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从四个方面探讨儒学传统的基本内容

儒学传统的内容相当丰富，需要各学科的从业人员对它进行深入发掘。由于知识背景和价值取向等方面的差异，对儒学传统的把握程度也有很大的差异性。结合理论的现实意义和目前的学术状况，至少应该从四个方面对儒学传统进行解析。

1.“孔子素王”与儒家的政治诉求

儒家的政治理想是不断推进修齐治平的实践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孔子的形象得到了全面的塑造。“孔子素王”这一特殊形象的出现，标志着儒家内部对孔子的尊崇达到了顶峰。尊崇的背后隐藏着儒家的政治诉求。在王权的笼罩下，儒家想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善于革除弊政，展示自己的治世才能。作为“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的孔子已经不是孔子本人，而是一种权力符号。这种权力符号的解释权和使用权都归统治者所有。一旦有人侵犯了这种权力符号，将会遭遇灭顶之灾；而那些希望有所作为的儒者不得不利用这种权力符号来包装自己的政治观点，推出所谓“孔子改制”一类的“非常异议可怪之论”。与其说是孔子“素王”、“改制”，倒不如说是这些人假借孔子的名义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在历史上，类似的尝试层出不穷，但屡屡失败。这就促使我们继续深入研究传统政治与儒家之间的内在关联，探寻跳出历史怪圈的道路。

2.制度儒学的传统

儒家从一开始就非常注重参与政治生活，不但强调个体对权力运作的积极影响，而且还主动提出构建符合王道精神的制度架构。三代的圣王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后世美化的结果：洗净其中不合乎儒家社会理想的成分，阐发那些能够为当下的政治改革提供借鉴的内容。于是经典文本变成了改革者维护自己观点的合法性依据。既然儒家参与政治，那么就要遵循一定的“游戏规则”，最大限度地将其转化为有助于维护自身利益的权术。儒家有着一套较为成熟的权术，它既可以被称为“儒术”，又可以被称为“儒家道术”。儒家以此作为手段，协调自身与各方力量之间的关系。道德理想必须转化为实际的权术，否则便无法介入政治生活。然而新的问题就由此产生：当获取现实权力的认可以后，儒家还能在多大程度上秉持自己的道德理想，或者说置身于制度框架的儒家能否避免官僚主义的侵蚀?这是任何信奉“学而优则仕”的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

当儒家介入政治生活以后，必然会与现实统治者发生若干关系，是完全屈从于王权统治呢?还是运用固有的学术资源对王权加以限制?这是摆在历代儒家面前的一道难以骤然解决的难题。为了解决这道难题，历代儒家做出了许多有意义的尝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不断解释圣人的言行，从中抽取能够祛除特殊时代弊病的资源，对其做出进一步发挥，力求形成一套日渐完善的圣人正义论，借以限制王权。在儒家设计的制度框架中，上自天子，下至庶民，都要以德行作为人生的指导方针。在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儒家鼓吹的孝治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在孝治的思想模式中，衔接家族与国家的纽带就是“孝”。孝治巧妙地将个人的道德修养推延到政治生活，为现实统治者推行“以孝治天下”的政治方略提供了理论依据。尊崇圣人，鼓吹孝治，成为礼教的主要特征。

历史上，儒家曾经构建了一套完整的静态的伦理秩序。这套伦理秩序是亚细亚形式的突出写照，“亚细亚形式必然保持得最为顽强也最长久。这取决于亚细亚形式的前提：单个人对公社来说不是独立的，生产的范围限于自给自足，农业和手工业结合在一起，等等”。[7]然而这套伦理秩序在漫长的岁月中逐渐僵化，逐渐丧失了生命活力。当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天朝上国”的古老大门时，历代儒家津津乐道的“仁术”丧失了威力，圣人之道也无能为力。面对如此震撼人心的变局，儒家不免捉襟见肘，试图通过不断调适礼制来接受、容纳进而消化西方的社会制度。这一点集中体现在从廖平、康有为到熊十力，这几位极具代表性的学者对所谓“《春秋》礼”的解释上。这些儒家学者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儒家的礼制进行了创造性的诠释，力图证明礼教背后隐藏的真精神和真价值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并不冲突。然而这些理论尝试最终都无法与现实相吻合，只能以失败告终。如果不完成对封建礼教的彻底解构，片面地进行所谓现代性的解读，最终只能得出一些看似光鲜的不古不今的制度设想。这些设想是现代版的“复古更化”，是对腐朽文化的深情留恋。留恋腐朽的东西，无异于对现代人的戕害。

