学种种不连续的﹑辩证的﹑整合的特征，就应该在理性与经验之间建立辩证的﹑互补的关系。这方面巴什拉主要是受法国认识论传统，尤其是迪昂（Pierre Duhem，1861—1916）﹑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等人的影响，著有《否的哲学》﹑《新科学精神》（New Science Spirit）及“认识论三部曲”［《应用理性主义》（Applied Rationalism）﹑《现代物理学的理性主义活动》﹑《理性唯物主义》（Rational Materialism）］[90]。在想象理论方面，巴什拉的诗学想象论作为其梦想理论的重要哲学背景，主要包括四元素想象（imagination with four primary material elements）和想象的现象学（phenomenology of the imagination）两个阶段，受到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荣格（C.G.Jung，1875—1961）派精神分析﹑现象学等的影响颇大，主要作品有《空间诗学》﹑《梦想的诗学》及“诗歌想象四重奏”［《火的精神分析》﹑《水与梦：论物质的想象》﹑《空气与幻想》（Air and Dreams：An Essay on the Imagination of Movements）﹑《大地与意志的梦想》（Earth and Reveries of Will：An Essay on the Imagination of Matter）﹑《大地与休息的梦想》（Earth and Reveries of Repose：An Essay on the Imagination of Intimacy）］[91]。巴什拉早年主要致力于精神分析及四元素想象论的超现实主义，后期则迷恋于现象学及超现实主义范畴中创造性想象的现象学。在前一阶段，巴什拉援引传统精神分析的方法，借助对诗的批评来讨论四种原始意象（primordial image）的作用，即通过分析四种诗学元素（火﹑水﹑空气﹑大地）与梦想的关系，来揭示人的创造行为的奥秘以及梦想的客观趋向性。巴什拉认为，作家的诗意想象可分为“火”﹑“水”﹑“空气”和“大地”四种元素，这四大元素在古代哲学思想中是万物的基础，根植于人类的集体无意识深处，并积淀成为一种心理结构[92]。到了想象的现象学阶段，巴什拉意识到，之前对原始意象的精神分析虽然解决了梦想的客观趋向性问题，但也为想象力设置了一定的方向，限制了想象力的自由伸展，于是，巴什拉逐步从对梦想的客观理性分析转向主观直觉性分析，这极大丰富了其梦想理论，使梦想不再局限于之前的几种物质意象，而是扩大到所有宇宙意象，宏大者如月亮﹑太阳﹑地球，微小者如一个苹果﹑一只酒杯﹑一株小草等，似乎任何意象都可成为开启梦想意识的入口[93]。巴什拉对于文学中身体感书写的关注和赞颂也集中出现在其后期的作品。其实，巴什拉的梦想哲学始终推崇长久以来被西方哲学忽视的嗅觉﹑味觉和触觉，而将“视觉”﹑“形状”视为敌人进行斗争。巴什拉“赞美手的感觉”，与“烹调和嗅觉形成联盟”，尤其赋予气味以极为重要的地位，倾尽全力探索气味与想象和记忆所保持的特殊关系。有关嗅觉议题的详细讨论，我们将在本书第二个专辑再进行集中探究。
巴什拉是一个词汇梦想者，他的阅读方法强调的是一种赞叹阅读，是一种平静﹑模糊﹑幸福的阅读意识，同时也是一种意象阅读，关注那些散在于诗歌之内的、瞬间呈现于主体意识之中的诗歌意象[94]。本章整体上属于理论层面的宏观建基，是一则概述与反思式的讨论，涉及“心—身”之辩﹑意识迷思﹑身体感﹑诗学想象等侧面，我们就此归纳如下十点，略作小结：
（1）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身体”已愈发成为众多学科以及媒体日渐关注的焦点。人文社会学科和文化理论中，“身体”成为一个引起众多兴趣的主题。
