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宏观经济学学科前沿研究报告（2010—2012）
一 学科发展概况
全球宏观经济学从全球视角分析宏观经济因素，同国别宏观经济学相比，全球宏观经济学的主要特点在于全球视角。其基本分析单位是全球经济或者世界经济整体，而不是其中某个国家或者某部分国家（如地区）的宏观经济。更直观地讲，全球宏观经济分析就是把全球经济当成一国经济来分析，内容包括全球GDP、失业率、通货膨胀、利率、汇率、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等。比如，关于全球GDP的宏观分析内容，一般会包括全球（需求）增长（包含全球消费、全球投资、全球贸易）、全球供给与全球需求间的平衡、全球产业结构、全球实体经济与金融的关系、货币政策与增长、财政政策与发展等。几乎一国宏观经济分析中的所有主题，都可以扩展应用到全球经济整体，成为全球宏观经济研究的主题。
全球宏观经济学包括全球宏观经济理论、全球宏观经济统计与计量方法等多方面内容。全球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研究单位是世界经济，即世界所有经济体的加总。因此在实证上，全球宏观经济学的研究侧重不同国家宏观经济之间的关系，比如国际经济周期传导、国际经济失衡等。而对国际经济关系的经验研究，在方法与数据上面临大量的统计问题，涉及经济加总、购买力平价、国际资本流动以及国际比较等。各国统计制度与实践存在较大差别，这是全球宏观经济研究中的难点之一。
作为一个学科，全球宏观经济学正处于形成过程之中，经典教材还相当少。较新的代表作有Macroeconomics: Understanding the Global Economy（Miles et al., 2012），较早的代表作有Foundations of International Macroeconomics（Obstfeld and Rogoff, 1996）[1]、Macroeconomics in the Global Economy（Sachs and Larrain, 1993）[2]以及《世界宏观经济学：全球一体化下的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3]，国内的“世界经济学”与“全球宏观经济学”较为接近，但并不完全一致。上述著作的主要内容，其实还难以算作真正的“全球宏观经济学”，真正的全球宏观经济学尚待建构。
与传统学科相比，全球宏观经济学学科具有以下两个突出特点：其一，覆盖领域宽，很多重大问题都要求展开跨学科研究；其二，对重大国际经济问题做出及时和快速反应，很多问题的研究要求高频率地跟踪学术、政策等方面的最新进展，同时要求边学边干，在干中学习。
二 学科前沿动态
从2010到2012年，全球宏观经济面临的主要威胁是发达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尤其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愈演愈烈，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动荡不安，投资者规避风险情绪再次上升，资本流出新兴市场国家，全球实体经济复苏进程受阻。
欧债危机的研究受到全球范围的广泛关注。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进展跟踪研究，如郑联盛（2010）[4]；2.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成因分析，如孙杰（2011）[5]；3.对各种危机救助方案的提议和评估研究，如刘元春和蔡彤娟（2010）[6]、蔡彤娟和黄瑞刚（2010）[7]、孙杰（2011）以及何帆（2010）[8]；4.危机对欧洲的银行体系和实体经济的影响研究，如余永定（2010）[9]；5.危机对其他地区经济体的影响研究，如郑宝银和林发勤（2010）[10]、罗传健（2011）[11]以及马骏（2011）[12]。
全球失衡、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美国金融监管新法案以及巴塞尔协议Ⅲ等问题也受到广泛关注。全球失衡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汇率政策争论还在继续（张斌，2010；曲凤杰，2011；刘程，2012），[13]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开放，把越来越多的因素纳入到全球失衡的研究框架当中（李宏等，2010；徐建炜和姚洋，2010；姜凌和王晓辉，2011；田丰等，2012；兰道等，2012），[14]汇率政策在其中的作用被放在不显著的位置上，而政府官方间却仍围绕着汇率问题进行激烈辩论。在国际学术界中，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研究框架和核心研究内容初步确立（斯基德尔斯基等，2011）[15]，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短期资本流动管理、金融安全网和流动性救助机制、全球监管与政策对话机制等五方面的问题成为核心研究内容（王道平和范小云，2011；彭刚和廖泽芳，2010；张明，2010；谢尔和冯维江，2012；布卢斯坦和茅锐，2012）[16]。美国的多德-弗兰克金融监管法案以及巴塞尔协议Ⅲ将对全球金融业未来的发展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一系列重要研究还在进行当中（宋玉华和叶绮娜，2010；谢平和邹传伟，2010；宋丽智和胡宏兵，2011；钟伟和谢婷，2011；陆静，2011）。[17]
中东和西亚动荡不安的政治局势，也是2011年全球宏观经济研究的一个热点。埃及、利比亚、伊朗以及叙利亚等诸多中东和西亚国家地区政治局势动荡给全球经济增添了严重的不确定性。上述经济体多是重要的石油输出国，其国内局势动荡引发了市场对全球能源价格的担心，增加了金融市场动荡和全球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张斌和徐建炜，2010；杨斌，2011）[18]。国际和国内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均相对欠缺，没有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国内学术界对这些经济体的内部局势缺乏深入了解，因此对于局势的判断缺乏依据。
（一）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不仅仅是扭曲的经济政策，而且还包括更深刻的内在原因
全球失衡（global imbalances）的规模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迅速且持续扩大至近期，成为各国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其被认为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Obstfeld and Rogoff，2009）[19]。将全球失衡问题归结于特定的经济政策，可能是不全面的。近年来，发达国家认为，全球失衡的产生是世界主要国家扭曲的经济政策所致，只要改变这些政策，就将扭转失衡的态势，因而提出各种汇率议案和财政议案。然而，从1885年以来，全球失衡问题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制度背景下均反复且持续出现，这可能是更为深刻的内在原因导致的。政策制定者应了解失衡问题的本质，而后对症“下药”。
