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价值观及其研究述评
（一）价值观问题的凸显
在世界性的价值观念变革和价值重建的潮流中，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价值变迁和价值观念变革问题，显得更为突出和重要。[6]价值观研究是价值论或价值哲学中的重要内容，同时，价值观又是与社会生活及社会变迁密切相关的。
中国价值观问题的凸显是有其鲜明的现实背景的。“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改革开放的逐步递进和深入，一方面使人们不得不全面而深刻地重新审视一切传统的价值观，特别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价值观，包括政治价值观、经济价值观、文化价值观、人道价值观、人生价值观等；另一方面使原本高度统一和不可动摇的社会价值观开始发生变化——嬗变甚至裂变。对这种价值观的变化，有欢呼者，有疾首者……但没有漠然置之者。换言之，从改革开放之初就开始发生、随后不断向纵深推进的价值观变化，成为社会高度关注的焦点之一。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社会价值观进一步发生了深刻变化，其总的变化趋势是从单一价值观向多元价值观、从封闭价值观向开放价值观、从传统价值观向现代价值观的转变。
在国际上，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冷战”结束，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西方主要国家企图利用其经济和军事优势，对其他国家进行价值观输出和文化侵略，进行一场没有硝烟的价值战争。这一企图以经济全球化为平台和助力，并利用由其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力图在全球推行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实现西方主导的经济一体化和文化同质化。社会主义价值观遇到了严峻的挑战。
当代科技革命对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正在产生空前广泛和深刻的影响，也使价值观发生了空前的变化。信息技术改变了传统的时空观，世界进入了普遍交往的时代，思维方式随之发生了重大变革。生物技术和基因工程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而且改变着我们的生命本身，并强烈冲击着传统伦理和价值观念。
总之，改革的不断深入，导致了社会的深刻变革，而社会变革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价值观的转变，在改革的过程中，对已经发生了的很多问题的争论实质上就是价值观的争论。价值观的变化既充当了社会变革的先导，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也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上引起了一定的混乱，甚至导致了价值观的真空。国际形势的变化，使文化冲突和价值观冲突成为国际冲突的重要形式。科技领域的一系列变革和革命，也引发了价值领域的深刻变化。可见，在当代中国，价值观问题空前地凸显出来了。
价值观问题的凸显，主要表现为价值观的多元化及其冲突。价值观的多元化首先是由价值主体意识的多元化和价值客体意识的利益化导致的。价值主体意识的变化和价值追求目标的变化，必然形成多元价值观。新形成的价值观与已经陈旧但依然存在并发生作用的价值观相互交织，一个群体内部的价值观以及群体之间的价值观相互混杂，如此“乱象”又使价值观的多元化呈现出十分复杂的局面。价值观的多元化及其冲突，不但使社会对价值观问题予以高度关注，而且也必然提出对其进行全面深入的理论研究的要求。
（二）价值观研究述评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在价值观方面出版的著作和发表的论文可谓汗牛充栋。学界对价值认识、价值理论、价值观、价值观念等做了进一步规定；对价值观的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核心意识和外围意识、一般价值观和特殊价值观等进行了划分；对价值观与社会变迁、价值观与人的行为等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了全方位的观照；尤其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价值观的多元化及其冲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价值观体系等现实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界对价值观的研究涉及了价值观的各个方面。这里仅就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学科对价值观的研究作一简要回顾和分析。
1.价值观的哲学研究