（2）“心—身”之辩使“身体”在成为重要论题的同时，也成为一个难以彻底解决的困惑论题。至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人﹑任何理论学派﹑任何科研成果能够成功跨越精神和大脑，以及与此相关的主观和客观﹑内部和外部﹑心灵与物质的巨大鸿沟或者解释空白。
（3）人类的意识之谜真正触及了“心—身”问题的本质，并平添了讨论它的难度。意识问题的核心是感觉器官的感知问题，或称“现象意识”（可感性/主观性）。
（4）现象学角度“身体感”概念的提出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良好平台。“身体感”涉及的问题具有高度“特殊性”，它立足于感官，而又超越感官，是我们所关注的意识研究的关键。
（5）“诗学想象”与“身体感”之间存在着双向迂回的辩证关系：“诗学想象”是一条介于“心—身”之间的认识之路，“身体感”则是开启通向这条道路大门的秘匙。
（6）想象在西方哲学知识论传统中有两大取向，对两种想象取径的综合正是一条“介于身体与思考之间的认识之路”。假如可以完成这种综合，探究出它们共同的方法学基础，某种新形态知识论的可行之道完全有希望得以开发。
（7）在近代西方哲学﹑诗学研究史上，巴什拉正是这条道路上披荆斩棘，走得最为深远的开拓者之一。
（8）从古典时期到现象学派，想象的地位不断得以提升，内容也日渐宏富和多元化。发展至巴什拉所处的时代，想象的那种“使本身不出场的东西出场”的功效得到广泛的认可。
（9）巴什拉的诗学想象论是在前人想象理论基础之上建立起来，他既是康德想象观的沿承者，也是胡塞尔想象理论在审美意识方面的补充者，而巴什拉的想象论又独具一格，十分特殊，这与巴什拉独特的“科学—诗学”二重哲思关系密切。
（10）巴什拉对于文学中身体感书写的关注和赞颂集中出现在其后期的作品。其想象哲学始终推崇长久以来被西方哲学忽视的嗅觉﹑味觉和触觉，而将“视觉”﹑“形状”视为敌人进行斗争。巴什拉“赞美手的感觉”，与“烹调和嗅觉形成联盟”，尤其赋予气味以极为重要的地位，倾尽全力探索气味与想象和记忆所保持的特殊关系。
[1]［美］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彻底的经验主义》（Essays in Radical Empiricism），庞景仁译，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2页。William James（1842—1910），Essays in Radical Empiricism，ed.Ralph Barton Perry（1876—1957）（Lincoln：U of Nebraska P，c1996）153。
[2]［英］斯威尼（Sean Sweeney，1966—）﹑［英］霍德（Ian Hodder，1948—）：《绪论》（“Introduction”），《身体》（The Body），［英］斯威尼﹑［英］霍德主编，贾俐译，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法］拉图尔（Bruno Latour，1947—）：《身体﹑控制论身体物体和肉体的政治》（“Body，Cyborgs and the Politics of Incarnation”），《身体》，第120页。
[3]［英］卡瓦拉罗（Dani Cavallaro）：《文化理论关键词》（Critical and Cultural Theory：Thematic Variations），张卫东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4页。Dani Cavallaro，Critical and Cultural Theory（London；New Brunswick，New Jersey：Athlone Press，2001）97.William A.Ewing，The Body：Photoworks of the Human Form（London：Thames and Hudson，1994）9.
