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献述评
一 国外研究述评
（一）利益相关者分析
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源于企业管理的利益相关者分析（Stakeholder Analysis）引起了社会科学研究者、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和社会的广泛关注，被越来越普遍地应用于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其中尤以企业管理、政策与发展、自然资源管理三个领域最为深入（Friedman & Miles, 2002）。
由于出发点和关注点的不同，三个领域的利益相关者分析在研究目的、逻辑假设、理论基础、分析方法、研究侧重等方面各不相同，形成既相互有别又彼此渗透的交错式发展格局。就研究目的和研究角度而言，企业管理研究重点关注利益相关者的兴趣、利益和影响，旨在分析这些因素如何促进或威胁企业的发展。因此，其目的在于调动（mobilise）、中和（neutralise）或者战胜（defeat）利益相关者的作用，从而实现企业的战略目标。而在政策与发展、自然资源管理相关研究中，利益相关者分析的目的是向那些被边缘化的利益相关者赋权（empowerment），从而使其能够参与、影响决策过程。研究者更注重使用4Rs来分析利益相关者，即权利、责任、收益和角色间的关系（rights, responsibilities, revenues/ benefits，relationship between roles）。此外，三大研究领域在概念界定、分类方式、研究方法等方面也不尽相同。总体来看，企业管理领域的研究大多采用工具性的、自上而下的、静态的思路与方法，较少考虑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动及其伴随时间而出现的变化；而政策与发展以及自然资源管理领域的文献大多采用建构式或规范性的、自下而上的、动态的思路与方法，关注利益相关者在项目每个阶段中的演进状态。当然这种区分只是总体上的特征，并不必然对应于每一项具体研究。
1.利益相关者的界定：工具性与规范性
利益相关者的诸多定义大多建立在Freeman（1984）[1]的奠基性研究基础之上，认为“能够影响一个决策或者行为并受到后者影响的主体就是利益相关者”。不过，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例如Ramírez（1999）指出[2]，实际上早在Freeman之前，17世纪就有利益相关者一词了。Schilling（2000）也指出，Follett （1918）在企业管理文献中清楚地阐述了Freeman提出的很多问题[3]。
至于谁是利益相关者，研究者观点各不相同。总体上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工具性的（instrumental）界定。例如Bowie（1988）认为那些“离开了其支持，组织就无法存在的主体”就是利益相关者[4]。显然，工具性的界定更为实用，一般相对较窄，有助于帮助组织或决策者较快地识别和管理利益相关者从而达到预期目的。该方法在企业管理研究中应用更为普遍。另一类是规范性的（normative）界定。例如Starik（1995）、Hubacek 和Mauerhofer（2008）认为[5]，“凡是受到组织表现影响的自然存在物”都应是利益相关者。这类界定一般较为宽泛，在政策与发展、自然资源研究领域中使用得越来越多。这些领域更强调利益相关者参与以及决策过程中的赋权等问题。
工具性和规范性界定的差异，以及有关利益相关者定义的其他诸多争论，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定义中所涉及的合法性（legitimacy）问题。正如Freeman 和 Miles （2002）[6]所指出的，在界定利益相关者时，合法性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但很多文献却隐含性地假定利益相关者是不证自明的，所有利益相关者都是合法的，因此只是集中于对已经确认的利益相关者进行分类。
2.利益相关者的识别：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与双向交互
利益相关者的识别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总体上分为三种思路：一是自上而下（up-down）式，即根据研究者所设定的基本标准来确定将哪些主体纳入分析之列。这种方式反映了研究者的判断和研究需要，操作方便，使用广泛，但可能无法全面反映现实，也不能反映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二是自下而上（down-up）式，即让利益相关者自己确定谁应该被纳入到分析框架之中。这种方式操作复杂，往往需要耗费较长时间。三是Prell等人（2008）[7]提出的互动式分类，即结合研究者和利益相关者双方的意见进行识别。这类方法近年来受到较多关注。