已如上述，对价值观的研究是价值论或价值哲学的重要内容。因此，对价值观的研究首先在哲学领域进行，并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
第一，关于价值观的定义。如何界定价值观的本质，是研究价值观其他问题的前提。迄今为止，只要涉及价值观的研究者，都会对价值观进行一番定义。综观这些定义，可以用两句话来加以归纳：一是这些定义都没有统一规范的表述。即使所述的内涵是完全一样的，在具体表述中也可能完全不一样，甚至各说各话。因此，说有多少价值观的研究者，就有多少关于价值观的表述，一点也不过分。这样，人们虽然“知道”价值观是怎么回事，但并不十分清楚地“理解”，因而总显得不那么清晰，有点含糊。二是虽然对价值观没有规范的表述，但还是能够基本上指向下述意义：价值观是有别于事实判断和科学知识的另一类认识形式，是判断是非曲直、真善美和假恶丑的价值准则。李德顺曾经撰文专门谈“什么是价值观”。他说：价值观或价值观念“是指人们关于基本价值的信念、信仰、理想系统”。这概括了价值观特有的一般思想内容和思想形式。其一，从内容方面看，价值观就是关于价值的观念，由于日常用语常常可以用“好坏”的意义来表述价值，因此，“价值观”就是人的“好坏观”，即人们关于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怎样为好、怎样为坏，以及向往什么、追求什么、舍弃什么、拥护什么、反对什么等的观念、思想、态度的总和；其二，从形式方面看，构成价值观所特有的思想、观念、精神形式，主要是指人们精神生活中的信念、信仰、理想系统，它不同于知识、理论和科学系统；其三，从来源和基础方面看，价值观反映了人的社会存在，即生存方式、生活条件和实践经历等特征，而不是凭空产生和改变的；其四，从功能方面看，价值观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评价标准系统。一句话，价值观是人和社会的精神文化系统中深层的、相对稳定的、起主导作用的成分，是人的精神心理活动中的中枢系统。[7]近年有一种观点认为“价值观是关于社会关系是非曲直的判断，依照如此定义，价值观与社会关系就直接相关，价值观的变迁与社会关系的变迁也就直接相关。换言之，社会关系的变化构成价值观变化的主要动力。”[8]有七大社会关系分别构成七大价值观：个人与他人的关系构成道德观、个人与自然的关系构成自然观、个人与群体的关系构成群体观、群体与社会的关系构成社会观、人民与政府的关系构成政治观、人民与民族国家的关系构成民族观、民族国家与国际体系的关系构成国际观。只要社会关系发生变化，社会价值观必定发生相应变化。[9]
第二，关于价值观的结构和分类。学术界普遍认为价值观具有内在的结构或是分层次的。就个人价值观而言，有的居于核心地位，它制约和引导着其他价值观；就社会价值观而言，有的价值观居于主导地位，它主导着社会的价值取向和价值判断。由此可见，从总体来看，价值观有核心价值观和非核心价值观与主要价值观和次要价值观之分。但是，究竟哪些价值观属于核心价值观，却存在着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主要是：（1）在价值体系中，理想、信念、信仰是最深层的价值观念，即核心价值观。（2）要从价值观与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的相互关系中说明核心价值观，即它们共同构成最高价值的原则，在价值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价值体系的表层则是由它们最终决定的对具体事物、行为的利害和好坏的观点。（3）劳动的价值观和人我关系的价值观是价值体系中的两个核心价值观。劳动价值观可以解释劳动的价值，正确的劳动观可以激发劳动的热情和创造的欲望；人我价值观可以解释人在社会中的价值，正确的人我观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4）各种处于本位地位的价值观就是核心价值观。那些在价值体系中最重要、能作为衡量其他价值之标准的价值观即为本位价值观或核心价值观，如群体或社会本位观、个人本位观、权利本位观、金钱本位观、能力本位观等就是不同的价值体系中的核心价值。（5）从利益决定价值观或利益是价值观的基础的观点出发，认为利益观是整个价值体系中的核心价值观。
除了可以对价值观结构进行分层外，还可以对社会价值观进行分类。对价值观的分类也是仁智各见，但基本上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进行分类。第一，主导价值观和非主导价值观。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一个或几个主导价值观，也有非主导价值观。只有主导价值观而无非主导价值观的社会，或只有非主导价值观而无主导价值观的社会，都是不正常的社会。社会的主导价值观引导着社会的价值取向和人们的理想、信念和信仰。只有至少符合以下条件的价值观才能成为社会的主导价值观：对社会的深刻解释力；为人们的价值取向指明方向、为人们的行为提供最深刻的价值依据；有最广泛的接受者、认同者、支持者和践行者；与社会生活基本状况和基本要求相一致；它不在场时必将导致社会的价值危机、信仰危机和道德失范。非主导价值观可分为三类：一是与主导价值观基本一致的价值观；二是与主导价值观基本不一致或背道而驰的价值观；三是对主导价值观而言保持价值中立的价值观。第二，理想价值观和一般价值观。理想价值观是追求未来美好生活的价值观，虽然在当下的社会条件下还难以为社会大众所普遍践行和付诸行动。理想价值观虽然理想，但不能强为，否则必将造成对理想价值观本身的极大伤害。我们过去常常犯这样的错误。一般价值观是相对于理想价值观而言，是现实社会普遍要求的价值观。第三，公共领域的价值观和私人领域的价值观。公共领域的价值观主要涉及公共领域并在公共领域发生作用如政治价值观、公共价值观等。私人领域的价值观主要涉及私人领域并主要在私人领域发生作用，如婚姻家庭价值观、职业选择价值观等。需要说明的是，理想价值观是基于现实和生活的，而一般价值观是内含着理想的；公共领域价值观与私人领域价值观是相互渗透的，不能截然分开，更不能使之对立。
