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席勒：悲剧让人看到“心里的自由原则”
在席勒的美学体系中，悲剧艺术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席勒认为，美（主要指艺术的美）的目的是提供自由的快感，一个处于审美状态的人是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一切归“零”的人。然而，在席勒这里，悲剧艺术却“不是完全自由的艺术”[35]，因为它提供的不是自由的快感，而是感动、“同情的快乐”[36]。饶有趣味的是，席勒在《论激情》一文中又提到，悲剧艺术在让人受到感动的同时，也让人看到“心里的自由原则”[37]。
于是有问，审美带给人的自由和悲剧带给人的自由难道是两种自由？通过考察席勒“自由”的内涵（审美的自由和实践的自由）及其正剧性的世界观，本节将展示席勒所主张的悲剧不是一种品尝道德之有限性的悲剧性戏剧，而是一种赞美、彰显道德之绝对性的正剧性戏剧。
1.两种自由与席勒的正剧性世界观
或许是出于审慎，狄德罗、莱辛等哲人在著作中很少提到“自由”。而在席勒这里，“自由”一词却非常关键，“自由”与席勒的美学有着密切的关联。
席勒认为，人有三大冲动：感性驱动力、形式驱动力和游戏驱动力。其中，游戏驱动力（审美）是前两者的调和剂。[38]
在席勒这里，感性驱动力就是自然的、动物性的、盲目的欲望（比如吃喝拉撒），在这种驱动力面前，人只能被感性冲动支配，毫无自由。而形式驱动力就是理性的能力，追求普遍性、必然性和永恒性的能力。在这种动力驱使下，人运用理性，观察、思考生活，进而总结出普遍被人承认的实践原则（尤指启蒙的道德理想），并反过来运用这些原则来支配、筹划我们的生活。相比于感性冲动的被动支配，能够运用理性自觉自己、掌握自己、实践自己就是自由。一个人越是具有理性，他就越是能摆脱感性驱动力的支配，去把握普遍和必然的道德原则，并自觉地践行之，从而就越是自由。这种自由的本质就是人把握了普遍真理（主要指实践的道德真理），即所谓实践的自由。[39]前文提到过，在启蒙主义者看来，只要人类足够理性，把握了实践的道德真理，那么一切实践生活之矛盾都将获得解决。席勒也作如是观，就此而言，他的世界观乃是正剧性的。
然而，问题在于，一方面，感性驱动力是实实在在的，而形式驱动力却是抽象的，尽管我们实践生活的终极目的是践行道德理想，但道德理想毕竟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另一方面，感性驱动力和形式驱动力不仅无法调和，还会相互排斥甚至彼此否定。对此，席勒提出，人的第三大驱动力——游戏驱动力（即审美）正是改善人性分裂的调和剂。关于审美，席勒的理解基本继承了康德审美无目的性、无功利性、非概念性和快感的必然性这四个核心要素。席勒的表述是：
人在美学状态中就等于零。……因为美对于理智也好、对于意志也好，都完全不会产生任何个别的结果，它无法实现任何个别的、不论是智力的还是精神的目标，它找不到任何真理，无法帮助我们去尽任何义务，简而言之，它既不善于树立人品，又不善于启发才知。因此，通过美学文化，一个人的个人价值或尊严（假如这件事能够只取决于他个人的话）仍然还是完全不确定的，现在，他由于自然的缘故能够把自己培养成为合乎自己愿望的人物——他完全恢复了充当任何该充当的角色的自由，除此之外，他一事无成。[40]