[4]［英］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第104页。
[5]颜学诚：《“身体研究”专辑前言》，载《思与言》2006年第1期，第1页。周庆华（1957—）：《身体权力学》，弘智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9—17页。
[6]［英］布鲁克（Peter Brooker）：《文化理论词汇》（A Glossary of Cultural Theory），王志弘等译，巨流图书公司2003年版，第30页。
[7]［英］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第104—105页。
[8]“人类基因组计划”研究的范围包括描绘一个生物体全部的基因图等。这一计划所预期的发现被认为能够强健身体，特别是通过对引发致命疾病和遗传现象的原因的识别。［英］古德菲洛（Peter N.Goodfellow，1951—）：《描绘人体：人类基因组计划》（“Mapping the Body：The Human Genome Project”），载《身体》，第24—36页。
[9]［英］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第105页。
[10]彭富春（1963—）：《哲学与美学问题》，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页。
[11]龚卓军（1966—）：《身体与想象的辩证：尼采，胡塞尔，梅洛庞蒂（一）/导论：从身体哲学到哲学的肉身化》，载《文明探索》2002年第1期，第128页。
[12]［美］耐格尔（Thomas Nagel，1937—）：《怎样才象是一只蝙蝠？》（“What Is It Like to Be a Bat？”），楼新跃译，载《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9年第2期，第28页。Thomas Nagel （1937—），“What Is It Like to Be a Bat？，”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83.4（1974）：435.
[13]［美］耐格尔：《怎样才象是一只蝙蝠？》，第28页。
[14]同上书，第31页。
[15]［英］布莱克莫尔（Susan Blackmore，1951—）：《意识新探》（Consciou sn es：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薛贵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版，第148页。
[16]［英］布莱克莫尔：《意识新探》，第147—150页。
[17]宗教中，佛教是为数极少的否认存在连续内在自我或灵魂的宗教。［英］布莱克莫尔：《意识新探》，第149页。
[18]［英］布莱克莫尔：《意识新探》，第150页。
[19]［英］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第156—157页。
[20]周晓亮（1949—）：《自我意识﹑心身关系﹑人与机器：试论笛卡尔的心灵哲学思想》，载《自然辩证法通讯》2005年第4期，第51页。
[21]［英］布莱克莫尔：《意识新探》，第150页。安道玉：《意识与意义：从胡塞尔到塞尔的科学的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3页。
[22]汪云九﹑杨玉芳等：《意识与大脑：多学科硏究及其意义》，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144页。
[23]Chalmers（1966—），“Facing Up to the Problem of Consciousness，”Explaining Consciousness：the“Hard Problem”，ed.Jonathan Shear（Cambridge，Mass.：MIT Press，1997）9-30.安道玉：《意识与意义：从胡塞尔到塞尔的科学的哲学研究》，第39—40页。
[24]安道玉：《意识与意义：从胡塞尔到塞尔的科学的哲学研究》，第35页。
[25]同上书，第34页。
[26]［英］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第157页。
[27]［英］布莱克莫尔：《意识新探》，第152。
[28]［美］耐格尔：《怎样才象是一只蝙蝠？》，第30页。
[29]同上书，第31页。
[30]［英］布莱克莫尔：《意识新探》，第153—54页。
[31]［英］布莱克莫尔：《意识新探》，第154页。
[32]在此，有必要插言“身体感”与“身体观”这两则关系密切的概念。一般来说，历来的身体研究或身体史研究往往是指“身体观”或“身体观的历史”研究，通常有两大论述途径：（1）借助文献讨论医学观念及其形成和变迁。例如气、阴阳五行、心与气等课题。这是一条思想史或社会史的取径。（2）借助图像，即与身体相关的图解，分析医学传统对身体观看的方式。例如研究古代医学望诊相法，从而了解医学论述及其文化脉络。不论是哪一途径，均将“身体”当作一个客观的考察对象。然而，从我们前文的讨论不难看出，“身体”不仅仅是研究者探索的客体，更是人感知主观的载体。日本学者栗山茂久（Kuriyama Shigehisa，1954—）便指出，“对于身体的看法不但仰赖于‘思考方式’，同时也仰赖于各种感官的作用”，客观知识的产生不可能从人类感知过程抽离，主体经验与医学论述之间有一层密切的关联，“身体感”与“身体观”存在着一种互赖关系。研究人们对身体的观念，不但是在研究某种思想结构，也是在研究某种感官认知。［日］栗山茂久：《身体的语言：从中西文化看身体之谜》（The Expressiveness of the Body and the Divergence of Greek and Chinese Medicine），陈信宏译，究竟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17—18页。