3.利益相关者的分类：分析式、建构式与罗列式
区分参与某个过程或决策的利益相关者，并对其进行规范的分类，是利益相关者分析中受到关注最多的内容。总的来说，大致分为三类：一是自上而下的“分析式分类”；二是自下而上的“建构式分类”；三是仅在个别领域中使用的“罗列式分类”。“分析式分类”主要通过观察现象并加以分析来进行分类。其中以下五种分类使用最为广泛。一是Mendelow（1991）提出的权力—利益（power-interest）矩阵[8]及与之类似的影响力—利益（influence-interest）矩阵（见图2-1）。二是态度与影响力/权力矩阵。De Lopez（2001）在分析国家公园保护问题时，按照保护自然资源的可能性和利益相关者在保护项目中的影响力或权力两个维度将利益相关者分为四类（见图2-2）。三是按照价值取向不同进行分类。Sautter和Leisen（1999）借助市场营销中基于过程的关系型取向战略和基于结果的交易型取向战略的理念，构建了旅游规划中利益相关者矩阵（见图2-3）[9]。四是Mitchell等人（1997）从紧要性（Urgency）、合理性（Legitimacy）和权力（Power）三个维度，将利益相关者分为隐匿的利益相关者（Dormant Stakeholder）、危险的利益相关者（Dangerous Stakeholder）、支配的利益相关者（Dominant Stakeholder）、定义的利益相关者（Definitive Stakeholder）、自由决定的利益相关者（Discretionary Stakeholder）、提要求的利益相关者（Demanding Stakeholder）和依赖他人的利益相关者（Dependent Stakeholder）及目前还不感兴趣的利益相关者（Currently Disinterested Stakeholder）[10]（见图2-4）。五是Chevalier 和Buckles （2008）[11]根据与某个问题或行动相互影响的程度提出的利益相关者“彩虹图”分类（见图2-5）。
图2-1 以权力/影响力和利益区分的利益相关者分类
图2-2 基于态度—影响力矩阵的保护项目利益相关者图谱
图2-3 战略取向矩阵的利益相关者分类
图2-4 利益相关者图谱：紧要性、权力、合理性
图2-5 根据影响和受影响程度来区分利益相关者的彩虹图
为了避免研究者为主导的自上而下“分析式分类”方法的不足，一些研究者提出了自下而上的“构建式分类”。其核心思路是让利益相关者自己确定分类指标并进行分类，从而使所做的分析更能反映他们关注的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有如下几种方法。一是从战略视角分析出发，通过对利益相关者的访谈来识别和比较不同群体的目标、在实现目标中的机会和限制而进行分类（Dale and Lane，1994）[12]；二是以Hare和Pahl-Wostl（2002）等人为代表的卡片分类法（card-sorting）[13]；三是同样源自心理学但在政治研究中使用较多的Q方法（Ockwell, 2008[14]）；四是Erick T. Byrd和Larry Gustke（2011）以旅游为例，展示了将决策树方法应用于利益相关者识别和分类的科学性[15]，通过使用数学算法对自变量和因变量作出统计学上的分析，从而找出最影响利益相关者利益和决策的因素，并据此对利益相关者进行分类。总体来说，这些方法都是建立在利益相关者观点的经验分析而非理论观点基础之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有局限性。除了需要重复进行、耗时较长外，还存在由于利益相关者关注点的变化而导致研究重点发生变化的现象。
所谓“罗列式分类”就是根据所研究问题的具体情况，直接将所有与其有关的利益相关者列举出来。例如在旅游研究中广泛使用的以旅游规划者为中心的利益相关者图谱等。
4.利益相关者关系分析与管理
了解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利益相关者分析的另一个核心内容。研究者大多借鉴社会学与管理学中的组织理论、公众参与等理论与方法，从合作还是冲突这个角度来分析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从而试图找到促进合作、减少冲突的理论框架和对策建议。
在这方面，研究者们较多地关注了利益相关者的权力关系、协作关系、协作的组织形式、协作方法等内容。在分析时，主要采用三种方法：行动者联系矩阵（actor-linkage matrices）、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和知识制图（knowledge mapping）。