基于储蓄—投资缺口的内部视角，考察经常账户长期、内在和动态的变化，无疑是一个较好的出发点。储蓄—投资行为可从居民、企业和政府三大主体进行分析。对居民和政府行为的研究一般从储蓄视角展开。居民的年龄结构、社会文化传统和金融资产的完备程度将影响居民的储蓄行为，成年人口较多、节俭的文化传统和金融资产的不完备都将带来较多的储蓄，使得一国的经常账户出现盈余。政府储蓄较多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政府的财政收入大于支出，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在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下，政府倾向于积累较多的外汇资产。而对企业行为的研究一般从投资视角展开，也包含了不同部门之间储蓄—投资相互转化的问题。贸易顺差意味着有更多的投资流向国外，原因可能有二：本国资本回报率较低，金融效率较低导致国内储蓄难以转化为投资。关于全球失衡的原因分析，田丰等（2012）[20]做了一个很好的综述。
（二）全球价值链增强了国际经济周期联动性
近年来，随着世界经济波动程度增大，尤其是在新兴经济体作用日渐重要的前提下，产出波动的源泉问题引起学界和政策界相当大的关注。宏观经济波动会同时导致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不确定性，对投资和消费形成不利效应，最终影响到未来的经济增长（Acemoglu et al., 2003）[21]和社会总福利（Athanasoulis and van Wincop, 2000）[22]。
近年来，全球生产的国际分工，尤其是同一产品生产过程的国际分工越来越细密，涉及的经济体也越来越多，成为世界经济的显著特点。国际金融、贸易和生产联系日渐密切，正在改变地区外部、地区内部和特定国家相关因素在决定一国经济周期过程中的相对作用，这自然会影响到经济稳定政策的设计（Fatàs and Mihov, 2006）[23]。
经济联系的密切程度是否意味着经济周期国际协动（co-movement）程度的高低？这取决于供给方效应或需求方效应是否通过资本再配置主导国际生产的专业化（Baxter and Kouparitsas, 2005; Imbs, 2010; Kose et al.,2003、2012）[24]。从本质上看，这是一个实证性的主题，而非经济理论演绎的结论。
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s，GVC）的发展是否加大或加快商业周期冲击的国际传导？在2008—2009年大衰退期间，全球贸易之所以大幅下降，部分原因在于GVC的作用逐步增强（Bems et al.，2010、2011）[25]。确实，在密切融入GVC的国家之间，经济周期相关程度往往更高（Burstein et al.，2008；Ng，2010；di Giovanni and Levchenko，2010）[26]。比如，东亚地区因为更深地融入GVC，变得更易于受到美国和欧盟经济周期的冲击（Athukorala and Kohpaiboon，2011）[27]。拉美的发展在1998—2011年对外部经济环境（主要是美国、欧元区、日本和中国）的依赖很大，并且自2008—2009年大衰退以来依赖性进一步增大。国际贸易是拉美地区最重要的商业周期协动渠道，而资本流动的作用相当有限，短期内尤其如此（Caporale and Girardi，2012）[28]。
GVC通过哪些渠道影响商业周期的国际传导？近二三十年来，GVC通过两种渠道稳步提高了全球贸易的长期收入弹性（Freund，2009；Cheung and Guichard，2009）[29]。其一，GVC上的特定国家专注于特定产业部门，由于这些部门出口依存度较高，从而对外部收入波动更为敏感，此即“结构效应”（composition effect）。国际生产分工首先发生于耐用品部门，后者对国外收入的弹性往往高于其他产品部门。随着GVC的深化，耐用品部门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不断上升，从而推动总出口的收入弹性不断加大。此类研究可参见Chinn （2010）关于美国的研究与Aziz和Li（2008）关于中国的研究。[30]2008年，耐用品在世界贸易中的占比接近40%，比其在GDP中的占比高10%，世界贸易量在2008—2009年的萎缩幅度超过GDP的萎缩幅度，贸易依存度70%—80%的下降可由此得到解释（Bems et al.， 2011；Engel and Wang，2011；Eaton et al.,2011；Gangnes et al.，2012）。[31]
其二，GVC的某些内在特征会加快或放大商业周期的冲击效应，即“供应链效应”（supply chain effect）。同常规贸易相比，GVC链条上中间品跨境贸易快速增长，使GVC贸易对系统性贸易冲击的敏感程度大大上升，但对汇率波动的敏感程度却呈下降趋势（Hummels et al.，2001；Yi，2003；Aziz and Li，2008；Gangnes et al.，2011；Freund et al.，2012）。[32]导致这种现象出现可能的原因包括：在产业内部，GVC产品比传统贸易产品更时尚，因而对需求更敏感；GVC更倾向于采用适时（just-in-time）生产技术，以更快适应国外经济周期的冲击；供应链上任意节点因为商业周期冲击而进行的存货调整，会沿着供应链快速传导，但传导可能夸大周期的冲击，夸大程度取决于存货在相应企业生产中的地位，该效应被运营管理领域内的学者称为“牛鞭效应”（bullwhip effect）（Alessandria et al.，2010、2011；Altomonte et al.，2012）。[33]2009年中国各行业的加工贸易进口收缩幅度大大超过相应行业加工贸易出口的萎缩幅度，就是证明（Ma and Van Assche，2011；Gangnes et al.，2012）。[34]
（三）去杠杆化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复杂的动态关系
为应对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发达国家以创纪录的速度和规模发行政府债券，以免陷入大萧条，但其不利影响在后危机时代逐渐显现。杠杆化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关系。发达国家如将公共债务/GDP比率维持在当前水平，必然极其不利于长期潜在产出，这也将使得在未来去杠杆化势在必行（Cottarelli and Jaramillo，2012）。[35]如何平衡去杠杆化过程（以财政整顿为代表）以及短期稳定增长和长期可持续增长之间的关系，将成为未来10年发达国家的主要问题。
（1）去杠杆化与短期经济增长的关系
去杠杆化有助于一国保持健康的债务环境，降低短期增长面临的不确定性，留出更多的政策空间平滑外部冲击的不利影响。在面临外部冲击和整体经济环境恶化时，杠杆率较高的国家更加脆弱。一国杠杆化水平的高低以及债务的可持续性，是影响投资者决策的重要因素，并且这种影响是非线性的。杠杆率越高，将会导致主权债券收益率更快上升，使一国债务更难持续，从而引发主权债务危机（Sgherri and Zoli，2009；Haugh et al.，2009；Von Hagen et al.，2011；Caceres et al.，2010）。[36]
不过，去杠杆化过程对总需求的影响可能存在正反两方面的效应，尤其对短期总需求的刺激效果非常不确定。在标准的凯恩斯框架下，财政政策应当相机抉择，以平滑经济周期的作用，这是从大萧条历史中得到的最重要教训。然而，长期以来，许多经济学家都质疑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Feldstein，2002），[37]甚至认为“扩张性的财政紧缩”（expansionary fiscal contractions）是可以存在的。所谓的扩张性财政紧缩是指，去杠杆化在短期内也可以促进经济增长（Bertola and Drazen，1993；Alesina and Perotti，1996；Sutherland，1997；Perotti，1999；Alesina and Ardagna，2009）。[38]