[33]西方现象学的（phenomenological）身体观认为，“身体”有别于“躯体”（flesh），躯体为一堆血肉组成，是纯粹物理性的组成；“身体”则介于精神与躯体之间，是二者沟通的桥梁，是心灵与躯体的结合。应该说，“身体感”概念的意涵正是以此为基本出发点。王岫林：《魏晋士人之身体观》，博士论文，台湾中山大学，2005年，第3—9页。龚卓军：《身体感：胡塞尔对身体的形构分析》，载《应用心理研究》2006年第29期，第159—160页。
[34]龚卓军：《身体感与时间性：以梅洛庞蒂解读柏格森为线索》，载《思与言》2006年第1期，第50—51页。余舜德：《物与身体感的历史：一个研究取向之探索》，载《思与言》2006年第1期，第23页。
[35]龚卓军：《身体感与时间性：以梅洛庞蒂解读柏格森为线索》，第51—52页。余舜德：《物与身体感的历史：一个研究取向之探索》，第23页。
[36]龚卓军：《身体感与时间性：以梅洛庞蒂解读柏格森为线索》，第56页。余舜德：《物与身体感的历史：一个研究取向之探索》，第23—24页。
[37]龚卓军：《身体感与时间性：以梅洛庞蒂解读柏格森为线索》，第56页。
[38]同上书，第52页。
[39]余舜德：《物与身体感的历史：一个研究取向之探索》，第24页。徐嘒埙：《间隙—流动的内在风景》，硕士论文，高雄师范大学，2006年，第48—51页。
[40]汪云九﹑杨玉芳等：《意识与大脑：多学科硏究及其意义》，第32页。
[41]［英］布莱克莫尔：《意识新探》，第159页。
[42]汪云九﹑杨玉芳等：《意识与大脑：多学科硏究及其意义》，第32页。
[43]Daniel Clement Dennett（1942—），Consciousness Explained（Boston：Little，Brown and Co.，c1991）38-39，107-108.［英］布莱克莫尔：《意识新探》，第160页。
[44]Daniel Clement Dennett，pp.142-144，256-257.［英］布莱克莫尔：《意识新探》，第159—160页。
[45]唐孝威（1931—）：《意识论：意识问题的自然科学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108页。
[46]我们应当强调，文学上的“意识流”是一个借用的概念，大多用来描述现当代小说，以指称将心灵内部状态的内容和节奏用一种未经修改的内心独白形式转换为文字的手法或技巧。乐黛云（1931—）主编：《世界诗学大辞典》，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683页。［英］布鲁克：《文化理论词汇》，第66—68页。
[47]语出1963年《巴黎大学年鉴》。［法］巴利诺（André Parinaud，1924—）：《巴什拉传》（Bachelard），顾嘉琛（1941—）﹑杜小真（1946—）译，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第68页。
[48]这种区别在中文运用里可以借“想像”与“想象”的差别体现出来。前者译作“想像”，取“像”之复制再生的含义，后者则对应“想象”，取道家哲学“大象无形”之义。但是“想像”与“想象”在现代汉语中的运用目前比较混乱，学界至今也仍然存有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鉴于我们的讨论侧重于想象力的创造性特质，并且综合现在论述这一问题的文章，方便起见，本书除了直接引用的部分外，一概使用“想象”，而不使用“想像”。潘卫红（1972—）：《想像与想象：兼论康德哲学中的Einbildungskraft的翻译问题》，载《湖北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第59—62页。凌大：《“想象”非“想像”》，载《新闻爱好者》2008年第1期，第25页。匡吉：《“想象”比“想像”合理》，载《咬文嚼字》2003年第7期，第41—42页。
[49]龚卓军：《身体与想象的辩证：尼采，胡塞尔，梅洛庞蒂（一）/导论：从身体哲学到哲学的肉身化》，第133页。
[50]［美］祈雅理（Joseph Chiari，1911—）：《二十世纪法国思潮：从柏格森到莱维-施特劳斯》（Twentieth-century French Though：From Bergson to Lévi-Strausst），吴永泉﹑陈京璇﹑尹大贻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62页。
[51]柏拉图将认知过程（或灵魂的状态）分为四个不同的阶段，由低到高依次是：想象﹑信念﹑理智和理性，与各阶段对应的认知对象是影像﹑感性事物﹑概念和理式。［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Repulic），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76—281、296—303页。
[52]［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第276—281、296—303页。王柯平（1955—）：《〈理想国〉的诗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34页。
[53]张世英（1921—）：《哲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0—51页。
[54]Mark Johnson（1949—），The Body in the Mind：the Bodily Basis of Meaning，Imagination，and Reason（Chicago：U of Chicago P，1987）141-144.张世英：《论想象》，载《哲学研究》2004年第2期，第1—2页。
[55]崔巍：《先验哲学中的想象力学说》，博士论文，吉林大学，2006年，第18页。
[56]［古希腊］亚里士多德（Aristotle，384BC-322BC）：《论灵魂》（On the Soul），秦典华译，《亚里士多德全集•卷3》，苗力田（1917—2000）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2页。Mark Johnson，pp.141-144.
