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腐败现象的若干表现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虽然是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但是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复杂的原因，使得腐败现象在中共领导的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时有发生。一些腐败事例，时常出现或见诸报端。

1.新军阀主义、官僚主义抬头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全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府，在各根据地获得了局部执政的合法性。国民党在思想上鼓吹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在物质上用金钱、地位、美女等影响和引诱共产党，企图使共产党溶化在国民党之中，成为其一部分;在国民党的腐蚀和影响下，一部分党员干部不愿再过过去艰苦斗争的生活，甚至某些个别分子不愿意严格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发展个人英雄主义，以受国民党委任为荣耀(以做官为荣耀)等现象。毛泽东将其称为新军阀主义。[34]这种军阀主义的倾向主要表现在军队中某些干部把党的军队看成自己的势力;表现在某些部队内干部脱离战士群众，同时干部之间互相包庇、瞒上欺下、钩心斗角、相互排挤、拒绝批评与自我批评;表现在军队政治工作松懈，部队中发生一些嫖、赌、贪污、逃亡的现象;表现在军队与人民的关系上，如侵犯老百姓的利益、欺压老百姓、甚至打骂老百姓，打骂政府工作人员，不遵守政府法令，等等。[35]

随着各抗日根据地政权的建立，官僚主义也在各机关滋生蔓延开来。如在晋察冀边区，个别的县长“以为自己是中古式的县老爷”，“仍想藉榨取群众去发财，想控制群众”;[36]“在干部作风上，存在着严重的强迫命令作风与脱离群众的现象”。[37]又如抗日战争中，“各部队贪污的现象时有发生，甚至有贪污几千元的，冀中纵队曾有比较普遍的吃空名字的贪污现象”，“新建立的部队中的干部及新部队的新干部摆官僚架子，用小厨房，带家眷，用上十个特务员，有好几匹马(如冀中、山东等地)”，[38]以及赌博、吸食鸦片、嫖女人等。《抗敌报》曾登载了《反对官僚主义》一文，对官僚、官僚架子、官僚主义进行了区别，指出，“官僚是那些专门顶着国家所给予的头衔赚钱、压迫人的腐败分子”。“官僚架子乃是过于看重自己所处的地位，而故意装模作样以示不凡的一些轻浮、浅薄的负责人员”。“至于官僚主义，则不是‘官僚’也不一定是摆官架子的，只是领导抗日中的一些干部，在方式上的不成熟所致的，但是，我们要坚决反对，纠正他，因为这一种领导方式会给工作带来很大的损失，甚至于严重的打击或失败”。文章还列举了官僚主义的十四种表现。[39]

官僚主义在当时有多种表现形式，如对群众的强迫命令、漠不关心、私自侵犯群众利益，工作上独断专行、欺上瞒下、敷衍塞责等，但共同点是脱离群众。如安塞县七区×乡乡长商××，对工作马虎不负责任，并动辄绑人押人。[40]同宜耀三区区长王建清因工作坏，官僚习气浓厚，被参议员撤职。[41]子长东一区一乡乡长杨洪栋和指导员史志才，一贯的瞒上欺下，强迫命令，耀武扬威，每次下乡征粮，都带上绳索，如果遇见谁不听话，就把他“看起来”。群众向他们提意见时，却遭受到他们的打击和威吓。[42]甘泉二区四乡乡长曹芝生、指导员周文元，对工作一贯怕麻烦，常向群众发脾气，打骂群众之事不断发生，对政府法令，屡次违犯。群众看到他们就害怕，而背后都叫他们“瞪眼窝乡长”。关中马栏市公安局长李天鹏，“兼任修马栏石桥的监工以来，由于不善于指导工人，自己时常激怒叱责群众”。在一次施工中，他竟用竹篾抽打工人。[43]孟壩区区长黎明“自以为参加过土地革命而自高自大，目空一切”，“任意处罚群众、污辱群众的事件不断发生”。“马区区委书记徐子鸿自高自大，他因为过去土地革命时曾做过县委宣传部长，因而现在对于区委的工作看得非常轻淡，工作不深入、不切实，曾有向上级虚报数字的现象”。[44]延川禹居区区长冯家德，“采用‘欺上瞒下’的态度，包庇自己下面的公务员犯法，不开路条给民众，使民众不能到县府去控告。清延区民众惠老好(外号)要到县府去控告本乡乡长专横，竟被乡长绑押起来”。[45]某某师干部学校经常发生强索民食，并任意殴打地方行政人员的现象，遭到群众纷起抗议。[46]正是鉴于官僚主义的盛行，边区政府提出:“官僚主义是革命的大敌人。”[47]“反对官僚主义，仍然是我们的战斗口号，且永远是我们的战斗口号。”[48]