此次金融危机使学者们开始重新探讨扩张性的财政紧缩问题。对于发达国家总体而言，凯恩斯主义的观点占据上风：在经济尚未企稳时，应当保持扩张的财政政策，或者扩张性财政紧缩（主要是汇率贬值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仓促地去杠杆化不利于短期经济增长（Perotti，2011），[39]比如美国和日本。由于去杠杆化对于提振投资者信心的作用微乎其微，货币政策的宽松空间有限，且美元并不必然因去杠杆化而贬值。因此，逐步进行去杠杆化，可能更加合理。
不过，有质疑者认为，“扩张性财政紧缩”观点往往夸大扩张效应，淡化紧缩效应。过去30年去杠杆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示，一个经济体预算赤字率（预算赤字/GDP）降低1%，会使两年后的国内需求（消费和投资）约下降1%，失业率上升0.33%，考虑对外贸易的好转，GDP将下降0.5%（IMF，2010a）。[40]在当今的世界经济环境下，去杠杆化短期内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可能更大。
许多人相信，去杠杆化可以使经济体从未来的良好财政纪律中获益，进而促进长期经济增长。但经过很长时间以后，这一论断已被经济史证伪，其最大问题就在于：没有考虑到经济增长对去杠杆化的反向作用。
短期经济增长对去杠杆化的第一个影响渠道是经济体的自动稳定器作用（automatic stabilizers）。经济体的税收和转移支付系统能够减少增长放缓的冲击。这意味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短期经济增长的下降将带来一国杠杆率的自动上升。一国如果计划降低1%的赤字率，在自动稳定器的作用下，它实际所能够削减的赤字将小于1%，Cottarelli和Jaramillo（2012）[41]发现，发达经济体该数字为0.7%。（Dolls et al.，2010）。[42]
短期增长对去杠杆化的第二个影响渠道是财政乘数效应。短期内去杠杆化将通过财政乘数效应导致经济增长放缓。财政乘数效应如果较高，意味着去杠杆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可能超过去杠杆化规模本身（Cottarelli and Jaramillo，2012）。
短期增长对去杠杆化的第三个影响渠道是通过金融市场实现的。去杠杆化带来的增长放缓可能导致金融市场对该国更加不信任，进一步增加该国债务的历史成本和融资成本，进而推升杠杆率（Escolano，2010；IMF，2011）。[43]
（2）去杠杆化与长期经济增长的关系
从资本要素积累的角度来看，去杠杆化与长期经济增长之间最重要的解释来自于Krugman（1989）和Sachs（1989）[44]提出的“债务积压”（debt overhang）理论。该理论认为，如果一国的未来债务积压显著超过该国清偿能力，潜在投资者会担心当前生产越多，将来被政府征税的产出就会越多，从而不愿继续投资，导致该国私人投资显著下降。
适度的杠杆化有益于一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债务积累的合适阈值大约在80%—90%之间，该阈值不因国家发达与否而存在差异。债务率一旦超过该阈值，将显著地抑制经济增长：一国杠杆率每上升10%，潜在GDP增速将下降0.17%。杠杆率超过80%的国家占全球GDP的比重，2007年为19%，2011年则升至81%，这就为世界经济的未来增长蒙上了阴影（Kumar and Woo，2010；Reinhart and Rogoff，2010；Cecchetti et al.，2011）。[45]
过度杠杆化还可能负面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在高杠杆率国家，因为政治和经济成本较高，政府不愿进行复杂的结构性改革，从而恶化本国的政策环境和全要素生产率（Corden，1989）。[46]过高的杠杆率将同时通过资本积累和全要素生产率影响长期经济增长，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是其对资本积累影响的2倍（Pattillo et al.，2004）。[47]
良好的经济环境是经济体顺利进行去杠杆化的必要前提。在维持良好潜在产出的基础上，一个国家如能去杠杆化，就有很大可能形成如下良性循环：潜在产出的改善，有助于提高财政收入和降低利息支出，从而降低杠杆率，后者又将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平稳增长（Roubini and Sachs，1989；Edin and Ohlsson，1991；Woo，2003；Bayar and Smeets，2009）。[48]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达国家成功去杠杆化的案例共有35起（累计降低杠杆水平超过10%）。其中，只有意大利在去杠杆化时（1994—2004年），实际GDP的增长率低于2%。长期的经济增长不仅增大杠杆率的分母GDP，而且会改善财政收支和降低融资成本（Jaramillo and Cottarelli，2012）[49]。
关于去杠杆化和经济增长之间长期与短期的相互作用，已有文献较少考虑如下要点：第一，如何将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去杠杆化纳入同一个框架中进行探讨；第二，如何理解在实证研究中普遍存在的债务阈值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四）宏观经济政策需要深刻反思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学界对宏观经济学理论尤其是宏观经济政策进行了反思（Blanchard， 2013；Stiglitz，2011；Sachs，2009；何帆，2010），[50]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关于金融监管。（1）金融监管架构的理想模式是什么？如何恰当应用证券化？衍生工具合适的范围是什么？市场与银行应该是何种关系？影子银行业与传统银行业各自该承担什么角色？目前这些问题尚无共识。（2）提高资本充足率可使金融系统更强健，但最优的资本充足率是多少？该比率如果设定不当，或导致金融过度发展，或导致银行业被摧毁。（3）资本流动（包括短期资本流入）究竟有没有好处，有哪些好处？资本流动该如何控制或管制？
第二，关于金融部门的职能。金融因素在经济波动中究竟起什么作用？是否存在信贷和金融周期，且独立于经济周期？金融冲击只是一个新的扰动项，而金融系统只是又一个放大器？金融冲击和金融系统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是否大到不可能将IS-LM模型作为进入宏观经济学殿堂之门？如何将金融稳定和宏观稳定纳入中央银行（央行）的职责？近年来大量研究将金融系统重新纳入实体经济模型，但成果尚不完善，也未达成一致意见。
第三，关于宏观审慎工具。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显然不适用于解决金融失衡，但问题在于，宏观审慎工具是二者的补充，还是与二者并列为宏观政策的三驾马车？目前也尚无答案，但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用这些工具，目前可以得到如下两个结论：一方面，这些工具有作用，但效果不如预期那么大；另一方面，这些工具可能仅影响特定部门和特定群体。
第四，关于微观审慎、宏观审慎和货币政策之间的分工。这涉及如下两组关系的处理。其一，微观审慎与宏观审慎是否冲突？肯定与否定的观点都存在，但问题在于如何确定二者之间的分工与互动关系。宏观审慎监管或仅提高系统重要性较高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或在信贷总量增长过快时提高所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这似乎不易拿捏。英国的做法可能较为可行，即该国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可随时间和部门而变。其二，宏观审慎监管如何结合货币政策？比较可行的办法是，这两种宏观监管职能均由央行来承担，但央行在两项职能上的独立性应有所区分，就如英国央行，其内设两个委员会，分别负责货币政策和金融政策，且限定各自的工具范围。