[57]［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第72页。
[58]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想象与感觉有三个较为主要的区别：（1）感觉必须以现实为基础，想象则可以脱离现实。（2）感觉适用的范围要比想象广泛得多，感觉总是出现，想象并非如此。（3）所有感觉都是真的，而想象多半都是假的。感觉为人们提供现实的﹑精确的感觉对象，但脱离直接感受的想象很可能是错误的。由此，想象在人的认识能力中地位远低于感觉。［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第72—73页。
[59]“飞离在场”（transend the present）或称“缺席”（absence），即存在的一种缺失状态，指存在隐蔽于“此时此地”；“在场”（presence）则恰恰与之相反，指存在呈现于“此时此地”。这里的“此时此地”，换言之，即“当下时刻和当下场所”。“缺席/在场”概念本身牵涉了时间和空间的交织，因为“在场”一方面意味着事物在空间的显现，另一方面又是事物在时间上的现在时刻，同样，“缺席”一方面指事物在空间的隐蔽，同时又是指事物“不在时间上的现在时刻”，更具体的说，即“在过去或者在未来”。“在场/缺席”作为一组相对的概念，始终贯彻于西方形而上学的历史之中，亦构成基督教神学的基本论说框架。很长一段时期，“在场”占据了牢固的支配地位，与“缺席”相比，拥有绝对的特权。或许正因如此，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才把从柏拉图到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的哲学称之为“在场形而上学（metaphysics of presence）”。“在场/缺席”二者之中到底哪一个更具优先特权，争论已久。自柏拉图《裴德洛斯篇》（Phaedrus）关于“言语/文字”关系的分析，到亚里士多德《物理学》（Physics）卷4对时间的讨论，再到海德格尔的“基本存在论”和德里达的“解构”，这则争辩一路延续下来，现今已成为后现代哲学之争的重要线索之一。汪民安（1969—）主编：《文化研究关键词》，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75—476页。张世英：《论想象》，第2页。
[60]Richard Kearney，Poetics of Imagining：Modern to Post-modern（Edinburgh UP，1998）3-4.