3.儒家意识形态理论的传统

历史上的儒家非常注重“风”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从统治者与民众之间的关系来看，统治者将一套完整的道德观念灌输给民众，以求国家社会的长治久安。儒家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着协助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风”已经成为儒家意识形态理论的代称。在传统社会中，儒家非常善于操作“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从家族伦理到政治生活，到处都能看到儒家的影子：积极在社会生活中论证并普及儒家礼制的合理性，促成技术统治与礼制统治的互动与结合，以隐蔽的方式引导民众的生活方式，将道德伦理的观念引入艺术精神之中，以士人作为维护意识形态完整性的主体，企图在“治民”的基础上要求民众对现实统治者报以“心服”的态度。历史上的儒家不仅拥有一套完善的意识形态理论，更积累了丰富的政治实践经验，为今人研究帝制时代的意识形态问题提供了充分的材料。在处理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时，方克立先生提出的支援意识形态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观点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参照。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必须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儒家的意识形态理论可以被改造成一种能够符合当前实际需要的支援意识形态。支援意识形态是主流意识形态的素材来源之一，服务于主流意识形态。

4.儒家的宗教向度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儒家富含宗教成分，并对包括佛教、道教、基督教、摩尼教等宗教展开了全面批判，坚持自孔子以来的“人文”传统。与基督教的宗教观念相比，儒家似乎还不具备完整的宗教形态，以至于利玛窦等人企图将儒家纳入基督教的信仰体系之中，以所谓“成全了的儒家”——基督教来改造中国人的信仰体系。这种情况在近代社会重新出现，引起了许多儒家学者的高度关注。因而，关于儒家宗教性的研究以及儒家判教理论的阐发成为维护儒家地位的有效手段。可以说，近代以前的儒家是否具有宗教的身份并不重要，关键问题在于儒家今后能否像基督教那样，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宗教，走出华人世界的畛域，向其他民族传播极具“人文”色彩的信仰与价值观念。这不仅是一项有待深入研究的理论问题，而且还是许多人试图加以解决的实践问题。

与创建“孔教会”的宗教活动有所不同，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就是一种探索方案，无论成功与否，其中蕴含的道理值得今天的学者继续深入发掘。然而固有的儒学资源并不能遏制这些极为复杂的势力，只有马克思主义的自觉的“武器的批判”，才能揭示宗教问题的根源，才能有效地防止许多不良事态的蔓延。在理论界和意识形态领域，马克思主义必须保持绝对的优势地位，发挥自身的批判能力和改造能力，从而为民族、国家和社会的未来发展扫清障碍。重建儒教的尝试，将是一场新的闹剧，必将遭到失败。

儒学世俗化只是儒家试图摆脱现代困境的一种尝试，而不是最终目标。儒家不曾在神圣与世俗之间划分一条明晰的界限，本来不存在什么世俗化问题。儒家与世俗化的相遇则是近代以来基督教文明进入中国的产物。虽然儒家在价值取向、学术思想和组织形态等方面区别于天启宗教，但仍旧无法回避世俗化对自身构成的威胁。世俗化的最大特色就是削减神圣性，强调世俗力量对人类生活的全部重要领域的控制。儒家强调积极入世，将人的问题视为头等大事，这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迎合世俗化的要求，但是却不能因此丧失自身对神圣价值的追求。此外，儒学世俗化不能照搬基督教的模式，防止出现假借神圣名义而酿造纷争的不良动向。假使儒家在世俗化尝试中丧失了真精神和真价值，那无异于自寻灭亡。对西方宗教试图构建所谓“全球伦理”的理论设想与实践动向，儒家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自甘沦为异质文化的附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