三 学科建设状况
（一）世经政所全球宏观经济学建设动态
世经政所的全球宏观经济学属于一级学科经济学和二级学科世界经济学。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是国内建设全球宏观经济学和世界经济统计的重要阵地，在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计量和世界经济统计等领域长期享有较高的学术声誉。
为及时跟踪全球宏观经济局势的最新进展，并针对其中的重大问题展开系统深入的研究，2011年世经政所对原有的“世界经济统计研究室”做出重大调整。一方面，将研究室更名为“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另一方面，以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为依托，建立“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该实验室吸纳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等学科的研究力量，开展问题导向型的跨学科研究。
2011年院所两级领导对全球宏观经济学科的研究任务进行了重新定位。新的研究任务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1）紧密跟踪世界经济形势的最新变化；（2）系统分析世界经济的重大事件；（3）展望未来世界经济走势和重大政策调整；（4）模拟研究外部环境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5）为中国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和参加全球经济治理提供建议。
本学科在2011年制定了明确的工作章程，具体包括学科目的、主要研究任务、工作人员职责、主要研究成果、研究成果发布、工作时间以及经费使用和奖惩等几大方面。该工作章程涵盖了明确的激励机制，为今后的学科发展提供了制度性保障。
本学科基础设施建设继续取得进展。2011年大力加强学科数据库和信息化管理平台的建设。依托于彭博数据库，建立分国家、分部门、可及时更新的EXCEL文档库。建立主要国际机构和投资银行相关分析报告的内部数据库。订阅Economist和Foreign Affairs等国外杂志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IFS等每月4张光盘。此外，还根据研究人员的建议定期购买相关书籍。信息化管理平台主要依托于“有道云”，在这个平台上实现了科研任务分工、科研项目进度汇报、每个科研人员的工作进度、研究报告和信息交流数据库、科研成果汇总、办公室后勤等科研和管理信息的同步分享和交流，提高了科研工作效率。
进一步完善全球宏观经济、对外贸易等系列计量经济模型。建成了多国宏观经济季度模型（MCM_QEM）。该模型基于China_QEM（何新华等，2005）的理论与方法，[51]以政策分析为目的，以需求为导向，以动态建模理论为原则，运用误差修正模型方法区分出了各国（地区）宏观经济运行的长期规律与短期波动特征。MCM_QEM包括6个国家（地区）模块，即中国、美国、日本、欧元区（12国）、韩国以及中国香港。MCM_QEM在如下议题上得到应用：各国（地区）经济增长波动对其他国家（地区）的影响，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对各国（地区）经济的影响（何新华，2010）。[52]MCM_QEM的建成与应用，对世界经济分析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在中国宏观经济计量建模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加强世界经济宏观形势跟踪与深度分析。出版《世界经济统计研究》系列丛书，包括《世界经济解读》（何新华等，2010、2011）、《从“大稳定”到“大衰退”——对美国经济周期的理论、历史和实证研究》（曹永福，2011）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收入分配的影响》（刘仕国，2012）等。丛书应用本研究室开发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分析预测年度世界经济形势，模拟宏观经济政策效果，剖析中国宏观经济统计问题，跟踪世界经济统计最新进展。
本学科已定期出版以下高频研究成果。（1）中国外部经济环境季报：每年4期，于1月、4月、7月和10月中旬定期发布；（2）专题研究报告：每季度1—2期，全年4—8期，不定期发布；（3）重大事件与政策短评：每月至少4篇，全年80篇，不定期发布；（4）工作论文/学术论文：每年不少于4篇，不定期发布；（5）每周全球重大财经要闻与短评。
本学科还就重大和基础性问题进行研究。2012年，在学科带头人张宇燕、何帆和张斌等研究员的领导下，本学科获得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未来十年世界经济格局演变趋势及我国发展战略调整研究”。何新华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际经济预警”。本室成员张斌、何新华以及徐奇渊等在人民币汇率与人民币国际化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53]对宏观经济政策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使本室成为国内该领域的研究重阵。
研究室工作逐步向“政策智库”转型。同研究室相比，实验室更紧密跟踪世界经济形势的最新变化，更系统分析世界经济的重大事件，展望未来世界经济走势和重大政策调整，模拟研究外部环境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为中国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和参加全球经济治理提供建议。相关研究成果已获得国内外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较高评价。
（二）研究成果
从2010—2012年，在各级领导的关怀和研究室全体同志的努力下，本学科紧密跟踪和研究全球经济形势的最新进展，完成了学术专著、专题研究报告、季度宏观经济报告、学术论文、重大财经问题短评等多种形式的科研成果。
研究室共出版学术专著5部（共计约147万字），发表学术论文63篇（其中，英文6篇），研究报告35篇，全球宏观经济季度报告5期，信息专报30篇，一般文章41篇。
（1）学术专著5部。涉及多国宏观计量模型（何新华，2010）、世界经济形势年度跟踪和专题分析（何新华、刘仕国等，2010、2011）、美国经济周期（曹永福，2011）、外商直接投资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刘仕国，2012）。[54]
（2）学术论文63篇，包括英文6篇。[55]分别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56]、《经济学》（季刊）[57]、《世界经济》[58]、《管理世界》[59]、《国际经济评论》[60]、《金融研究》、《国际金融研究》、《统计研究》以及《宏观经济研究》等。
（3）信息专报和内部报告系列。信息专报共30篇，其中，关于全球宏观经济形势的25篇，关于人民币汇率的3篇。据不完全统计，内部报告系列共27期，大部分为全球宏观经济形势报告。
（4）一般文章（发表于报刊）41篇。分别发表于《世界知识》[61]、《21世纪经济报道》[62]、《中国证券报》[63]、《中国财经报》[64]以及《南方周末》[65]等。
（5）获得的主要奖项有：