第三，关于价值观多元化及价值观冲突。研究者普遍认为，随着社会的转型，中国社会价值观越来越多样化和多元化，从而不同价值观之间的相互冲突自然在所难免。当前，对中国社会客观存在的各种价值观，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判断，但总的来说不外乎如下几种：中国传统的价值观、西方价值观、计划经济时期的价值观和改革开放以来新生的价值观等。中国传统的价值观不等于封建主义价值观，但封建主义价值观是其主导价值观，其核心是“家族本位”、“家长主义”和“君权至上”；西方价值观不等于资本主义价值观，但资本主义价值观是其主导价值观，其核心是“个人本位”和“个人主义”；计划经济时期的价值观虽然在主导性上是马克思主义的，但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却以“左”的一套价值观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它是建立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和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之上的，其基本特征是价值内容的高度政治化和道德化、价值主体的单一化以及价值运行机制的单向化；改革开放以来新生的价值观是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发展过程相适应的，这一新型的价值观随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不断深化而逐步建立和完善。所有这些价值观之间的相互交织和缠绕，使当今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呈现出极为复杂的格局。价值观多元化一方面是对一元价值观的解构，使社会价值观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活泼局面；另一方面，多元价值观的并存，必然引起价值观的冲突。当前，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冲突已越来越表现出普遍化、尖锐化和复杂化的趋势。价值观冲突的结果，可能是实现价值观从无序到有序，使原有主导价值观更加巩固，或者最终确立一种新的主导价值观；也可能会使原来的主导价值观被摧毁，而新的主导价值观又难以确立。前者将使社会保持相对稳定，社会价值观趋于平稳；后者将导致社会总体价值目标的失落，从而造成社会价值观和社会心理的混乱和失衡。
第四，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变迁的后果。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转型的加速，社会价值观必然不断地发生变化。所谓价值观的变化，无非就是现在的价值观与过去的价值观已有不同。一些人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出现了“物欲膨胀”、“个人主义盛行”、“拜金主义泛滥”、“社会风气恶化”等社会现象和具体例证，来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发生了倒退，即出现了所谓“滑坡”。持与之对立看法的人，以同样的证明方法，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出现了系统而稳定的“主体意识的觉醒”、“自由和平等观念”、“效率观念”、“竞争观念”、“代价和风险意识”等社会现象和具体例证，来证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在整体上是进步的，即所谓“爬坡”。两者虽然观点对立，但除了如上所述它们的证明方法相同之外，它们的另一个相同之处就是都认为，不论是“滑坡”还是“爬坡”，都与市场经济紧密相关，甚至都是市场经济所固有的属性和效应——只不过“爬坡”论者强调其正效应，而“滑坡”论者强调其负效应罢了。当然，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变迁的后果各执一词，还与两种观点各自所执著的价值立场有关。