[61]张世英：《哲学导论》，第51页。
[62]［德］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纯粹理性批判》（The Critique of Pure Reason），韦卓民（1888—1976）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8—170页。张世英：《哲学导论》，第48—51页。
[63]张秉福（1964—）：《论想象力在康德认识论中的地位》，载《湖南第一师范学报》2005年第1期，第74—76页。潘卫红（1972—）：《康德的先验想象力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6页。
[64]康德称这种综合作用为“想象力的先验综合”又称“形象综合”。张世英：《论想象》，第2页。
[65]康德区别在认识中与在审美经验中想象力作用的不同之处主要是，前者依然受知性概念束缚，人们如何看待事物依赖于确信有那么一个事物在人们面前。而后者则不受概念的束缚，是一种自由的活动，“正是想象的这种自由活动使我们让概念立足于一种本身免受概念约束的经验之上”。张世英：《论想象》，第2页。
[66]［德］康德：《判断力批判》（Critique of Judgement），李秋零（1957—）译，《康德著作全集•卷5》，李秋零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8—249、326—333页。
[67]张世英：《哲学导论》，第51页。
[68]“第一位的想象”是把纷乱感官材料塑造成型的认知能力，是人们体验现象的真实世界的能力，“第二位的想象”则是在程度上加强了的“第一位想象”，它可以融化﹑分解前一种想象获知的感官材料，使它的所有者看出普遍经验的真实意义，而艺术的创造正是这种先见的体现。［英］柯尔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文学生涯》，刘若端译，《西方文艺理论史精读文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17—418页。
[69]伍蠡甫（1900—1992）：《欧洲文论简史：古希腊罗马至十九世纪末》，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16—221页。
[70]意向性问题体现出绝大多数现象学派学者的现象一元论或意识一元论观点，即坚持意识和意识对象不可分割，胡塞尔更认为这可以克服笛卡尔与康德的二元论，因而是其先验现象学的核心概念。王岳川（1955—）：《现象学与解释学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7页。
[71]张世英：《论想象》，第3页。
[72]同上。
[73]John Sallis（1938—），Double Truth（Albany：State U of New York P，c1995）119.张世英：《论想象》，第3—4页。崔巍：《先验哲学中的想象力学说》，第96—97页。
[74]康德的著作中多用“能力”，在胡塞尔则“经验”较常出现。张世英：《论想象》，第4页。
[75]清晨因看到街道上全都湿了而想象昨夜下雨，就属于认识上的联想。而白居易（772—846）《琵琶行》中的“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则是审美上的联想，由大弦嘈嘈联想到相似的急雨，由小弦切切联想到相似的私语。张世英：《论想象》，第4页。
[76]张世英：《哲学导论》，第145—161页。
[77]张世英：《哲学导论》，第49、167—170页。
[78]张世英：《论想象》，第6—7页。
[79]杜小真：《理性与经验的和谐：代译序》，载［法］达高涅（F.Dagognet）《理性与激情：加斯东•巴什拉传》（Gaston Bachelard），尚衡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80]Gaston Bachelard（1884—1962），The Philosophy of No：A Philosophy of the New Scientific Mind，trans.G.C.Waterston（New York：Orion P，1969）.
[81]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1884—1962）的弟子在文学领域中比较著名的有法国主题学批评（lathématique）大师里夏尔（Jean-Pierre Richard，1922—）、致力于意象人类学和神话批评体系建立的研究者杜朗（Gilbert Durand，1921—）、从事科学世界观发展与诗人意象之间关系讨论的蒂泽（Hélène Tuzet，1901—1987）等。［法］塔迪埃（Jean-Yves Tadié，1936—）：《20世纪的文学批评》（La Critique Littéraire au XXèmee Siècle），史忠义（1951—）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22—142页。［美］祈雅理（Joseph Chiari，1911—）：《二十世纪法国思潮：从柏格森到莱维-施特劳斯》，第158—164页。张旭光（1965—）：《加斯东•巴什拉哲学述评》，载《浙江学刊》2000年第2期，第33页。