①第七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专著类）：何新华、吴海英、曹永福、刘睿：《中国宏观经济季度模型China_QE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2010年度优秀对策信息对策研究类特等奖：何新华、秦朵：《从实际有效汇率看当前人民币并没有被低估》，2010年2月。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2010年度优秀对策信息对策研究类三等奖：何新华、秦朵、刘一萌：《实证研究结果否定了“中国操控人民币汇率”的论点》，2010年6月。
四 学科发展前景
全球宏观经济学科建设需要不断进行创新性探索。国内在全球宏观经济学科建设方面没有成熟的经验。目前学科建设工作突破了原有的学科建设格局，尝试了许多创新方法。从实践效果来看，新的学科定位和科研管理规则极大鼓舞了学科成员的科研工作积极性，大幅提高了每位科研工作人员的科研成果。
但本学科目前面临两方面的制约：其一，由于本学科高频率、跨学科的研究特点，现有的研究人员配备尚不足以支撑学科发展需要。全室现有正式编制研究人员6名，其中研究员3名，副研究员2名，助理研究员1名。其二，由于本学科主要关注国际问题，与国外学术界的频繁交流非常必要，但目前我们还没有条件接待国外交流研究学者，也没有条件频繁地到国外进行调研和学术交流。
（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刘仕国）
[1] Miles, David,Andrew Scott and Francis Breedon, Macroeconomics: Understanding the Global Economy, 3rd edition, Wiley, May 21, 2012; Obstfeld, Maurice and Kenneth S.Rogoff：Foundations of International Macroeconomics，The MIT Press, Sept.1996.
[2] Sachs, Jeffrey and Philip Larrain ， Macroeconomics in the Global Economy, 1st edition, Prentice Hall， August 13, 1993；中译本《全球视角的宏观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3] [美]雅克布·A.弗兰克尔、阿萨夫·雷兹恩、阮志华：《世界宏观经济学：全球一体化下的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4] 郑联盛：《欧洲债务问题：演进、影响、原因与启示》，《国际经济评论》2010年第3期，第108—121页。
[5] 孙杰：《主权债务危机与欧元区的不对称性》，《欧洲研究》2011年第1期，第30—56页。
[6] 刘元春、蔡彤娟：《论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根源与救助机制》，《经济学动态》2010年第6期，第4—8页。
[7] 蔡彤娟、黄瑞刚：《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治理方案分析》，《国际金融研究》2010年第9期，第55—63页。
[8] 何帆：《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与美国债务风险的比较分析》，《欧洲研究》2010年第4期，第17—25页。
[9] 余永定：《从欧洲主权债危机到全球主权债危机》，《国际经济评论》2010年第6期，第14—24页。
[10] 郑宝银、林发勤：《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及其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国际贸易问题》2010年第7期，第9—16页。
[11] 罗传健：《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及其对中欧贸易的影响研究》，《国际贸易问题》2011年第12期，第3—9页。
[12] 马骏：《欧债危机的下一步演进及对中国的影响》，《国际经济评论》2011年第6期，第21—24页。
[13] 张斌：《人民币汇率改革:折衷的方案》，《国际经济评论》2010年第1期，第65—85页；曲凤杰：《全球失衡：危机以来的变化、趋势展望及对人民币汇率政策启示》，《国际贸易》2011年第11期，第58—64页；刘程：《人民币汇率调整的外部性与全球金融治理》，《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第89—97页。
[14] 李宏、陆建明、杨珍增、施炳展：《金融市场差异与全球失衡：一个文献综述》，《南开经济研究》2010年第4期，第3—20页；徐建炜、姚洋：《国际分工新形态、金融市场发展与全球失衡》，《世界经济》2010年第3期，第3—30页；姜凌、王晓辉：《全球失衡原因：基于“恒久收入生命周期假说”与国际分工的视角》，《国际金融研究》2011年第2期，第42—51页；田丰、徐建炜、杨盼盼、茅锐：《全球失衡的内在根源：一个文献综述》，《世界经济》2012年第10期，第143—160页；塞尔吉·兰道、托马兹·维拉德克、杨盼盼：《金融监管放松是全球失衡的重要原因》，《国际经济评论》2012年第3期，第169—170页。
[15] [美]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维杰·乔希、温爱莲：《凯恩斯、全球失衡与当今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2期，第41—45页。
[16] 王道平、范小云：《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否是全球经济失衡和金融危机的原因》，《世界经济》2011年第1期，第52—72页；彭刚、廖泽芳：《美元本位制下的全球经济失衡与调整——对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第52—61页；张明：《全球经济再平衡：美国和中国的角色》，《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9期，第132—148、159—160页；阿洛克·谢尔、冯维江：《从全球及新兴市场视角看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的挑战》，《国际经济评论》2012年第3期，第164—166页；保罗·布卢斯坦、茅锐：《失败与崩溃：IMF全球再平衡行动内幕》，《国际经济评论》2012年第5期，第163—168页。
[17] 宋玉华、叶绮娜：《美国金融监管改革及其面临的挑战》，《世界经济研究》2010年第3期，第26—31、87—88页；谢平、邹传伟：《金融危机后有关金融监管改革的理论综述》，《金融研究》2010年第2期，第1—17页；宋丽智、胡宏兵：《美国〈多德-弗兰克法案〉解读——兼论对我国金融监管的借鉴与启示》，《宏观经济研究》2011年第1期，第67—72页；钟伟、谢婷：《巴塞尔协议Ⅲ的新近进展及其影响初探》，《国际金融研究》2011年第3期，第46—55页；陆静：《巴塞尔协议Ⅲ及其对国际银行业的影响》，《国际金融研究》2011年第3期，第56—67页。
[18] 张斌、徐建炜：《石油价格冲击与中国的宏观经济:机制、影响与对策》，《管理世界》2010年第11期，第18—27页；杨斌：《美国金融危机走势、全球通货膨胀与中东政局动荡》，《宏观经济研究》2011年第8期，第11—16、28页。
[19] Obstfeld，M.and K.Rogoff， “Global Imbalances and the Financial Crisis: Products of Common Causes”,CEPR Working Paper，No.7606, 2009.
[20] 田丰、徐建炜、杨盼盼和茅锐：《全球失衡的内在根源: 一个文献综述》，《世界经济》2012年第10期，第143—160页。