价值观内容的丰富性决定了价值观问题是非常复杂的，对价值观的研究自然也就是一个需要不断努力和不断深化的过程。上述对价值观之哲学研究状况的述评，当然不可能面面俱到。不仅如此，对价值观研究的深化，还要各有关学科的共同参与和相互配合。事实上，除了价值观的哲学研究外，对价值观的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化。
2.价值观的心理学、社会学研究
心理学和社会学领域的价值观研究也涉及上述诸种问题，在此不赘述。但相对于价值观的哲学研究而言，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更注重价值观的可操作性和实证性。社会学从社会体系、社会行动、社会文化的角度界定价值观，如美国结构功能主义代表人物帕森斯认为价值观是“社会中人们一致接受的象征系统（文化系统）中的一个因素，它是社会里各种选择或行为目标的标准。”[10]他把价值观分为个人取向价值观、集体取向价值观和社会取向价值观，由此分析个人在群体和社会中活动的特点。在西方心理学领域，价值观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奥尔波特（G.W.Allport）和阜农（P.E.Vernon）采用德国哲学家和心理学家普兰格（E.Spranger）对人的六种分类（经济的、理论的、社会的、审美的、宗教的、权利的）制订了一份“价值观研究量表”，进行了具有开创意义的价值观研究。20世纪50年代，由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提出的价值观定义在西方心理学界确立了支配地位，从操作层面对价值观的各种定义进行了整合，从而基本达成了价值观定义的共识，即在一个个有关“值得的”看法的背后，是一整套具有普遍性的、有组织的构念系统，这套构念系统是有关对大自然的看法、对人在大自然的位置的看法、人与人的关系的看法以及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环境关系时对值得做和不值得做的看法，克拉克洪称之为“价值取向”。20世纪70年代，罗克奇（Rokeach）发展了价值观的定义，把价值观理解为一种持久的信念，更重要的是，他把价值观分为终极价值观和工具性价值观两个方面，开始了从维度而不仅仅是从内容上对价值观的分析和测量，使价值观的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施瓦茨（Shalom H.Schwartz）为代表的价值观研究者从需要和动机方面来解释价值观的深层内涵，试图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具有普遍文化适应性的价值观心理结构。可见，从整体上看，西方心理学在价值观研究方面有一个清晰的发展脉络。
国内对价值观的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总的来说有三种研究取向和研究层次，即文化的、社会的和个体的，三种研究取向在切入角度、内容选择和方法技术等方面都各有自己的侧重。一般而言，文化层次的价值观研究是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长期形成的文化积淀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从中梳理出这个国家和民族的价值观。从事这类研究的多数是一些文化人类学研究者，也有一些社会学者和社会心理学者参与其中。社会层次的价值观研究，其对象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其研究宗旨在于反映时代变迁、体制和政策变革、自然环境变化等所导致的价值观变化，这类研究的社会地域特征如经济状况、职业类型、生活区域、文化特点、政治制度、政策变革等因素就成为重要研究对象；同时关注人们对社会生活及生活方式的价值认识和价值评价，解决人应该怎样生活、以什么方式生活、怎样生活才最有意义和最值得等问题，并将价值观的研究深入到现实生活的一切领域。从事这类研究的主要是社会学者，也有一些心理学者。个体层面的价值观研究并不特意过多考察文化、时代特点等因素，而是将个体自身特征因素如自我概念、需要动机、认知风格、生命历程、生活满意度及行为等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其宗旨是从个体间共有属性的角度探讨价值观的形成和作用机制。从事这类研究的多为心理学者。
与哲学对价值观更多地倾向于理论思辨研究不同，心理学和社会学对价值观更倾向于实证研究。因此，在心理学和社会学的价值观研究中，实证调查是它们最主要的研究方法（其他学科的研究工作者如哲学和伦理学研究工作者也进行了一些实证调查，但就其研究方法而言，主要应该属于心理学或社会学的研究范畴）。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开展的价值观实证调查主要有：1988年北京大学心理学系进行的“北京大学生价值观倾向的初步定量研究”；1989年国家教委立项的“我国五城市青少年学生的价值观调查”；199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主持的“当代中国青年价值观演变”课题研究；1992年全国“八五”重点课题“中国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研究”；1993年国家教委课题“经济转型时期各社会群体的价值取向与社会心理承受能力研究”；教育部“1992—1997年高等学校师生政治状况滚动调查”；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等主持的“转型时期的社会伦理与道德”的四省调查；2011年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的最终成果《中国社会价值观现状及演变趋势》等。