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原本没有打算写此短文。但笔者在整理2013年4月19日在中央某机关处以上干部学习会上所作的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相关重要讲话精神体会的汇报稿时，想起了几位领导和同事的建议，特撰此文，权作这一讲稿的前言。

笔者本人十分赞同、拥护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大之后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笔者在讲课汇报中常说：“说心里话，从十八大召开至今，本人有三个没有想到：一是胡锦涛同志代表党的十七届中央委员会作了一个很好的报告，比如郑重声明：‘既不走老路，又不走邪路’；比如，把十七大报告中‘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这‘五化’改为十八大报告中‘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这‘四化’。这样，就把‘市场化、国际化’这两个生产关系范畴的概念，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这四个生产力范畴的概念不再一起并列。这一变动，十分重要。这便使得我们的理论更加准确、科学和成体系。什么是‘化’呢？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为之‘化’。‘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这都属于生产力范畴与层面的，其本身没有根本不同的阶级和社会属性，可以提‘化’。但是，‘市场化’与‘国际化’则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与层面的了，已经拥有根本不同的阶级与社会属性了，就不应笼统提‘化’了。在当今我国的经济领域中当然有市场和市场经济等成分，但我国的经济并不是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当今我国所有制中的公有制和分配领域中的按劳分配就不属于市场经济的组成，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主义的存在与体现。单纯的经济领域还不能提市场化，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就更不能提市场化了。如果政治领域提市场化，买官鬻爵便是合理合法的了。原来我们提‘国际化’，也不够科学和准确。对于联合国宪章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于我国已经加入的国际条约，我们无疑要遵行，但当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是以资本为主导的，我们不能一切与国际接轨。一切与国际接轨，溶入而不是参与经济全球化，便没有了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因如此，十八大报告中不提‘市场化’和‘国际化’异常重要。这再一次郑重表明，我们要搞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与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二是十分顺利地产生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的党中央。三是十八大之后，近平同志代表党中央作了一系列深得党心、军心和民心的重要讲话并采取了相应的战略举措。”

4月19日那天，笔者在曾经工作过十多年的原工作单位学习会上汇报学习体会，近三个小时下来，一千多人的现场静静的。笔者深知，本人对近平同志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理解十分肤浅，但大家能静静地听，这与我在会下与大家交流时所感受的完全一致，这就是，大家是从心底拥护近平同志在十八大后所作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所采取的战略举措。

4月19日那天讲稿中的一部分内容以《正确评价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为题在2013年第9期《红旗文稿》上发表，5月13日被网络各媒体转载，引发热议。例如，凤凰网转载后，仅几天时间该文就有近190万网民点击，并撰写了7500多条评论，93%以上的网民高度肯定该文观点。这是笔者完全没有想到的。跟帖热评中占首条的为“这样的文章来得太晚了”，共16万多人赞同；第二条“在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在经济国防建设方面有六大历史功绩”，共12万多人赞同；第三条“这是三十多年来，比较真实的文章”，有11万多人赞同。对广大网友的这些鼓励，笔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对凤凰网这么自然、真实、客观地反映广大网友的意愿，笔者也表示感谢。也有的网友指出该文中有一处不够准确的地方，笔者在此更是表示由衷的谢意。但也有个别网站组织专门的“网友”罔顾事实对该文提出“强烈置疑”甚至别的什么。笔者原想只是把它们当作蛛丝一样轻轻拂去，但有些领导和同事建议笔者，还是在适当时候对其中的相关问题作点说明为好。因此，笔者在整理该稿时，对置疑的问题进行了相关的回应。

一是针对“1957年的反右，划了55万右派，毋庸讳言，其中有不少受冤枉的同志，但没有处死一个”的置疑。笔者在文中回应：“网上说1957年反右中我们处死了某某人，这当然不是事实。其中所举的林×被处死，连置疑者自己都承认，这是在1968年，而不是1957年的反右时。被处死的原因，笔者也不知其详。但笔者相信今后对此会有真实详细的档案披露。20世纪50年代曾任罗瑞卿秘书，后又任国家公安部部长的陶驷驹告诉笔者：‘不仅在1957年反右时我们没有处死一个人，而且在1955年肃反时我们也没有处死一个人。这是有档案可查的。这是毛主席汲取了土地革命时期全国各个红色根据地肃反中出现的扩大化的深刻教训而采取的重大举措。’我的老领导王震生前曾给笔者几次谈过：延安整风时，毛主席严厉要求，要坚决执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有的同志对此很不理解，找到主席问，‘审干中，有的本人都明明承认自己是叛徒，并出卖过我们几个同志，血债累累；也有的明明承认自己是打入我们内部的国民党特务，来刺探我们的情报，为什么不能杀？’毛主席解释说，‘人头不是韭菜，韭菜割了，还能再长出来。人头割错了，就再也长不出来了。红军肃反时，就有不少同志是屈打成招的。我们再也不能干那样的蠢事了。’王震还说：‘至于王实味被杀，那是在转战陕北过程中，在与胡宗南部队突然遭遇、大部队有可能被暴露的紧急情况下，一直属队的带队领导的擅自临机处置。这就破坏了毛主席的‘一个不杀’的严厉规定。事后，毛主席十分气愤地说，‘还我一个王实味’。这位带队的领导深刻地检讨了自己的严重错误，给毛主席并书记处各同志写出书面检查，表示愿意接受组织上任何处分与处置。毛主席还说，当初要把王实味放在你们359旅就好了，你们会很好使用他，他也会成为一个很好的文化教员。’在写作《王震传》的1994年，笔者经过批准，也在中央档案馆查阅了当年相关的档案资料，完全证实了笔者老领导的说法。在历次运动中，多次重审‘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毛泽东在现在有的网站中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而‘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过一个’的蒋介石却成了历史上少见的大善人。这岂非咄咄怪事？！”

