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州上空的凤凰:杜甫陇右诗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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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满目悲生事:《秦州杂诗二十首》之一解读

杜甫到达秦州后的开笔之作即《秦州杂诗二十首》第一首:

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

迟回度陇怯,浩荡及关愁。

水落鱼龙夜,山空鸟鼠秋。

西征问烽火,心折此淹留。

这首诗发自于多日沉积的感受,写得苍凉悲苦,其“悲”、“远”、“怯”、“愁”与“问”、“折”等语,如石击水般传达出诗人当时心情的多个侧面。由于这首诗涉及杜甫西向客秦的原因,故前面的章节中已有详尽的论述。这里着重讨论此诗中的典故使用与互文手法。

(一)“远游”其实“非典”:“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解析

杜甫诗歌,向有所谓“无一字无来处”之说,而此诗首联中的“远游”,固然可以径指“向远处去游历”,但是也确实隐含了屈原《远游》篇的诗意:“步徙倚而遥思兮,怊惝怳而乖怀。意荒忽而流荡兮,心愁悽而增悲。”[4]这就涉及杜甫诗歌中的用典问题以及杜诗解读中的释典问题。

典者,典故也。虽然非典故的诗歌语言自有其清新质朴之佳处,但是典故化的诗歌语言显然能够深化诗歌的意旨——“蕴含深厚,以使有限的文学符号包容更多的信息,使得句中有余意,弦外有余音,收到事半功倍的艺术效果。”[5]所以,反对典故的使用,并不是反对诗歌的意旨深化,而是反对诗歌的意旨晦涩。何谓晦涩?在诗歌文本当中,只有深层意旨而无浅层意旨的语言,就是晦涩的语言——没有浅层意旨这个语言桥梁的过渡、于是泥于典故陷于典故而不能化深旨为浅语。而像杜甫“因人作远游”这样既有深层意旨又有浅层意旨“典如己出,浑化无迹”的语言,就不是晦涩的语言,于是也就是不应该反对的用典。因为这种典故,“用事,能令事如己出,天然浑厚。”[6]也因为面对这种典故,“不知语有出处,也能看懂,知有出处则更觉形象、生动、有趣”。[7]

基于上述认识,当我们隔山隔水地面对着杜甫的诗歌作品时,即当我们面对着因为“读书破万卷”而学识博大的杜甫诗歌中的典故并需要进行解读时,一定要注意以下两点:

第一,能不引典而释就不引典而释。杜甫的典故运用,大都是浑如己出运化无迹的。比如他著名的《望岳》之“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如果典而说之,当然就是化用了《孟子·尽心篇》的“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再如他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之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也可以说是化用了《孟子·梁惠王上》中的“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但是,对杜甫这种诗句,即使不加典说——引典而释,人们也完全可以作出切近文意的理解——甚至是切近诗意的理解,因为“路有冻死骨”,完全可以是杜甫的亲眼目睹,是杜甫诗中的“眼前事”而不是杜甫诗中的“心中知”。同样,“一览众山小”者,也可以是杜甫对自己登临泰山之巅合情合理的诗想。在杜甫的陇右诗中,如“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的“远游”,同样也可以不加典说而理解顺畅。

如果对不加典说即可解读的文本刻意地加以典说,往往会适得其反,轻则表现出解读者的知识晒卖,重则损害作者原创语言的个中意味。《红楼梦》庚辰本第五十二回,宝玉不慎将雀金裘烧了个洞,于是晴雯深夜病补,书中有句“只听自鸣钟已敲了四下”,句下脂批云:“按四下乃寅正初刻,寅,此样法,避讳也。”这真是画蛇添足之批,也真是混淆视听之注。有它,不如没有它。“试想,当时夜深人静,室内灯光不足,看自鸣钟是看不清楚的,所以只能写作‘自鸣钟已敲了四下’。如果换一种笔法,写成‘只见自鸣钟指在寅正初刻’,那就描写失真,兴味索然了。”[8]陈诏的批评是对的,天下不知多少貌似有知识的人,已然且正在对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作品进行着这样兴味索然的解读!

第二,切不可“望文生典”。以杜甫《秦州杂诗二十首》之十三“船人近相报,但恐失桃花”句为例。也许人们对陶渊明这个“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名文《桃花源记》太喜欢、太熟悉了,或者说人们对杜甫到达陇右之后的归隐之想太认真、太当回事了,所以,人们往往附会而成说、望文而生典地认为:这里的“桃花”指的就是“桃花源”——把其中的“桃花”与“如行武陵暮,欲问桃源宿”中的“桃源”等量齐观。比如李宇林就说:“此类含典诗句还有:‘船人近相报,但恐失桃花’(《秦州杂诗二十首》其十三),作者把听到的东柯谷比作桃花源,唯恐失掉这个理想所在。无独有偶,在《赤谷西崦人家》一诗中,诗人又写道:‘如行武陵暮,欲问桃源宿’,用‘武陵’、‘桃源’的理想境界比西崦,表示对那里的风物和居民的由衷倾慕。”[9]

这就是典型的望文生典。第一,古人从来没有用“桃花”指称过“桃花源”,杜甫自然也不会用“桃花”生硬地指称“桃花源”。第二,“桃花”就是“桃花”,如果以“桃花”为“桃花源”,这就是典型的求之过深的典故的滥解——这种对诗歌的解读法,恐怕连杜甫本人也不会同意。