正是在此审美状态中，人不仅摆脱了感性的自然冲动，事实上还从特定习俗和传统所形成的道理、价值和信仰体系中解脱出来。换句话说，审美把人从有所欲、有所求和有所信的世俗生活中拔离出来，让人进入一种无欲无求的、无所为的、归“零”的自由状态，这种自由，就是相对于前述“实践的自由”的“审美的自由”。
在让人达到审美的自由的过程中，审美起到了调和感性驱动力和形式驱动力的作用。当然，审美为什么以及如何可能调和这一矛盾不是本节论述的重点。此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笔者看来，审美的自由，是一种意识到实践生活之有限性的状态。但在席勒那里却并非如此，他认为，人的这种将自己归“零”的审美自由的状态，不是人品尝、观照实践生活之有限的结果，而是源自一种能力——把人与实践生活分离开来的能力，换言之，人能达到审美自由的状态，是因为人有能力去想象和创造一些与实践生活之道理、价值和信仰无关联的美的对象。[41]就此而言，席勒的世界观并不是悲剧性的。
回到“自由”。从以上对席勒美学的简单分析可以看到，席勒的“自由”包含两层意思：实践的自由和审美的自由。其中，前一种理解与启蒙主义对实践生活的正剧性认识是一致的，反映出席勒的正剧性世界观；后一种理解则源于席勒将美与实践生活分离的思想。
2.席勒的悲剧观
至此，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何以悲剧艺术“不是完全自由的艺术”，却又能够让人看到“心里的自由原则”。这是因为，不同于那些具有强烈形式感的艺术，悲剧艺术当然是要表现人的，尤其要变现人的喜怒哀乐。悲剧艺术因此与审美的自由无关，而与实践的自由相关。
席勒说，我们在悲剧艺术中获得“同情的快乐”之时，看到了“心里的自由原则”。接下来的问题是，在席勒看来，什么样的悲剧艺术才能做到这一点？
在分析莱辛的悲剧观时，本书提到，莱辛主张在悲剧中表现那些怀有同情心之人受苦受难的事迹来彰显同情和宽容的价值，以此来培养观众的同情心。关于“同情”，席勒并不要求悲剧表现怀有同情心之人的事迹，而是说，观众在同情悲剧人物的过程中体验到快乐。要让观众获得这种同情的快感，悲剧必须以道德为基础，[42]并且，悲剧还需要这样做：“某一个自然的目的性，屈从于一个道德目的性，或者某一个道德目的性，屈从于另一个更高的道德目的性，凡是这种情况，全都包含在悲剧的领域。”[43]通俗一点说，比如在悲剧中，为了某个道德目的（如保卫国家），悲剧主人公放弃了生的自然欲望，或者放弃了较低的道德目的（如保护家人），因而受苦受难。在此，悲剧主人公因践行道德而承受了苦难，不代表着悲剧把道德塑造成一种对人的实践生活有害的有限之物，相反，主人公愿意为道德受苦受难恰恰表明，道德是一种普遍的、必然的完美之物，一种能够解决所有人类实践生活之困局的理性之物（启蒙主义者尤其这么看），否则，一个理性之人（在席勒这里，道德高超的人就是理性之人）怎么会“犯傻”让自己遭罪？正因为悲剧中的道德（自由原则）是观众也认同的，当观众看到主人公不惜一切代价去践行它，观众便在同情主人公因道德而受苦的同时，体会到快乐：越加信奉道德（自由原则）的绝对性而获得快乐。
这就是说，在席勒看来，美的艺术事实上不把任何道德、义务作为确定和绝对的东西，或者说，美的艺术表现的是与道德、义务无关的形式感极强的事物，因此，在审美中，人是一种“零”的状态。与此相比，悲剧艺术却把道德的绝对性作为确定和绝对的东西来宣扬，而不是把道德归“零”。越是普遍和必然的道德，就越是绝对。主人公越是因绝对的道德而受苦受难，道德就越是得到肯定和弘扬。因此，在欣赏悲剧艺术的过程中，观众因主人公的不幸而感动，在感动中，我们心里面不是“零”的状态，而是还赞赏着道德，赞赏着因道德而受苦的人，在这种赞赏中，我们强化了自己内心的道德（自由原则）的绝对性。