[21] Acemoglu,D.,S.Johnson,J.A.Robinson and Y.Thaicharoen，“Institutional Causes, Macroeconomic Symptoms: Volatility, Crisis, and Growth”，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50, pp.49-122, 2003.
[22] Athanasoulis,S.and E.van Wincop, “Growth Uncertainty and Risk-Sharing”,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45, pp.477-505, 2000.
[23] Fatàs, A.and I.Mihov, Policy Volatility,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Growth,Mimeo, INSEAD, 2006.
[24] Baxter, M.and M.Kouparitsas,“Determinants of Business Cycle Comovement: A Robust Analysi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52, pp.113-157, 2005;Imbs, J., “The First Global Recession in Decades”, IMF Economic Review, 58, pp.327-354, 2010;Kose, M.A.,E.S.Prasad and M.Terrones, “How Does Globalization Affect the Synchronization of Business Cycl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Papers and Proceedings, 93, pp.57-62, 2003;Kose,M.A.,C.Otrok and E.S.Prasad,“Global Business Cycles: Convergence or Decoupling?”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53, pp.511-538, 2012.
[25] Bems, R.,S.Johnson and K.-M.Yi,“Demand Spillovers and the Collapse of Trade in the Global Recession”,IMF Economic Review，58（2）, pp.295-326, 2010；Bems, R.; S.Johnson and K.-M.Yi, “Vertical Linkages and the Collapse of Global Trad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101（3）, pp.308-312, 2011.
[26] Burstein, A., C.Kurz and L.Tesar, “Trade, Production Sharing, and the International Transmission of Business Cycles”,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55, pp.775-795, 2008;Ng, E.,“Production Fragmentation and Business-Cycle Comovement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Vol.82,Issue 1,pp.1-14,2010;di Giovanni, J.and A.Levchenko, “Putting the Parts Together: Trade, Vertical Linkages, and Business Cycle Comovement”,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Vol.2,Issue 2, pp.95-124, 2010.
[27] Athukorala, P.and A.Kohpaiboon, “East Asia in World Trade: The Decoupling Fallacy, Crisis and Policy Challenges”,Australia National University Trade and Development Working Paper ，No.2010/05，2011.
[28] Caporale, Guglielmo Maria and Alessandro Girardi, “Business Cycles,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Capital Flows Evidence from Latin America”, CESIFO Working Paper ，No.4006，2012.
[29] Freund, C., “The Trade Response to Global Downturns: Historical Evidence”,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5015，2009；Cheung, C.and S.Guichard，“Understanding the World Trade Collapse”, OECD Economics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s，No.729, OECD Publishing, 2009.
[30] Chinn, M.,“Supply Capacity,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and Trade Costs: The Implications for Aggregate US Trade Flow Equations”,Mimeo, 2010;Aziz, J.and C.Li, “China’s Changing Trade Elasticities”,China and the World Economy，16（3），pp.1-21, 2008.
[31] Bems, R., S.Johnson and K.-M.Yi, “Vertical Linkages and the Collapse of Global Trad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101（3）, pp.308-312, 2011；Engel, C.and J.Wang, “International Trade in Durable Goods: Understanding Volatility, Cyclicality and Elasticit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83， pp.37-52, 2011；Eaton, J.,S.Kortum,B.Neiman and J.Romalis, “Trade and the Global Recession”,NBER Working Paper，No.16666，2011；Gangnes, Byron; Alyson C.Ma and Ari Van Assche,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Business Cycle Shocks”, ADB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Series，No.329, June, 2012.