行动者联系矩阵是把利益相关者画到一个表格中，通过关键词来描述他们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冲突、补充还是合作。这种方法的优点是简单灵活，在一些资源有限的研究（例如发展项目）中得到普遍使用。与行动者联系矩阵类似，社会网络分析也利用矩阵组织数据，但它使用数字而不是关键词来表征两个方面的特征：存在不存在联系、联系的相对强度。每个矩阵都代表一种特定关系，例如沟通、友谊、冲突、信任等。数据一般通过结构化访谈、问卷或观察获得。对这些矩阵的分析解释了利益相关者的网络结构，能更清楚地显示出哪些利益相关者更核心、哪些是边缘的、利益相关者是如何聚集在一起的。知识制图则在企业和组织管理中使用越来越普遍，尤其是在促进创新和竞争优势方面。
5.西方利益相关者理论述评
综上所述，在过去四十余年的时间里，利益相关者分析在国外得到了广泛应用和持续发展。对其历史、现状和未来，可做如下简要评论。
第一，利益相关者分析提供了不同的思路和方法，但尚未构成一套完整而统一的理论体系。目前发源于企业管理的利益相关者分析发生了很大改变，并跨越学科边界，成为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共同关注的话题。在利益相关者分析这个旗帜下，各种不同概念、框架、方法交错发展，共同推进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当然也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混淆。正如Weyer（1996）的评价，这使得利益相关者分析“模糊不清”，“不同的人用它来表示非常不同的事情” [16]。
第二，基于利益相关者分析还缺乏共同的概念基础、逻辑体系和分析方法，因此在具体应用中，不能不加区分地加以应用，而必须要对研究前提、研究对象、研究目的有清晰的认识，唯此才能根据研究需要选择最为恰当的思路和方法。
第三，利益相关者分析在不同情境下的有效性值得关注。近年来，利益相关者存在的缺憾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正如Reed（2009）等人[17]所指出的，“尽管利益相关者分析在不同学科中得到发展和应用，但几乎没有人研究其如何、何时以及为什么有效”[18]。
第四，利益相关者“内生化”已成为三大领域的共同趋势。在三大领域的交错发展中，一些共识性的领域正在逐步形成，那就是利益相关者的“内生化”，这一点在以强调企业利益为上的企业管理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我国学者王身余（2008）用“利益相关者影响”（stakeholder influence）、“利益相关者参与”（stakeholder participation）和 “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stakeholder co-governance）三个关键词概括了这种演进逻辑，认为三个概念的次第出现和发展，体现了人们在面对利益相关者问题时在策略上的“内生化”过程[19]。基于此，利益相关者从管理对象甚至管理客体，成为参与式管理的主体，以及后来的共同治理主体。
第五，解释问题和解决问题将成为三大领域的未来重点。目前国外利益相关者分析形成了一定的分析框架（见图2-6）。总体来看，大多数研究集中于揭示“谁参与其中”、“为何参与”等问题，但对于“参与结果如何”、“带来了哪些影响”等问题还关注不多。至于在解释问题基础上，进一步解决问题，也准备不足。这将成为未来研究的重点。
（二）利益相关者分析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
利益相关者分析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引入旅游研究领域，较企业管理领域等晚近20年。不过在此之前，已有学者从公众参与（public participation）、协作（collaborative） 、伙伴关系（partnership）等角度对相关议题进行了研究。例如Rosenow等人（1979）[20]强调在旅游目的地管理与发展中有必要引入公众参与；Murphy（1985）提出，发展旅游时要尽力让社区参与到规划当中[21]。
图2-6 利益相关者分析的框架与方法（根据Mark S. Reed等人研究成果整理、修改并拓展[22]）
目前利益相关者分析视角和方法已广泛应用于旅游研究领域。从研究内容上看，一方面，与利益相关者分析整体进展一致，主要集中于利益相关者的界定、识别、分类以及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作与冲突等问题上；另一方面，对旅游目的地管理、旅游规划的关注则反映了旅游业的特征。从研究思路和方法上，以工具性界定、自上而下式识别和罗列式分类等为主，不少都采用以供给者为中心的思路进行。