这里以席勒对《熙德》的评论来进一步理解他的悲剧观。席勒曾赞美高乃依的《熙德》为悲剧中的杰作，他说：
荣誉感和孝心武装了罗德里格的手，使他横下心来和他的恋人的父亲为敌，英勇无畏地战胜了仇人；荣誉感和孝心又使被杀害者的女儿施梅娜，变成罗德里格的可怕的控告者和迫害者。他们两个人的行动都违反自己的心意，他们本心因面对被迫害的对象遭逢不幸而惊惶战栗，但他们的道德义务又使他们努力引来这场灾难。两个人都牺牲了自己的心意，完成了一桩道德义务，因而博得我们最高的敬意；两个人都是自愿受苦，而受苦的动机又使他们极度为人尊敬，因而也就把我们的同情心激动到最高的程度。[44]
在席勒看来，《熙德》中罗德里格和施曼娜均把更高的道德义务（荣誉感和孝心）放在第一位[45]，牺牲了美好的爱情，赢得了我们的尊敬。可为什么我们会在道德给人带来的痛苦中体会到激动和快乐呢？不为别的，就因为在《熙德》中，道德义务给罗德里格和施曼娜带来的痛苦不意味着道德义务（荣誉感和孝心）的荒谬性和有限性，恰恰相反，在罗德里格因为荣誉而放弃爱情并忍受痛苦的过程中，悲剧弘扬了道德义务的普遍性、绝对性和真理性。席勒接着说，古希腊戏剧总是把实践生活的痛苦与困境理解为盲目的命运，然而，在现时代，实践生活的结已经被我们揭开了：
而且这个结一旦解开，任何不快之感的阴影就都随之消逝。……就是这种对命运的不满也全然消除，消失于预感之中，或者更确切地说，散失于一种明确的意识之中，知道事物之间有一种合乎目的的联系，有一种崇高的秩序和善良的意志。于是我们感到在自然的宏伟整体之中，一切都无比适宜，极其妥帖；这种愉快的感觉和我们因道德上的协调而产生的快乐合在一起；有些地方表面看来，似乎违反常理，这在个别情况下引起我们的痛苦，其实只是对我们理性的一种刺激，让它在普遍规律之中，探寻这种特殊情况存在的理由，并在巨大的和声之中，消除这一个别的噪音。希腊艺术从来没有能达到悲剧感动的这种纯粹的高度，因为无论是希腊人的民族宗教也罢，或者甚至于是他们的哲学也罢，都没有能这样又广又深地照耀他们的道路。现代艺术有这样的好处：它从经过提炼的哲学中获得更为纯净的素材，能实现这最高的要求，因而就能发展艺术的全部道德尊严。[46]
这段话进一步说明，在席勒看来，古希腊时代的人们只把实践生活的困境归咎于盲目的命运，而在现时代，类似荣誉和爱情的矛盾事实上是有解决方案的，只要我们明白，哪一个是更高的道德义务，我们就解决了矛盾。《熙德》之所以让我们感到快乐，就在于它解决了这一活生生的矛盾，彰显了更高的、普遍的道德义务。在普遍的道德面前，荣誉与爱情的结解开了，“噪音”（罗德里格和施曼娜的痛苦）也被消除，人自然感到快乐。
综上，只有主人公因道德而受苦受难，并通过此一受难弘扬了道德之绝对性和真理性的悲剧，才是席勒主张的悲剧。反过来说，席勒的世界观是一种正剧性世界观，他主张的悲剧是一种弘扬启蒙理想之绝对性与真理性的“正剧性戏剧”。就正剧性世界观及基于此的悲剧观而言，席勒与莱辛、新古典主义者是一致的。
3.小结
席勒心中存在两种自由观——实践的自由和审美的自由。其中，前一种理解与启蒙主义对实践生活的正剧性认识是一致的，反映出席勒的正剧性世界观，而席勒的悲剧观以此正剧性世界观为基础，他所主张的悲剧是宣扬其正剧性世界观的工具。从正剧性世界观和基于此的悲剧观之角度说，席勒与莱辛、新古典主义者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