2.贪污现金，侵吞公物

贪污现金这类腐化现象特别常见。如曾任延水县专区主席的刘王川，在一次群众借款里，私自贪污白票一百余元。该区粮食部长高志良，在一次购买粮食中，私自贪污群众卖粮票二百来元，后被县委政府查处。[49]延水永远区第五乡主席郝口芬，副主席温增禄等三人共同作弊，私藏羊三只，此羊价昂贵，寻机出售。又埋藏公粮不报，后被群众揭发。[50]甘泉县保安大队部管理员张怀富贪污公款一百二十四元，假造决算，假造报告，不按照该部队人数而多领伙食费，被罚处徒刑六个月。安塞二区秘书郭思文，没收烟土四十四两，只交政府三十三两。四区仓库主任刘去成贪污粮食六石余。[51]盐池县曹县长将破获赌博案的罚款大洋七十九元，据为己有，一文也没有登记。同月另一宗赌案，罚款大洋二百元，仅登记一百二十。他因此也被撤职。[52]甘泉县第一科科员朱英杰，将该县所收入之款一百八十元，不列入账而私下用去;西安运来大米二十包，朱英杰在其中取了二包私卖了，同时，他又使用假币等。定边县第一科长康建熙，没收马车卖洋九十元零五角，共计洋一百六十二元五角，完全没有入账，私自将该款全都用去了。靖边县第一科长曹树科，没收大洋一百九十七元，烟棒子六百八十七根，亦未入账私自分用了。[53]

侵吞公物公粮，以贪污公粮尤烈。如安塞四区一乡乡长曹巨禄，因隐藏分地不报，被县府予以撤职查办。并曾将公家成材木料，私自烧掉很多，并贪污救国公粮二石。[54]据边区政府1940年9月对粮食工作的检查情况的检讨表明，当时“存在着不少的严重的贪污浪费粮食的现象”。“在志丹、延川、固临、延长、安定、华池等七个县，十七个区的统计，贪污亏空的粮食有二百零四点一石之多，每石五十元合洋则为一万零二百零五元”。其他县情况也大抵如此。其贪污形式多为用大斗收入，用小斗支出，把公粮据为己有。如志丹县四区仓库主任高明顺用这种办法贪污有三十石多。八区的仓库主任金永彪用这种办法贪污有三十石多。安定南区仓库主任出粮时把斗底围小。延川禹居仓库主任杨某和区长冯学德用这种办法共同贪污了三十多石等。空收账簿，虚报损失。如志丹县四区仓库本来存粮十石，到二科长调换后，以为人家不知道，反报告说，短少了二十六、七石。八区的金永彪收公粮时，把自己与亲戚应出的空收一笔款，又随时拿公粮的麦子给他的亲戚。延安东一区仓库主任给他亲戚空打两石粮食的收据等。[55]另外，还有将粮食直接据为己有的，如军委二局采买员惠银章“前后贪污公款细粮三十余石，送回家中变为私产”，后被边区政府下令查办。[56]像这类见诸报端的腐化现象还有很多。

3.随意开支，浪费严重

这类现象在各类腐化案件中也是十分普遍。如甘泉县保安大队部管理员张怀富贪污公款一百二十四元，而且本人经常吃好的穿好的，请朋友及弟兄吃饭。后被押送县裁判处审判，令其退回公款外，依照法律罚处徒刑六个月。[57]安塞第一区合作社主任鲍汇元，会计周步英于廿六年到该合作社任职，嗣后，即实行贪污手段，利用社员不识字及不长于审查账目，对于出入货物，任意记载，对资本红利乱予开支，虽经边区建设厅及安塞县府建设厅及安塞县府四科派员指示，丝毫未生效果，以致合作社在群众中信仰大减，亏空日益加增，鲍周二人遂被安塞县府逮捕，判有期徒刑二年，并令按数赔偿贪污款项。[58]三五九旅骑兵大队政治委员黄炜，“他前在九团工作时即曾贪污公款数百元，当政委后，在瓦市驻防时结婚用费七、八千元，衣著耗费，最近更伙同王鸿荣匿报公粮及公款”。[59]绥德市人民合作社干部贪污腐化，查查合作社的账，尽是纸烟、烧酒。合作社三个人，六天喝了二斤半酒，二十三天用了十二斤清油，十天吃了一百六十个鸡蛋，每天吃十二三碗凉粉，四十天烧一千二百斤炭，一个月吃三百多斤面。合作社主任雷高楼拿十几万元买了一匹马，出门骑马抖威风。经常三朋四友，天天大吃大喝。后社主任被撤职，并成立新的理事会。合水县县长半年请客费达六千元之巨，被撤职查办。[60]绥德分区保安处四个月吸纸烟六十条。十一旅旅长离开三边时，三边分区地委送边币三百万元，行署也送了三十万元边币和两斤白糖。定边县前任副县长结婚时，花费边币八百万。还有领导干部骑好马、穿二毛皮衣，一些机关、单位盖礼堂。这些都受到了批评和要求整顿。[61]

