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报业与版权
改革开放之前,新闻媒体在我国被看作事业单位,运营经费基本由财政负担,新闻单位的经营意识比较淡薄。1983年,我国内地报纸开始恢复广告业务。据不完全统计,当年内地报纸的广告收入约为7586.2万元。1998年,中国内地报业的广告收入已经接近110亿元。[19]当年,我国传媒业利税总和首次超过烟草行业,位居产业第四位。进入2000年,我国的报纸产业已初具规模,报纸广告收入突破135亿元,增幅达20%,占总经营额的18.8%。其中,广告经营额过2亿元的报社已超过25家。过3亿元的报社分别为《广州日报》、《新民晚报》、《北京青年报》、《深圳特区报》、《北京晚报》、《羊城晚报》、《上海证券报》、《今晚报》、《成都商报》、《扬子晚报》以及《计算机世界报》等,其中,前6家均已超过5个亿。[20]
金融危机出现前,中国内地的报业保持了稳步增长的势头。中国报业的整体增长趋势可以通过期印数、发行量和发行收入来印证。以报纸的期印数为例,1978年报纸出版平均期印数只有4280万份,2009年报纸平均期印数为20837.15万份。报纸出版总印数也有较大增长。1978年的报纸出版总印数为128亿份,2009年的报纸出版总印数为439.11亿份。[21]2008年初爆发的金融危机,使中国报业遭遇的“拐点”凸显。尽管2008年《广州日报》、《浙江日报》等品牌大报在中国报业整体不景气的情况下的发行量不降反增,广告收入突破历史新高。[22]但就整体来看,报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低谷期。据权威人士披露,2008年,国家工商总局统计的报纸发行收入是600亿元,而新闻出版总署统计的数字在800亿元左右。综合统计报纸销售和广告收入来看,报业的产值在1000亿元以上。[23]
在中国报业距离“做大做强”尚有一定距离之前,金融危机的到来给报业的发展增加了不确定的变数。这种危机意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原副署长石峰早有预感,他曾在第三届中国报业竞争力年会上指出在“十一五”(2006—2010年)期间,我国报业发展面临着诸多严峻的挑战:“粗放型发展模式导致报业市场恶性竞争加剧,损害了报业的健康发展;信息技术革命导致多元化传播格局快速形成,对报纸出版业产生了巨大冲击等。”[24]
中国报业面临的不仅是外部压力的冲击,还有更深刻的内部原因。清华大学崔保国教授等学者指出:“短期来看,报业的压力主要来自阶段性的经济危机,但长期来看,报业不仅面临着来自新媒体,特别是网络媒体的挑战,而且,报纸产业自身也存在诸多管理‘危机’。”[25]原南方日报社社长范以锦先生为报业的突围支招:“报业作为一个产业的健康发展需要两个方面的突破。第一是资产的管理……第二是市场秩序的管理,一方面是报业新闻信息的版权管理,另一方面是报业的发行和广告竞争的管理。”[26]遗憾的是,范先生没有进一步论述将新闻信息的版权管理作为报纸产业壮大的重要任务和具体的策略。不过,新闻版权管理,具体到报业而言是版权管理,对推动报业的发展,意义深远。
《全国报纸出版业“十一五”发展纲要(2006—2010年)》将“科学发展”和“全面创新”作为我国报业“十一五”时期发展的“关键词”。科学发展蕴涵了科学管理,而全面创新则对报业的文化属性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文化关乎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又直接影响到该国在国际社会的竞争力。2012年5月26日晚,博鳌亚洲论坛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原副部长龙永图,在南京参加东南大学建校110周年名家演讲时,就“国际化人才与中国的软实力”话题承认目前中国的软实力还不尽如人意。他认为,只有什么时候全球大多数国家的精英都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中国留学,而不是送到美国和欧洲去留学,中国在世界上才具有真正影响力。[27]
“软实力”是由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的院长Joseph Nye创造的一个术语,意指通过非强迫或武力手段塑造观点的能力。“软实力”利用共享价值、公平、正义和有助于实现价值的责任具有的先天吸引力发挥其影响。例如,大众文化和媒体是美国软实力之本。[28]当前,美国的国际地位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其文化软实力来稳固的,以美国媒体创造的各种流行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引领着世界文化的发展方向。中国要提高软实力,也需要重视包括报纸在内的传媒文化产品,并在国际上具备一定的影响力。
我国未来报业的立足之本在于内容和形式的创新,因为“在报纸产业的各种生产者中,日报产业具有一年365天每天创造一种新产品的独特性质”。[29]创新,可以变报业因网络挑战造成的被动为主动,网络信息产业的蓬勃发展给报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即报纸的读者更喜欢“短新闻、本地新闻、体育新闻、娱乐新闻、天气信息和交通资讯”。[30]“如果我们报业把核心放到新闻内容和新闻相关信息的创造上,那么网络和移动传播环境就不是报纸的替代品而是新闻传播价值链的下游。”[31]报业新闻内容和新闻相关信息的创造,“就像煤炭和石油的开采,随着市场竞争的纵深推进,肯定会整合成更强大的向产业链下游讨价还价的筹码”。[32]
创新可以为报纸版权的保护赢得更多的劳动成果,而报纸内容和形式创新的版权保护,依赖于现有的《著作权法》、《不正当竞争法》等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我国报界的版权保护意识还相对淡薄,报纸版权的概念还比较模糊,报业的版权纠纷处理成本高、收益不够显著。从2007年开始,中国报业发展与版权保护的话题开始被提上议事日程。2007年5月27日,由中国法学会、中国传媒大学主办,上海新文汇律师事务所等协办的首届“传媒业知识产权保护”论坛在北京举行。论坛分别专题讨论了“报刊版权保护现状、难点问题及法律适用”和“香港报纸版权工作实践”;2008年3月,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副署长阎晓宏为首席专家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与实施版权战略研究》,委托中国传媒大学党报党刊研究中心王武录教授承担其子项目《报刊版权发展战略研究》;2008年12月5日至6日,2008年首届中国版权年会设专场举办了“中国报业版权保护战略研讨会”。进入2009年,《中国版权》杂志刊发报业版权保护的相关论文,中国版权协会正在筹办中国报纸版权联盟组织。中国报业和版权的联系,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变得越来越紧密。
研究中国报业的版权问题,首先需要确定研究的对象和范围。截至2008年底,中国内地出版的报纸种数为1943种。按主办机构的行政级别来划分,全国性报纸共计224种,省级报纸共计826种,地、市级报纸共计877种,县级报纸共计16种;按报纸的性质来划分,综合报纸共计806种,专业报纸共计1137种。[33]严格地说,所有这些报纸都是报业版权研究的对象。限于报纸的种类的繁杂,远非一本学术著作所能详尽讨论。本书将研究对象和范围进行适当地缩小,重点关注我国时事类报纸的版权问题,以增强研究的针对性。这些报纸的版权问题,基本上代表了中国报纸版权保护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