[32] Hummels, D., I.Ishii and K.-M.Yi, “The Nature and Growth of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in World Trad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54（1）, pp.75-96, 2001;Yi, K.-M., “Can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Explain the Growth of World Trad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1（1）, pp.52-102, 2003;Aziz, Jahangir and Xiangming Li, “China's Changing Trade Elasticities”,China& World Economy, Vol.16, No.3, pp.1-21, May-June 2008;Gangnes, B.; A.Ma and A.Van Assche, “China’s Exports in a World of Increasing Oil Prices”,Multinational Business Review，19（2），pp.133-151, 2011;Freund, C., C.Hong and S.-J.Wei, “China’s Trade Response to Exchange Rate”, Mimeo, 2012.
[33] Alessandria, G., J.Kaboski and V.Midrigan, “The Great Trade Collapse of 2008-2009: An Inventory Adjustment?”IMF Economic Review，58（2）, pp.254-294, 2010;Alessandria, G., J.Kaboski and V.Midrigan, “US Trade and Inventory Dynamic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101（3）, pp.303-307, 2011;Altomonte, C., F.Di Mauro, G.Ottaviano, A.Rungi and V.Vicard, “Global Value Chains during the Great Trade Collapse: A Bullwhip Effect?” ECB Working Paper Series，No.1412, 2012.
[34] Ma, A.and A.Van Assche,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in the Post-Crisis Era”, In M.Haddad and B.Shepherd （Eds.）, Managing Openness: Trade and Outward-Oriented Growth after the Crisi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pp.275-286, 2011;Gangnes, Byron, Alyson C.Ma and Ari Van Assche,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Business Cycle Shocks”, ADB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Series, No.329, June 2012.
[35] Cottarelli, C.and L.Jaramillo, “Walking Hand in Hand: Fiscal Policy and Growth in Advanced Economies”,IMF Working Paper，No.12/137，2012.
[36] Sgherri, S.and E.Zoli,“Euro Area Sovereign Risk During the Crisis”,IMF Working Paper, No.09/222, 2009;Haugh, D., P.Ollivaud and D.Turner, “What Drives Sovereign Risk Premiums?An Analysis of Recent Evidence From the Euro Area”,OECD Economics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s, No.718, 2009;Von Hagen, J., L.Schuknecht and G.Wolswijk,“Government Bond Risk Premiums in the Eu Revisited: The Impact of the Financial Crisis”,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27, No.1, pp.36-43, 2011；Caceres, C., V.Guzzo and M.Segoviano, “Sovereign Spreads: Global Risk Aversion, Contagion or Fundamentals?”IMF Working Paper，No.10/120, 2010.
[37] Feldstein, M., “Commentary: Is there a Role for Discretionary Fiscal Policy?”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Kansas City Economic Policy Symposium: Rethinking Stabilization Policy, pp.151-162, 2002.
[38] Bertola, G.and A.Drazen, “Trigger Points and Budget Cuts: Explaining the Effects of Fiscal Austerit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83, No.1, pp.11-26，1993;Alesina, A.and R.Perotti, “Fiscal Adjustments in Oecd Countries: Composition and Macroeconomic Effects”,NBER Working Paper ，No.5730，1996；Sutherland, A., “Fiscal Crises and Aggregate Demand: Can High Public Debt Reverse the Effects of Fiscal Policy?”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65, No.2, pp.147-162，1997；Perotti, R.,“Fiscal Policy in Good Times and Bad”,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114, No.4, pp.1399-1436, 1999;Alesina, A.F.and S.Ardagna, “Large Changes in Fiscal Policy: Taxes Versus Spending”,NBER Working Paper，No.15438, 2009.
[39] Perotti, R.,“The‘Austerity Myth’:Gain without Pain?”NBER Working Paper，No.17571, 2011.
[40] IMF, Global 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 April 2010a.
[41] Cottarelli, C.and L.Jaramillo, “Walking Hand in Hand: Fiscal Policy and Growth in Advanced Economies”,IMF Working Paper, No.12/137, 2012.
[42] Dolls, M., C.Fuest and A.Peichl, “Automatic Stabilizers and Economic Crisis: US Vs.Europe”，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96, No.3-4, pp.279-294, 2010.
[43] Escolano, J., “A Practical Guide to Public Debt Dynamics, Fiscal Sustainability, and Cyclical Adjustment of Budgetary Aggregates”，IMF Technical Notes and Manuals，2010；IMF, “Recent Experiences in Managing Capital Inflows: Cross—Cutting Themes and Possible Framework”,February 14,2011.
[44] Krugman, P.R., “Market-Based Debt-Reduction Schemes”，NBER Working Paper, No.2587, 1989；Sachs, J., “The Debt Overhang of Developing Countries”，Debt Stabi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pp.80-102, 1989.
[45] Kumar, M.and J.Woo, “Public Debt and Growth”，IMF Working Paper，No.10/174, 2010;Reinhart, C.M.and K.S.Rogoff, “Growth in a Time of Debt”，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100, No.2, pp.573-578, 2010;Cecchetti, S., M.Mohanty and F.Zampolli, “The Real Effects of Debt”，BIS Working Paper, No.352, 2011.
[46] Corden, W.M., “Australian Macroeconomic Policy Experience”，Economic Record, Vol.65, No.2, pp.152-164, 1989.
[47] Pattillo, C.A., H.Poirson and L.A.Ricci, “What are the Channels through Which External Debt Affects Growth?”IMF Working Paper，WP/04/15, 2004.
[48] Roubini, N.and J.D.Sach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Budget Deficits in the Industrial Democracies”，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33, No.5, pp.903-933, 1989；Edin, P.A.and H.Ohlsson, “Political Determinants of Budget Deficits: Coalition Effects Versus Minority Effects”，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35, No.8, pp.1597-1603, 1991;Woo, J., “Economic, Political, and Institutional Determinants of Public Deficits”，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87, No.3-4, pp.387-426, 2003;Bayar, A.and B.Smeet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Determinants of Budget Deficits in the European Union: A Dynamic Random Coefficient Approach”，CESifo Working Paper Series，No.2546, 2009.