另外，五台东冶区动员会主任，“生活上非常腐化(每天要二三元钱吃东西，一切特殊化)。发生严重浪费以致贪污行为，一个区动员会每天竟用伙食费二十元，同时大量经费收支，均无账可稽，且有贪污公款之事”。[62]而在太行区，武安南冶头村公所乱开支的公费在13个月内竟达8536.5元。[63]在淮北，某区长贪污公款5000余元;某县一次请客竟花费1万余元。[64]有的县长用600元买一件皮袍。一个军分区供给主任，在三、四个月内即浪费公款十几万元。皖江抗日根据地被贪污浪费的钱财占总收入的5%。[65]

4.营私经商，私卖公物公粮

对于营私经商这种现象，《新中华报》上有过专门的揭露:“在公家商店开合作社的，沾染市俗习气，有的生活市俗化，有的挪移公家支放的钱放在合作社里，致应早发放的迟发放，有的假合作社私做生意，赚了钱是私人的，贴了本是公家的。”[66]具体的例子也很多。安塞县第五区的消费合作社以合作社的名义给私人做买卖，将苏票调的白票一律装入自己的腰包，后被逮捕关押。[67]盐池县政府第二科副科长冯皋林，“工作消极怠工，进行私人营业，并于今年旧历年关开场聚赌，当经盐池县长查获记大过一次”。[68]绥德辛店乡长马积德贪污腐化，被群众告发，县府则严加追究，马氏承认私用运盐代金四千余元，储蓄奖券二千五百余元，经商渔利，典地数垧，并生活腐化，受贿放赌二次等，除经区府、法院将贪污之款追回后，县长当面予以申斥。干部惩奖委员会，决定将此消息公布，以儆效尤。[69]延川县仓库主任刘竟成拿自己保管的公款做生意。延安东一区仓库主任用买粮款做私人生意，在买粮时乘机渔利或少给群众的粮价，及至天落下雨，粮价下降，他们就另找农户买粮，粮价还是按以前的报公价，这其中赚了一笔钱过去。[70]

私卖公物公粮的现象也十分普遍。如志丹六区助理员梁作操与政府科员李浩升二人，假借政府禁母牲出境之法令，将西华池居民从外区买进来之牲口数头，照友区税票上之价目，强迫买过来。[71]志丹县府某些公务员开旅店，将居民运出县境之粮食扣起来，作为自己的出卖。志丹五区仓库主任和区级干部有组织的偷卖公粮二石五斗，得洋一百零八元，大家分用。延川禹居区贪污的三十多石也是这样。固临县保安队管理员等三人前后偷卖机关生产粮食二十一石等。[72]甘泉县第一科科员朱英杰，将该县所收入之款一百八十元，不列入账而私下用去;西安运来大米二十包，朱英杰在其中取了二包私卖了，同时，他又使用假币等。[73]延川禹店区公务员冯孚德亦扣留民粮，每斗给洋五元(市价九元)，出卖后即据为私有。[74]曲子县府李固荣、郑佑清两公务员私卖救国公粮。李郑两人在一月内伙同私卖救国公粮(麦子)两石，各分洋二百零八元，经过反贪污大会讨论，决定将两人撤职管押。[75]

5.沾染恶习，腐化堕落

如共产党员刘春景，“任靖边张家畔，伊盟三营合作分社主任，在工作中私用公款一百五十余元，嫖女人，耍赌博，私用公物，私卖公物，工作不细心，遗失皮衣，白纱等就值二百六十多元”。因此，“西北局党务委员会，认为刘春景同志未能执行党的政策，发展合作事业，反而浪费金钱，生活腐化，有失党员立场;但因刘春景同志年尚幼稚，且因当时上级领导颇不健全，故决定予以警告处分”。[76]安塞县难民工厂公务科保管员王志明，“平素意见多端，专事攻击他人以掩盖自己贪污之现象，在生活上非常腐化，每天酒肉徵逐”，工会为教育全体职工起见，将王志明开除会籍。[77]1943年2月3日《解放日报》登载了《西北局奖励廿二位生产英雄，贪污腐化已撤职》一文，对其中的腐化官员分别罗列其罪状。如警备五团供给处主任王华亭“贪污腐化:甲、嫖婊子;乙、赌博;丙、大修窑洞，已成三间，合现时法币二万余元”。刘润华，“一九四一年调联合商店升任主任，工作更消极，生活更腐化，嫖赌，不服从上级指挥”。警一团副官主任刘善安，“与群众妇女通奸，并供给鸦片，挑拨离婚，致原夫将该妇女杀死，有逼死人命之罪”。[78]赤水二区铁王合作社主任陈兼伯，不顾政府法令，召集一伙耍赌的群众在合作社里大肆放赌，一连赌博四天四夜，浪费合作社纸烟十二盒，肉三斤，油、酒各一斤多，他自己就在这期间赢骗一万多元，后被县联合作社撤职处分。[79]灵丘县第二区区长王之其，由于“性嗜赌博，到任以来，区务即全交出助理员办理，伊则常往城魁儿街刘某家中耍赌吸食鸦片，历时已久，众论沸腾”，被处理。[80]