1.旅游研究中利益相关者的界定、识别与分类：工具性、自上而下、罗列式、以管理者/规划者为中心
如前所述，在如何界定利益相关者时，工具性和规范性的差异，源于定义中所涉及的合法性问题。总体而言，旅游研究中大量文献都是隐含性地认为，所有利益相关者都是合法的，因此只集中于对已经确认的利益相关者进行分类和研究。实际上，正如Reed等人（2009）所指出的，应该先确认在被研究的现象中谁是有利益和关系的或者谁应该有利益[23]。
在识别利益相关者时，旅游研究者大多采用自上而下的思路，即从研究者或政策制定者角度出发加以界定，而采用自下而上和双向交互的相对较少。在少数自下而上式研究中，Sheehan等人（2005）的研究较为突出。作者运用问卷调查，以实证方式对北美旅游目的地的CEO们进行了调查，从32个列举出的利益相关者中选出了目的地管理组织（DMO）的12 个核心利益相关者[24]。
在利益相关者分类时，“罗列式分类”使用最为广泛。例如Sautter和Leisen （1999） 勾画了以旅游规划者为中心、由8个利益相关者组成的图谱，并被广泛引用[25]。Ryan（2002）在原有研究基础上对潜在的利益相关者进行了补充，提出了旅游经营商的12 类利益相关者[26]；Burns等人（2003）针对野生动物旅游，以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弗雷则岛为例，指出其存在10 种利益相关者[27]，等等。然后是“分析式分类”。“构建式分类”的应用较为罕见。
此外，在旅游领域的利益相关者分析中，很多研究者往往以某个行为主体为中心进行。例如Jane Robsonet等（1996） 以旅游经营商为中心列举出12 个利益相关者[28]，以当地政府旅游市场营销者为中心列举出18个利益相关者；Sautter和Leisen （1999）广为流传的利益相关者图谱也是以旅游规划者为中心的[29]。
2.旅游研究中利益相关者关系分析与管理
很多旅游研究文献都阐述或展示了权力在利益相关者研究中的重要性。Reed（1997）引入组织理论论证了权力关系对社区旅游规划的影响，指出在社区旅游中，权力关系是了解社区旅游规划特点和因果关系不可或缺的因子，权力关系是决定协作成功或失败的一个重要变量。利益是联结利益相关者的核心纽带，大多数文献分析了利益相关者不同的利益主张。例如Markwick（2000）对马耳他一个高尔夫球场建设项目中出现的发展派和保护派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两派利益相关者在对待成本和收益上存在不同的利益主张[30]。
正是由于各自追求的利益不同，因此，平衡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在旅游发展中有效促进协作、减少冲突尤为重要。对这一问题的探究，学者们往往借鉴社会学与管理学中的组织理论、沟通方法、公众参与等进行分析。例如Ritchie（1999）对加拿大班芙博峡谷国家公园的研究指出，共同决策过程虽然缓慢而艰难，但能够兼顾某项决策影响到的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因而具有社会历史意义[31]。Lindermberg等人（2002） 研究了巴西Costa Dourada 项目中的合作关系对欠发达国家中区域旅游协作的影响。其实证研究表明，虽然规划中力图让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参与，但由于经济、政治和行政等方面的制约，规划仍采用了传统的政府决策模式，参与在很大程度上只限于各级政府和政府各部门，而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商业部门和当地居民的参与非常有限。因此，该文提出了旅游发展中合作关系进程的分析框架。
（1）旅游规划、旅游目的地管理是研究的热点领域
总体上来说，旅游领域的利益相关者研究主要集中于旅游规划、旅游目的地管理（尤其是目的地营销），少量应用在旅游企业管理以及与旅游相关的自然资源保护与管理等领域。
大多数研究认为，必须理解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并让核心利益相关者能够参与到旅游发展的过程中。大量文献讨论了利益相关者分析对旅游规划的重要性。例如Fisun等人（1999）强调，目的地尤其是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地进行旅游开发规划时，特别需要考虑、兼顾利益相关群体的利益，广泛征求、听取他们的意见，接受监督[32]。Sautter和Leisen（1999） 探讨了如何将利益相关者分析作为一个规范的规划模型，来促进旅游规划中主要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33]。由于旅游规划中涉及众多的利益相关者，而且存在很多的两两关系分析，如政府—居民、居民—旅游者、旅游者—企业、居民—旅游企业等，因此他们借助市场营销中基于过程的关系型取向战略和基于结果的交易型取向战略的理念，构建了利益相关者取向矩阵。
