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野”与“庙堂”之间:社会变迁中的乡村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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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要观点以及相关概念的界定

课题从国家与地方社会互动关系中考察乡村教师角色的社会演变以及乡村教师国家身份的建构与乡村社会的矛盾与冲突,探寻乡村教师边缘化的历史成因。并对新农村背景下,构建乡村教师与乡村社区新型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教师角色是课题研究的核心概念。“角色”作为个体与社会结构之间连接的核心概念,从社会学家R.帕克、莫雷诺到林顿等人,都强调角色理论在分析社会结构、社会行为中的意义。“教师角色”在社会学语境中具有多重含义,彼得勒认为,“教师角色”存在三种不同的用法:作为行为的角色,是指教师在学校、教室等工作场所,以及在家中、超市、政治场合等非工作场所中的角色行为;作为社会地位的角色,是指教师被赋予的身份和地位;作为期望的角色,是指对于教师的种种期望。[7]本研究中对于教师角色的理解,基本上采纳了第二种用法。从身份和地位演变的视域,来分析乡村教师、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

“社会地位”是社会学研究经常使用的术语,韦伯认为,社会地位包括经济、权力和声望三个方面。[8]彼得勒认为,身份是标志社会地位的一个重要特征,可以从三个标准判断其身份地位在整个社会中的位置:声望、财产和权威。[9]教师社会地位可以从职业声望、教师的经济待遇(财产)、教师权威三方面来衡量高低。“教师角色”与“教师社会地位”两个概念相互联系,教师角色的演变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教师社会地位的升迁。从教师社会地位的纬度的变化来审视乡村教师、国家与乡村社区的互动关系。

教师权威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将权威类型划分为三种:合法型(又译为法理型)、传统型和魅力型(又译为“感召型”、“卡里玛斯型”)。由此看来,教师权威可划分为以社会代言人和文化传统继承者自居而拥有的传统型权威;通过接受专业训练并获得法定资格所拥有的法理型权威以及教师具备的个人魅力品质而获得感召型权威。

权力是政治学的一个核心概念。西方政治学界对权力的定义较为丰富,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认为,“权力可以定义为有意努力的产物”。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学家,西方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罗伯特·达尔认为,“政治关系总是以某种方式涉及权威、统治或权力”。马克斯·韦伯把权力定义为,“在社会交往中一个行为者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其他行为者之上的可能性”。美国学者托马斯·戴伊指出,“权力不过是担任某种职务的人在作决定时所具有的能力或潜力”。福柯则认为,“总之,这是一种被行使的而不是被占有的权力。它不是统治阶级获得的或保持的‘特权’,而是其战略位置的综合效应——是由被统治者的位置所展示的、有时还加以扩大的一种效应”。郑杭生对权力所下的定义,“一般说来,权力是反映主体—客体、命令—服从关系的影响力,表现为对社会资源的支配和调动,以及强制性地影响他人行为的能力”。

本书所探讨的权力主要是指国家对乡村资源的汲取、支配权,对乡村事务的管理权,以及进行意识形态控制的话语权。

“国家”是政治学的一个古老的概念。本书所讲的国家(state)并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特指“在一定的领土范围内通过合法垄断暴力的使用权而对其居民进行强制性管理的各种组织机构及其体现的强制性等级制关系的总体”。因此,国家无疑是行使权力的一个机构,但其行使的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权力,而是与主权(sovereignty)相联系的权力,也称为“国家权力”。

本书所讲的乡村社会不同于主要作为经济概念的“农村”,而是指一个社区概念,“强调的是一定的社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书中所涉及的中国的乡村社会是指在一个与国家相对的地域性的空间范围内的居民及其群体的非国家组织与关系的总和。在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后推行的国家现代化过程中,乡村社会既是国家汲取资源和进行整合的对象,同时又有自身的利益和价值取向,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随着国家权力的不断下沉,乡村社会的发展逐渐失去自己的独立性,被纳入“国家政权建设”的轨道上来。总体上看,乡村社会处于被动的、被改造的地位。但在被改造的同时,始终伴随着乡村社会遵循乡村传统对国家权力侵入的抵御。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放松对乡村社会的控制,乡村社会的自主性大大增强,发育成新型的乡村社会。

关于乡村教师的社会地位边缘化问题,存在两种理论解说。第一种认为教师报酬偏低,经济收入微薄,尤其是在贫困的乡村,待遇低导致许多人不愿意选择教师职业。第二种原因认为教师的自身素质下降,以乡村社会代言人和文化传承者自居而拥有的传统性权威逐渐丧失。

应该看到,国家一直努力提高乡村中小学教师的工资待遇,不断提升乡村教师的学历层次,乡村教师的学历合格率不断增加。特别是目前“以县为主”的农村教育财政体制普遍实施,乡村教师工薪水平稳定提高,但是这些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乡村教师地位日益边缘化的处境。[10]乡村教师边缘化,和教师与乡村生活的疏离有直接联系,乡村教师身在农村心却背离农村,相反,工资报酬递升和学历层次提升加深了乡村教师与乡村生活的疏远。

探讨乡村教师边缘化的成因,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从国家与地方社会互动关系中考察,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渗透和干预是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乡村教育包括乡村教师逐步纳入政府的管理和规划之中,教师国家身份的建构与乡村生活的疏远与背离,导致乡村教师从乡野中游离出来,进入“庙堂”之内,取得了法理型权威,但是无法获得乡民信赖和尊敬,成为村落生活中的边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