6.滥用权势，徇私舞弊

在各抗日根据地，一些干部受剥削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玩弄权势，徇私舞弊。如延安县参议院兼川口乡征粮委员会主任陈国栋，参议员曹明海，征粮委员陈万清、陈万禄及乡长等互相包庇，对各家应征粮数字的分配，不经过家长会议讨论。随意加重富户和穷户的负担。在村民大会上，征粮主任有时无故不参加，并很少听取群众意见。在安塞，“征粮工作中审查出一些干部，他们假公济私，贪污公款”。[81]合水县在征粮工作中，一区七乡乡长岳景胜袒护亲友少出公粮，并在参议会上大发脾气，征粮委员会无法应付，后被撤职处分。[82]庆阳驿马关区三乡乡评委会主任兼一村议员车光田，在征粮中，“他暗中作弊，他自己应征四石七斗，只评定二石二斗，他的结拜兄弟严志周应征廿一石，只评定了十一石，程全与应征二石多，只评了五斗。在参议会上许多议员提出质问，车光田便压制了大家不许讲话”。[83]三五九旅骑兵大队长王鸿荣，“借公款给私人生产，账目不清，贪污千余元”。“以公款资助其岳父生产，致富四、五万元”。另外，“与政委黄炜通同作弊，对上级隐匿公草二十万斤不报，部队资金二三十万只报告有十余万元，企图饱其私囊”。建设厅第四科副科长曹世华，“以公款二千五百元滥借予其侄女婿在卅里铺开店，未经上级批准，亦不合建厅在草料缺乏处设立草店之原则”。还“先后以公款公物合十万余元，不经上级批准，借予私人友好开始大车饘，而承款商人并不经心制造大车、工料极不堪用、等同浪费公款，曾则接受该商人贿款贿物值数千元”。[84]子长东一区一乡乡长杨洪栋，和指导员史志才，“在征收公粮时，群众所缴的数目，不经过大家在会上民主商量，而是他们想叫谁摊多少就是多少。每次下乡以前，对于招待他们不好的人，则故意加重他们的负担，假如招待的好，那就减轻了”。“对于亲戚朋友，亦同样包庇，把郭家沟的一百二十垧公地，竟私自给他们的亲戚耕种”。[85]来源县第六区区长及助理员贪污腐化，私吞公款、公家烟土等外，并在购买救国公债中，不顾民众贫富，“擅自指派，且偏袒其戚族”。[86]

7.偷盗公款，私卖鸦片等违法行为

除了上面常见的多吃多占等常见的腐化现象外，一些干部为了谋求个人私利，不惜以身试法，公然触犯边区禁令和规定，发生偷盗公款、走私贩私、私卖鸦片等违法行为，这成为当时常见的腐败现象之一。如《解放日报》上就指出:“种、贩、吸鸦片，陕甘宁边区是曾经完全真正禁绝了的。但近来却发生个别公务员，贩卖鸦片的事情，如延川县府公务员常德义等即携鸦片百余两赴山西售卖，安定县府前一科科长史继全，贩卖鸦片百余两，托商人到山西贩卖。”[87]建设厅交通运输局课员宋桂年，生活腐化，工作消极。虽“身为公务人员，竟敢违犯政府法令，私卖鸦片，屡窃公款，实毫无公务人员之品格”，法院将宋桂年判处七个月徒刑，并责令归还窃款。[88]米脂税务局龙镇税务分所稽查员黄天保，趁所长因公他往，携税务征收款三千七百元暨偷卖斗佣粮数百元潜逃。[89]东关乡长葛风江，“自任乡长之后，对工作责任心甚差，并于办公时间内外出赌钱，当群众拒接他赌钱时，他说:‘有乡长在，怕什么’!又东关乡自卫军连长王文忠，自己为连长，尚敢私贩烟土”。[90]税务总局冯维贤因渎职贪污贩藏烟土，陷害同志等罪名被送交法院处理。[91]一二零师四纵队冯团长之马夫周喜勤向群众贩卖烟土一两五钱，每两价洋六百元。又卖给丰富区冯庄姬树大烟土二两，每两价洋五百五十元。自后发觉，由乡监送司法处，将卖烟土之周喜勤，买烟之谢鸿瑞、姬树杰等一律羁押，共所卖到烟土款洋二千元依法判处没收。[92]延安医科大学管理班长王观音，携带公款三千余元逃跑，被边区政府通缉，[93]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