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事件的拓展抉择之外：儒者与名士

在至元二十四年的分别之后，赵孟与吴澄仍然保持着交往：赵孟曾写有《送杨幼澄教授归江西兼寄吴幼清》诗，存于《松雪斋文集》卷四，吴澄亦有《与子昂书》存于《吴文正集》卷十二。除此之外，吴澄尚有关于赵孟书画作品的多篇题跋存于文集之中。但遗憾的是，二人的文集当中再也不能寻得像上文所引的那样的具有共时性的交往证据。而且，就吴、赵二人文集中所保留的交往材料来看，亦已不再涉及学术、政治等实质性问题。吴澄曾多次表达出对赵孟书画艺术的激赏之情，但那显然已属于另外一个范畴。

即使是二人仍然保持着一贯的交往，但在至元二十四年之后，吴、赵二人的命运却的确产生了各自不同的变化。

赵孟于至元二十四年六月授奉训大夫、兵部侍郎，至元二十七年五月迁集贤直学士、奉议大夫，至元二十九年进朝列大夫、同知济南路总管府事，大德三年八月除集贤直学士、行浙江等处儒学提举，至大四年五月召除集贤侍讲学士、中奉大夫，皇庆二年六月改翰林侍讲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延祐元年十二月转集贤侍讲学士、资德大夫，延祐三年七月更代程钜夫为翰林学士承旨，为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虽然其中亦有波折，但总的来说仕途上还是一帆风顺，所为官职亦是呈上升趋势。而吴澄在至元二十四年南返之后，十几年间，一直以布衣的身份游于民间。大德五年，朝廷授吴澄应奉翰林文字登仕郎、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为一七品之职。大德六年十月吴澄到京时，代者已上，他遂再次南返——吴澄两次赴京的结果如此相似，其中虽亦有吴澄自己不愿为官的原因，但亦足见出南方的学者在京师立足之不易。至大元年，元廷再授吴澄从侍郎国子监丞，仍为七品小官，而此时吴澄年已六十。至大四年，元廷授吴澄文林郎国子司业，这是自至元二十三年首次赴京之后吴澄被授予的最为重要的职位，而吴澄本人亦视此为一个大展抱负的重要机会。吴澄针对国子监的现状提出了新的改革方案，但随即便有议者攻击他的所学为陆学而非朱学。吴澄因此被迫辞职，其改革方案最终并未获实行。吴澄的这次离职证明即使在汉人集团内部，也还存在着“北人”与“南人”的冲突，而利用“南人”来牵制北人和色目人集团，正是元世祖在至元二十三年命程钜夫搜访南方遗逸的初衷和本意。在此之后，吴澄还担任过一些具有象征性意义的职位，如泰定元年经筵的讲师——从象征的意义上讲，这是一个儒者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但此时的吴澄已是七十六岁高龄，且不再握有实质性的权力，早已失去了再展宏图的机会。

比较赵孟与吴澄在仕途上的发展，显然是赵孟比较顺利，这固然和二人对出仕所抱的不同态度有关，但亦包含着许多其他“抉择”之外的因素，而这其中最主要的有两点：

第一是元代的举荐制度。元代初年废除了科举，官员多由举荐或吏员提升，这就加大了士人的声望、气质以及出身在决定能否顺利出仕时所占的权重。而在所有上述几点上，赵孟都比吴澄占据更多的优势。元仁宗曾与人论及赵孟，曰赵子昂人所不及者有七：帝王苗裔，一也；状貌昳丽，二也；博学多闻知，三也；操履正，四也；文词高古，五也；书画绝伦，六也；旁通佛老之旨，造诣玄微，七也。[47]此七条一言出身，二言相貌，三才及才学，颇有魏晋时期论人的味道。《行状》又记世祖初见赵孟时：

程公钜夫奉诏搜访江南遗佚，得廿余人，公居首选，又独引公入见。公神采秀异，珠明玉润，照耀殿庭。世祖皇帝一见称之，以为神仙中人，使坐于右丞叶公之上。

《元史》卷一百七十二《程钜夫列传》记世祖初荐程钜夫时：

帝谓近臣曰：“朕观此人相貌，已应贵显，听其言论，诚聪明有识者也，可置之翰林。”

《元史》卷一百一十九《博尔忽列传》：

月赤察儿性仁厚，勤俭事母，以孝闻，资貌英伟，望之如神。世祖雅闻其贤，且闵其父之死，年十六召见。帝见其容止端重，奏对详明，喜而谓曰：“失烈门有子矣。”即命领四怯薛太官。