（2）旅游发展中利益相关者参与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
利益相关者分析能够帮助解决旅游发展中的冲突，增强合作，但不少案例研究显示，受各方面因素影响，旅游发展中利益相关者参与的效果并不乐观。例如Williams 等人（1998）通过案例研究对旅游利益相关者参与土地利用战略规划决策进行了评估，研究发现，一些代表缺少共同决策的责任感，政府对旅游利益相关者的微弱支持，以及缺少进行谈判的资源等，阻碍了旅游利益相关者参与共同决策的过程[34]。Christina等人（2005）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挪威政府在世界遗产地老挝琅勃拉邦实施的一个利益相关者合作项目的效果进行了评价，以检验利益相关者合作是否实现了项目设立的四个目的：是否促进遗产保护与旅游之间的协作、是否实现遗产与旅游组织之间的沟通渠道、是否为遗产保护管理创收、是否让当地社区参与到旅游活动中。研究结果发现，该项目并没有实现当初设立时确定的目的，当地居民在此项目中并没有获得多大的利益，真正获利的是那些政府官员或代表当地居民利益的所谓“精英”，大多数居民是“沉默的”或“无权力的”[35]。
3.两重交错：国外利益相关者分析及其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
通过上述分析可见，企业管理、政策与发展、自然资源管理是整个利益相关者分析的三个主要领域，三者之间既相互有别又相互渗透，构成第一层次的交错。在这种交错关系中，利益相关者分析发端于企业管理，至今应用也最为深入和普遍，因此对后两个领域的影响和渗透更强一些。旅游作为一个综合的社会经济现象，在使用利益相关者分析时，既沿用了一般研究的基本框架，又在某些方面呈现出明显的特殊性，构成第二层次的交错。在这种交错关系中，利益相关者分析对旅游领域的应用影响更大一些，旅游领域的研究尚未对利益相关者分析的整体框架有较大影响（见图2-7）。
图2-7 两重交错：国外利益相关者分析及其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
4.未来旅游领域利益相关者分析值得关注的问题：有效性、西方主导化与动态化
首先，利益相关者分析为理解和解决旅游发展中错综复杂的问题提供了理论分析的思路和方法，具有一定的成效。但在具体研究中，如何界定、划分利益相关者，如何明确利益与权力的表达机制，如何解决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作方式、协作程序等问题，如何确定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变量，如何检验利益相关者分析的有效性等，都是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化的内容。
其次，纵观旅游领域的利益相关者分析，案例地涉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尤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但研究者则以西方研究者为主导，按照西方化的研究思路和方法进行。实际上，在分析利益相关者问题时，研究者自身所处的社会背景、制度环境、政治体制对其选择研究思路和方法具有重要影响。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差异，会对研究思路、框架、方法以及研究结果的有效性产生影响。这一点应当引起关注。
最后，旅游目的地的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往往会经历从探索期、参与期、发展期到巩固期、停滞期、衰退期（或复兴期）等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演替，而在不同阶段，利益相关者的特征、参与程度及相互关系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即Mitchell（1997）早就关注到的旅游目的地利益相关者关系演化研究[36]。遗憾的是，利益相关者分析的动态研究在旅游领域并无多少进展。展望未来，在旅游目的地生命周期理论基础上对利益相关者的动态分析无疑是一个新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