通过这些实证调查及其数据分析，得到了不少关于不同地区、不同年龄、不同群体（特别是青少年）在价值观变迁、价值观多元化及其冲突和整合等方面的总体认识，为进一步的理论研究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大致可以说，价值观的哲学研究属于价值观的宏观研究，价值观的社会学研究属于价值观的中观研究，价值观的心理学研究属于价值观的微观研究。
3.价值观研究的不足
虽然价值观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还存在着一些不足，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研究成果上看，研究深度还不够。改革开放以来的价值观研究经历了一个由隐到显再到热的过程，并取得了很多重要成果，但是，在价值观的某些研究领域还欠成熟，在理论阐释上还缺乏深度和力度，在一些重要范畴上还未完全取得共识，甚至对“价值观”的内涵理解都远未取得一致。这虽然对价值观研究内容的丰富和多样性有好处，但不利于知识的整合和积累，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理论模式的建立。另外，多数研究还停留于对某一时间内的价值观现状做现象描述，缺乏长期、系统、深入的探讨。研究成果也良莠不齐，甚至还存在炒冷饭、想当然下结论的现象。
第二，从各学科的研究状况看，存在着不平衡的现象，学科间缺少必要的联合。迄今为止，对价值观的研究主要局限于哲学学科，其他有关学科如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等涉及价值观研究的相对较少。按研究文献的多少排序，依次是哲学、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学、法学等。值得指出的是，教育领域对价值观的研究虽然数量不少，但经验层面的描述和工作体会性质的总结更多。此外，学科间的研究在内容、方法上没有得到很好的整合和互用，学科间的联盟没有形成，融各学科研究于一体的研究更是很少。
第三，从实证调查上看，根据现有的调查及其分析，价值观的实证调查重数据、轻分析，往往摆出一大堆数据，轻描淡写地说几句结论性的话；即使有分析，也缺乏理论深度和对现实的解释力度。同时，有些调查由于从问卷设计到调查过程都显得有点粗糙，因此缺少信度和效度。此外，实证调查与理论研究还没有很好地结合，理论研究往往没有以实证调查做基础，实证调查又往往缺少理论指导。还有一种现象应该指出，我国的价值观研究过分依赖问卷法。目前，国内外许多学者对采用问卷法研究价值观问题都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尤其是采用简单修订后的问卷来进行跨文化的研究更受到了质疑和广泛的批评。在这方面，应特别重视质性研究方法在价值观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第四，从对不同群体价值观的研究看，不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调查，至今仍然没有一项全国性的覆盖各种群体的综合性价值观研究，特别是实证调查更是如此。研究者往往针对或围绕某一群体，特别是青少年群体价值观来进行，而对成年人价值观的专门研究或综合研究都远远不够。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价值观研究资料的统计来看，除了没有明确年龄特征的文献之外，关于青少年价值观的研究占了45%，中年人和老年人的价值观却很少有专门的研究。[11]这也许与人们常常先入为主地以为成年人的价值观就是“社会价值观”或“社会主导价值观”的自恋式理解有关。
第五，真正学术意义上的价值观教育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更多的却是出于某种现实目的的所谓价值观教育研究。长期以来，国内研究者由于更偏好于问卷调查、经验总结、理论思辨等方法来了解价值观现状，缺乏真正的实验研究和长期全方位的跟踪观察，这就很难提出科学的、有效的、针对性强的价值观教育方法和手段。在这方面，西方的价值观教育研究值得借鉴。西方的价值观教育不仅形成了多种教育理论，如人格品质教育理论、认知主义理论、关怀主义理论、综合教育理论等，而且发展出了很多具体的价值观教育方法和技术，如价值观澄清（values clarification）、价值观辨析（values analysis）、圆桌时间（circle time）、公正团体（just community）等。这些应该作为国内对价值观研究的借鉴，并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际有所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