《元史》中此类记载所在皆是，乃知草原民族用人之法与宋大不相同，人的风姿形貌都可对仕宦产生影响，而皇帝本人对此用人标准亦并不太掩饰。

《农田余话》[48]卷下记有另一则不同的故事：

赵文敏孟、胡石塘长孺至元中有以名闻于上被召入见。问文敏会甚么，奏曰：“做得文章，晓得琴褀书画。”次问石塘，奏曰：“臣晓得那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本事。”时胡所戴笠相偏欹，上曰：“头上一个笠儿尚不端正，何以治国平天下。”竟不录用。

此则故事虽不可实信，但反映元代的用人状况，亦可谓神似。

除此之外，和赵孟一起被举荐的叶李，在南宋时并无显赫地位，只因以布衣之身请斩贾似道而声名甚盛，世祖后竟擢以右丞之职，可见在举荐制的背景之下，声望、气节又其所重者。而若论起声望、出身，至元二十三年的吴澄显然还不能与身为皇族的赵孟相比，这可以说是吴澄早期仕途不顺的于“抉择”之外的另一个原因。

第二是元代政权的构成。元代政权的组成比较复杂，除去其政权的主要基础蒙古贵族集团之外，元代统治集团内部还存在着色目人以及汉人的政治集团，而在至元二十三年前后，元世祖又公开地反复宣称要在省部台院中“参用南人”，这就使得本来就很复杂的政权构成变得更加复杂。利用色目人、汉人、南人相互牵制本来就是蒙古统治者既定的政治方略，再加上蒙古贵族集团之间的争名夺利，复杂的政治构成使得元代的政治斗争变得异常残酷，甚至于皇帝宰相都有被谋杀者。残酷的政治斗争使得一部分士人产生了远离政治中心的念头，因而变成了政权外围的游离者，而赵孟、吴澄便是这样的士人代表。元朝的政治结构使得汉人（无论南人还是北人）很难走入元代的政治核心，而元廷在政治上又不能没有此类人物的装点，这就产生了一个效果，即这些人物开始由官僚向“文化名士”转化——赵孟与吴澄晚年的政治经历恰好都印证了这一过程。作为象征性的装饰，文人似乎远较学者适宜，这恐怕是赵孟仕途比吴澄顺利的另一原因。而吴澄升为国子监司业竟是因其弟子[49]所言，这本身亦是值得思考的一件事——他的这位弟子乃是文名与学名兼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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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元史•世祖本纪》：（至元二十三年）三月己巳，御史台臣言：近奉旨按察司参用南人，非臣等所知。宜令侍御史行御史台等事程文海与行台官博采公洁知名之士，具以名闻。帝命赍诏以往。明年春，钜夫还朝复命，以赵孟、余恁、万一鹗、张伯淳等二十余人入见，“帝皆擢置台宪及文学之职”。参看《元史•程钜夫列传》。以上分见清乾隆武英殿刻本卷十四、卷一百七十二。

[2]（元）许有壬《至正集》卷三十五《〈大一统志〉序》：至元二十三年，岁丙戌，江南平而四海一者十年矣。集贤大学士中奉大夫行秘书监事紥玛里鼎上言：今尺地一，民尽入版籍，宜为书以明一统。清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本。

[3]吴澄似乎并不在二十人的推荐名单之内，他是由程钜夫向元世祖另行举荐。不在名单之内的被荐者还有赵孟藡、叶李和胡长孺。参看杨镰《元代文学编年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年7月版，第146—147页。赵孟藡和叶李是元世祖在程钜夫出发之前便已密告其“必致”的人物，所以严格来说他们的出仕并不完全是由于程钜夫的推荐。

[4]据杨载《行状》及《元史》列传。

[5]用钱钟书语。参见舒展选编《钱钟书论学文选》，花城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五卷，第126页。

[6]（清）刘肇虞《元明八大家古文》卷三。清乾隆刻本。

[7]孙国彬《赵孟年谱》将二人相识定于至元十九年，并称二人“结为学友”，不知具体次举荐中初次相识。设若二人是相识于至元十九年，则距此已有三四年的时间，赵孟已无必要“师事之”的敖

[8]《吴文正集》卷六十三。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下引同书版本不再注出。

[9]《吴文正集》卷二十五。

[10]按：吴澄南返的时间，方旭东据《雪楼集》卷十一《远斋记》所题之落款定于至元二十四年五月之后，于此之前，吴澄至少有数月时间与子昂相处。参见方旭东《吴澄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版，第314页。又按清代徐元抡《赵松雪年谱》（稿本），赵孟于六月授兵部郎中，而吴澄《别赵子昂序》中曾提及赵孟为郎一事，据此，吴澄南返时间至少还可以再后推一个月。任道斌《赵孟系年》据《吴文正公全集》所附之《年谱》中“十二月，还家”句将吴澄南还日定于冬十二月，误。按“十二月，还家”亦可理解为十二月到家。《吴文正集》卷三十一《赠杨谨初序》有云：“丁亥之秋，余自燕还，至金陵始识蜀杨君求仁翁。”则吴澄在冬天到来之前已经南还明矣。另吴澄《感兴》诗中有“风前白浪恶，雨后黄流浑”句，若吴澄是在冬日离开北方，则此诗与当时的节令不甚相符。北方的十二月应该已经下雪，除非他当时已经到了南方。此聊作辅证。