[82]张旭光：《论巴什拉的科学辩证法》，载《宁夏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第12页。
[83]［法］达高涅：《理性与激情：加斯东•巴什拉传》，第42—44页。
[84]对于科学与诗的关系，虽然巴什拉曾在晚年著作《梦想的诗学》中说“那是两种不同生活的学科。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将两者分开”，但后来的研究者对此发生了较大的分歧，主要有三派意见：（1）肯定巴什拉思想两重性的统一。科学与诗这两个主题是同一思想的展开，即同源于人的创造性想象，创造的瞬间将科学与诗辩证地联结起来。持此论点的学者有伊波利特（Jean Hyppolite，1907—1968）﹑康吉莱姆（Georges Canguilhem，1904—1995）﹑史密斯（Roch Charles Smith，1941—）等。（2）否定性意见认为巴什拉思想两大主题是二元对立的，不存在综合的可能性，尽管巴什拉本人曾试图统一两者，但他最终放弃了。这种观点的拥护者以祈雅理为代表。（3）最后一种观点承认科学与诗最终无法统一，然而强调二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相反的对称性，或者是一种有节奏的往返的钟摆运动。诸如达高涅﹑布莱（Georges Poulet，1902—1990）等人都持这种观点。对此问题，我们基本上赞同上述第三种意见。［法］巴什拉：《梦想的诗学》（The Poetics of Reverie：Childhood，Language，and the Cosmos），刘自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23页。何建南：《巴什拉尔》，《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卷3•科学哲学》，涂纪亮等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10页。张旭光：《加斯东•巴什拉哲学述评》，第36页。
[85]张旭光：《加斯东•巴什拉哲学述评》，第33—34页。
[86]［法］巴什拉：《空间诗学》（The Poetics of Space），龚卓军﹑王静慧译，张老师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版。
[87]［法］巴什拉：《火的精神分析》（The Psychoanalysis of Fire），杜小真﹑顾嘉琛译，岳麓书社2005年版。
[88]［法］巴什拉：《水与梦：论物质的想象》（Water and Dreams：An Essay on the Iimagination of Matter），顾嘉琛译，岳麓书社2005年版。
[89]最近有学者指出，巴什拉哲学思想中还有另一个重要的组成，即“新政治精神”，它足以与“新科学精神”及“新文学精神”形成鼎立之势。“新政治精神”是一种“关于信任的政治认识论”。由于这则概念与我们的中心题旨距离较远，在此仅简单提及。［法］达缅（Robert Damien）：《加斯东•巴什拉的多元主体论》，李成季、邓刚译，载《同济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第26—32页。
[90]张海鹰（1971—）：《安尼玛的吟唱：梦想之存在》，硕士论文，广西师范大学，2003年，第3—4页。
[91]张旭光：《加斯东•巴什拉哲学述评》，第33页。张海鹰：《加斯东•巴什拉梦想理论的哲学背景探析》，载《东方论坛》2006年第4期，第112页。
[92]张旭光：《加斯东•巴什拉哲学述评》，第33页。
[93]四元素想象与想象的现象学两阶段是否具有一致性﹑现象学转向在巴什拉想象理论中是一种进步还是倒退，至今仍是学界争论的热点，主要有三种不同的意见：（1）认为现象学转向是从方法上对早期四元素想象论的改进。如张旭光指出，巴什拉“后期的两本‘诗学’，《空间诗学》和《梦想的诗学》中，他不再讲‘元素’，而是把‘梦想’作为直接考察的对象，采用现象学的方法，从本体论角度谈论意象问题”。（2）现象学转向之后的作品对巴什拉之前的研究工作造成了巨大破坏，甚至“可能意味着否定自己以前全部经历”。日本学者金森修（KANAMORI Osamu，1954—）将之称作“起了不利作用的伟大失败”，“与其说这是飞跃，不如说这是一种平凡的倒退”。（3）以达高涅为首的学者提出第三种观点，这种观点首先否认巴什拉想象论的转变是一种研究角度的“彻底变化”，使用现象学的方法并不对诗学元素论构成矛盾，虽然作品的重点和用词确有明显不同，但基本思想根本没变，只是更加细腻，“更富有个人的情感”，在研究角度上是一种深化而非转向。我们认为，第三种观点较为全面，更具说服力。［日］金森修：《巴什拉：科学与诗》（Bachelard），武青艳（1973—）、包国光（1965—）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31—232、237页。［法］达高涅：《理性与激情：加斯东•巴什拉传》，第23—25页。张海鹰：《安尼玛的吟唱：梦想之存在》，第30—31页。
[94]［法］达高涅：《理性与激情：加斯东•巴什拉传》，第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