[49] Jaramillo, Laura and Carlo Cottarelli, “Walking Hand in Hand: Fiscal Policy and Growth in Advanced Economies”,IMF Working Papers, No.12/137,2012.
[50] Blanchard, Olivier, “Rethinking Macroeconomic Policy”, IMF, April 29, 2013；Stiglitz, Joseph, “Rethinking Macroeconomics”,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9（4）, pp.591-645, August 2011；Sachs, Jeffrey D., “Rethinking Macroeconomics”,Capitalism and Society, Volume 4, Issue 3, 2009；何帆：《反思宏观经济政策》，《国际经济评论》2010年第2期，第152—155页。
[51] 何新华、吴海英、曹永福、刘睿：《中国宏观经济季度模型China_QE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52] 何新华：《多国宏观经济季度模型MCM_QE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0年版。
[53] 何帆、张斌、张明、徐奇渊、郑联盛：《香港离岸人民币金融市场的现状、前景、问题与风险》，《国际经济评论》2011年5月27日，第84—108页；He, Xinhua, Duo Qin and Yimeng Liu,“Exchange rate misalignments: A comparison of China today against recent historical experiences of Japan, Germany, Singapore and Taiwan”, 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s and Business Studies, 10（3）, pp.247-266, 2012；Qin, Duo and Xinhua He,“Is the Chinese Currency Substantially Misaligned to Warrant Further Appreciation?”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 Working paper, No.660, Feb.2010；秦朵、何新华：《人民币失衡的测度:指标定义、计算方法及经验分析》，《世界经济》2010年第7期，第3—24页；徐建炜、徐奇渊、黄薇：《央行的官方干预能够影响实际汇率吗?》，《管理世界》2011年第2期，第5—15页；徐奇渊：《人民币汇率对CPI的传递效应分析》，《管理世界》2012年第1期，第59—66页；张斌、徐奇渊：《汇率与资本项目管制下的人民币国际化》，《国际经济评论》2012年第4期，第63—73页。张斌、徐奇渊：《谁动了外汇市场》，《金融发展评论》2012年第2期，第16—24页。
[54] 刘仕国：《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收入分配的影响：基于1998—2006年工业面板数据的动态计量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55] He, Xinhua,“The intermediation role of Hong Kong in China's trade development”, forthcoming in Sarah Y.Tong Eds，Globalization,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in Asia,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2013；Qin, Duo and Xinhua He,“Modeling the Impact of Aggregate Financial Shocks External to the Chinese Economy”, BOFIT discussion paper, 25, 2012；He, Xinhua, Duo Qin and Yimeng Liu,“Exchange rate misalignments: A comparison of China today against recent historical experiences of Japan, Germany, Singapore and Taiwan”, 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s and Business Studies, 10（3）, pp.247-266, 2012；Qin, Duo and Xinhua He, “Globalization Effect on Inflation in the Great Moderation Era: New Evidence from G10 Countries”, MPRA Paper，No.32944,2011；Qin, Duo and Xinhua He,“Is the Chinese Currency Substantially Misaligned to Warrant Further Appreciation?” Economics discussion paper, No.2010-8, Feb.2010；He, Xinhua, “Noteworthy Discrepancies in China’s GDP Accounting”, China& World Economy, Vol.18, No.4, pp.88-102, 2010.
[56] 张斌、王勋：《中国外汇储备名义收益率与真实收益率变动的影响因素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第62—75页。
[57] 张斌：《预期、资产价格与总需求——一个简明的理论框架》，《经济学》（季刊）2012年第3期，第893—908页。
[58] 秦朵、何新华：《人民币失衡的测度:指标定义、计算方法及经验分析》，《世界经济》2010年第7期，第3—24页；徐建炜、徐奇渊、何帆：《房价上涨背后的人口结构因素:国际经验与中国证据》，《世界经济》2012年第1期，第24—42页。
[59] 徐奇渊：《人民币汇率对CPI的传递效应分析》，《管理世界》2012年第1期，第59—66页；徐建炜、徐奇渊、黄薇：《央行的官方干预能够影响实际汇率吗?》，《管理世界》2011年第2期，第5—15页；张斌、徐建炜：《石油价格冲击与中国的宏观经济:机制、影响与对策》，《管理世界》2010年第11期，第18—27页。
[60] 何帆、张斌、张明、徐奇渊、郑联盛：《香港离岸人民币金融市场的现状、前景、问题与风险》，《国际经济评论》2011年第3期，第84—108页。
[61] 刘仕国：《欧元系统:欧债危机的祸因还是福音?》，《世界知识》2012年第17期，第32—33页；《如果希腊退出欧元区…》，《世界知识》2012年第12期，第13页；《欧洲应放缓财政紧缩力度和步伐》，《世界知识》2012年第9期，第13页；《欧债危机已过“尖峰时刻”？》，《世界知识》2012年第7期，第40—41页。徐奇渊：《7.5%，对世界意味着什么》，《世界知识》2012年第7期，第52—53页；《推进东北亚经贸合作的路径设想》，《世界知识》2012年第21期，第13页；《同样的汇率升值,不同的日本和德国》，《世界知识》2010年第8期，第43—45页；《美国仍将边赖账、边继续借账?》，《世界知识》2011年第13期，第52—53页；《中华元,离我们还有多远?》，《世界知识》2011年第17期，第64—65页；《奥巴马管得了华尔街吗》，《世界知识》2010年第10期，第13页；《谁伤害了欧元？》，《世界知识》2010年第12期，第13页；《中美汇率之争：贸易问题还是金融问题?》，《世界知识》2010年第20期，第44—46页。
[62] 张斌：《挑战2010:人民币升值预期可能加剧资产泡沫》，《21世纪经济报道》2010年1月12日第21版。
[63] 徐奇渊：《风动还是幡动》，《中国证券报》2010年11月10日第A03版。
[64] 熊爱宗：《寻求财政紧缩与经济增长的平衡》，《中国财经报》2012年5月17日第8版。
[65] 张斌、张明：《外储管理改革谋变》，《南方周末》2011年5月5日第D1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