[11]清乾隆二十一年刻本。引用时有删节。

[12]《宋元学案》卷八十三《双峰学案》。清道光刻本。

[13]据《四部丛刊》景元刊本《松雪斋文集》所附之《大元故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赵公行状》，以下但引《行状》及《松雪斋文集》不再注出版本。

[14]至元二十四年。

[15]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6]《宋元学案》卷五十二《艮斋学案》中所载同此，唯少最后一句话，今据《渊源考》。

[17]永嘉之学以叶适为其集大成者，《宋元学案》卷五十四《水心学案》全祖望按语：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龂龂其间，遂称鼎足。

[18]《宋元学案》卷五十二《艮斋学案》全祖望按语。

[19]《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2期。

[20]赵孟所属的学派大抵是属于积极“进取”一路的。

[21]引文已见前文。

[22]《吴文正集》卷三十一。

[23]《潜研堂集》卷二十四。清嘉庆十一年刻本。

[24]《吴文正集》卷九。

[25]指“明德”。

[26]《书今古文集注序》，《松雪斋文集》卷六。

[27]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8]同上。

[29]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30]民国吴兴丛书本。

[31]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2]这二篇序分别保存在《吴文正集》卷二十五和《松雪斋文集》卷六。

[33]《元史》卷一百六十八《赵与列传》。

[34]（明）陈邦瞻撰。明末刻本。

[35]《元史•世祖本纪》作“宾州民黄大成”。

[36]关于赵孟书赠吴澄一事，《年谱》记曰：“赵文敏公孟方被召为兵部郎中，独书朱子与其师刘先生屏山所赓三诗为赠。”与《送吴幼清南还序》所记略有差别。赵孟为此事当事人，当依《序》所言。又或别有书赠，暂未可知。

[37]比如《论语》或《庄子》。

[38]《吴文正集》卷十九。

[39]《晦庵集》卷四。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0]《陈拾遗集》卷一。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1]《晦庵集》卷四。

[42]《元诗选》初集卷十九《袁学士桷》。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3]而这种观点即使在今天也被大多数的学者所接受。

[44]（清）魏源《元史新编》卷四十六《袁桷》：成宗大德初，阎复、程文海、王构荐为翰林国史院检阅官。清光绪三十一年邵阳魏氏慎微堂刻本。《元史》卷一百七十二《邓文原列传》：至元二十七年，行中书省辟为杭州路儒学正。大德二年，调崇德州教授。五年，擢应奉翰林文字。九年，升修撰，谒告还江南。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45]这可以很容易找到一个逻辑上的证明：假设顾嗣立所指的并非是以北方为核心的诗坛，那么赵氏就不会带来根本性的改变，因为赵氏本人所创作的诗歌对于南方诗坛来说最多只能称其为代表而并不能构成“异质”。关于后一点，将在下文中获得证明。

[46]参看《元史》卷一百七十二《程钜夫列传》。赵孟藡，据（明）刘节《（嘉靖）南安府志》卷十九《经略志》“（府城）咸淳（1265—1274）戊辰知军事赵孟藡重修，元以后渐倾圮”之记载，知其大概在咸淳年间曾知南安军。而在同书卷二十八《宦迹传三》中又有“赵孟藡，籍无考，淳熙中知南安军，以廉勤为政，以孝弟教民，其于学校尤加意焉”等语，则是否存在两个赵孟藡已成问题。淳熙中之赵孟藡，《明一统志》卷五十八、《万姓统谱》卷八十五所记皆同于《（嘉靖）南安府志》，然淳熙（1174—1189）距至元二十三年（1286）几近百年，程钜夫所举荐者必非此孟藡。“淳熙”或又为“淳祐”（1241—1252）之误，而即便据此可以推断淳熙中之赵孟藡、咸淳中之赵孟藡、程钜夫所举荐之赵孟藡或即同一人，亦足可见出其人生平记载之混乱模糊。

[47]据杨载《行状》。

[48]（元）长谷真逸辑。明宝颜堂秘籍本。

[49]指虞集，按《资治通鉴后编》卷一百六十四。（清）徐乾学撰。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