当然,如果不加典说则难以读解,那就一定要追典溯源,一定要把其中的典故讲清甄明。比如面对《秦州杂诗二十首》之七“属国归何晚?楼兰斩未还。”则必须这样注明:“‘属国’,指汉朝大臣苏武。汉武帝时,苏武出使匈奴,被匈奴扣留,十九年后方归,汉武帝封他为‘典属国’;‘楼兰’,汉时西域国名,后称鄯善。此句事出《汉书》:汉昭帝元凤四年,平乐监傅介子前往楼兰,用计斩楼兰国王而归。”[10]如不这样解说,则其意难明。

(二)互文而见意:“水落鱼龙夜,山鸣鸟鼠秋”解析

关于“水落鱼龙夜,山空鸟鼠秋”一联之“鸟鼠”,人们比较一致地认为是“鸟鼠山”,在今甘肃渭源县——离秦州不是很远。但是对“鱼龙”即“鱼龙川”或“鱼龙水”的解释却有些疏离语境:有人释“鱼龙川”为杜甫从没到过的今甘肃省会宁县的黄河支流北河,也有人认为“鱼龙川”是杜甫由陕西入陇右时经过的流经陕西省陇县的渭水支流千河。

鱼龙川究竟在哪儿?

理解杜甫的诗,自要紧扣文本,以杜证杜。以杜证杜的一个具体方法,就是利用杜甫诗歌十分常见的互文笔法——看上去宕开的句子之间隐藏的联系。即以《秦州杂诗二十首》之一而言,“迟回度陇怯,浩荡及关愁”,对“关”字的理解就得紧扣住“陇”字:如果“陇”指的是“陇坂”,然则“关”就应该指向“陇关”。再如杜甫《秦州杂诗二十首》之四中句:“秋听殷地发,风散入云悲”,或以“殷”为“雷声”(名词),或以“殷”为“震动”(动词),然则互文式地参照“入”这个动词,则当释“殷”为“震动”(也是动词)。杜甫《白水崔少府十九翁高斋三十韵》诗亦云:“何得空里雷,殷殷寻地脉。”“殷殷”即“震动”,如此则“殷地”就是白居易“渔阳鼙鼓动地来”之“动地”。再如杜甫《宿赞公房》之“杖锡何来此,秋风已飒然”,“何来此”之“此”,或云“久”,现均取为“此”。我们认为:应该是“久”而不应该是“此”。因为“久”字牵带着下文的“已”字,共同表达一种互文式的时间过程。如果是“此”,则上下文的衔接就不是十分地自然。再如杜甫同谷路上的《龙门镇》之“石门云雪隘,古镇峰峦集”一联,有人认为“隘”字应该是“溢”——《杜诗镜铨》即云“一作溢”。这种理解是对的,因为“集”如是“集合”之“集”(动词),则“隘”(名词)即非对。但“集”字既可以是动词,也可以是名词,即集合之所,所以,如果互文而见意,则“隘”字确乎也可以是“隘”。

所以,细析杜诗文本,确认“水落鱼龙夜,山空鸟鼠秋”为互文笔法之后,至少我们就可以肯定:鱼龙之川与鸟鼠之山,相距不可能很远,他们都应该在秦州附近。所以,认为“鱼龙川”是杜甫从没到过的今甘肃省会宁县的黄河支流北河,是不对的;而认为“鱼龙川”是杜甫由陕西入陇右时经过的流经陕西省陇县的渭水支流千河之看法也就最可相信。

杜甫诗歌的这种互文笔法,当然不只是局限在近距离的同一作品内部,而是扩展至他的不同作品之间。比如,要正确理解此诗中的“西征问烽火,心折此淹留”之“西征”一词,却得远距离地联系杜甫的《北征》。钟树梁说得好:“(此诗)尾联‘西征’实指,与‘北征’遥遥相对。北征‘苍苍问家室’;西征则亦心折而问烽火,总见世事艰难,民生凋弊而‘道途犹恍忽’(《北征》)之状。意浮于辞,情弥于意。”[11]

理解并掌握杜甫的互文手法,对于我们真有太多的用处与意义。比如杜甫《同谷七歌》其六云:“木叶黄落龙正蛰,蝮蛇东来水上游。我行怪此安敢出,拔剑欲斩且复休。呜呼六歌兮歌思迟,溪壑为我回春姿”。关于诗中的“蝮蛇”,古今注家多以为有所喻指,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引苏轼之说以为“蝮蛇”指宦官李辅国,[12]而浦起龙则以为指叛将史思明,[13]但是韩成武却力排众议,认为“蝮蛇”其实并无所指,不过是杜甫“目击物候的实录”,表示着“春气萌动的兆示”。他正是参照式地使用了互文见意的解读法:“‘溪壑为我回春姿’,这个‘春姿’,就是杜甫由蝮蛇的出现进而环顾溪壑所看到的,那么,‘蝮蛇’的出现,当然也是‘春姿’的具象之一了……再看‘我行怪此安敢出,拔剑欲斩且复休’,作者的心理过程也就不难理解……对于这个给他提供春天信息并使他获得生存希望的使者,又如何忍心杀之?”[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