二是针对“在赫鲁晓夫时期，苏联霸权主义利用我国的自然灾害和工作中的失误，逼迫我国还债，企图压迫我国屈服”的置疑。笔者在文中回应：“在我国三年困难时期，苏联不仅没有对我国逼过债，而且对我国十分友好。这不是事实。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苏联赫鲁晓夫领导集团为实现其‘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全球战略的需要，先后提出并坚持在我国领土共同建立、共同所有的‘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企图从军事上政治上控制我国。在遭到我严词拒绝后，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撕毁中苏双方1957年10月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向我国提供某些核技术的样品及其生产技术资料。1959年9月30日，赫鲁晓夫访美结束后，即匆匆率苏联党政代表团访华，要我们放弃台湾，并要我方释放在中国的美国罪犯。这理所当然遭到毛泽东的坚决抵制。这便激怒了赫鲁晓夫，说毛泽东是‘一只好斗的公鸡’。1960年7月16日，苏联对我发出照会，单方面决定要在1960年7月28日至9月1日一个月之内全部撤回在华的苏联专家1390人，并对我国逼债。这里仅举一例，说明苏联当年曾对我国逼债并尤甚。周恩来的经济秘书顾明回忆：‘有一次，苏联的一个外贸部副部长在人民大会堂和总理谈判，要我们还钱。总理说，我们现在暂时有困难。谈完后，总理送他出来，他看见门口有一块三百多公斤重的大石英石，就对总理说，你们如果没有别的东西，这个就很好。总理顶他说，你要你就拿走。’当我国经济上出现困难之后，苏联又开列出相关的所谓小打小闹的‘援助’方案，只不过是想重新诱骗我国在“台湾”主权等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对苏联甚至是美国让步。”2013年4月15日《羊城晚报》首发《那些年，苏联“逼债”了吗？》，不少小报小刊和网络转载。此后，我们特邀史云写了《那些年，苏联确实“逼了债”》。我们感谢《红旗文稿》首发，也感谢《作家文摘》转载。但遗憾的是，其他小报小刊和一些网络几乎是统一行动——不予转载。不是讲“真实、客观、公正”吗？不能仅用这话当作“旗帜”来骗人。从一定意义上讲，历史虚无主义就是这样被推开甚至被泛滥的。这一现象特别是现象后面的实质正是我们所忧虑的原因之一。

三是针对“所谓的斯大林在肃反中杀了三千万，所谓毛泽东发动‘大跃进’饿死三千万，这‘两个三千万’地球人都知道。但这‘两个三千万’都是有人刻意编造的虚假数据。当然，说明这一点需要写专文论证”的置疑。笔者在文中回应：“所谓斯大林在肃反中杀了三千万，这是连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当局都承认是虚假的‘事实’。他们都认为，在肃反中被处决的人数为78—79万之间。而赫鲁晓夫时任一个边疆区的书记，他下令处死的就多达6万余人，其中有不少是受冤枉的同志。赫鲁晓夫就任总书记后，却利用职权，把他下令杀人的档案销毁。”针对“所谓毛泽东发动‘大跃进’饿死三千万的‘事实’，我们即将在《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上发表我们中心特邀研究员、江苏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孙经先近年来运用数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知识，完全自费专心研究的系列成果。孙经先教授先后查阅了三年困难时期我国死亡率最高的600多个县的县志和大量的其他文献，发现在香港出版的《墓碑》中绝大多数重要的非正常死亡数据都是虚假的。该书中的所谓三年困难时期‘中国饿死3600万人’的结论是完全错误的。”孙经先教授说：“三年困难时期，我国一些地区确实出现了‘营养性死亡’现象，并且在以河南省信阳专区为代表的极少数地区，这种问题还非常严重。我们利用几种不同的方法对三年困难时期我国的‘营养性死亡’人数进行了估算，估计出这一时期的‘营养性死亡’人数在250万以下。这里所说的‘营养性死亡’主要指的是营养性疾病（浮肿病等）死亡、营养性疾病合并其他疾病死亡，也包括‘完全性饥饿死亡’（即‘饿死’）。在上述‘营养性死亡’的数字中，‘饿死’（完全性饥饿死亡）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90多岁的曾任李先念秘书的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认为，孙经先教授的这一研究成果值得肯定和重视。至于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的具体责任，我们在这里暂且不作探讨。

四是针对“1971年9月，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1974年8月，正式加入人民海军战斗序列”的置疑。笔者在这句话之后，增加了“在成熟的核潜艇的基础上，1981年4月，我国第一艘战略核潜艇下水”这样一句话，这就把核潜艇与战略核潜艇区别开来了，这就更加准确了。笔者在上文中指出的“也有的网友指出该文中有一不准确之处”，就是指的这一点。感谢百度搜索把这一置疑的帖子较长期置顶，不断地提醒着笔者对这一不够准确之处作一订正。这也说明，百度的相关编辑很有水平，其清晰知道并承认一度被炒得沸沸扬扬的笔者关于《正确评价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一文中，只有这一处“有懈可击”。百度还把撰写《中国若动荡，只会比苏联更惨》一文的王小石误认为本人而进行激烈“商榷”一文，长期置顶。经过几次认真的“民主协商”，很感谢百度相关编辑实事求是，把根本上不是事实的几个帖子后移。

五是对文中所说的其他一些重大历史事实，比如毛泽东时期27年中在经济和国防建设方面建立的“六大历史功绩”，对境外相关势力费力资助、精心筹谋出版的，翻译成几十种文字在海外发行的李志绥的《毛泽东的私人医生回忆录》和张戎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两本专著其虚假、伪造的揭示，“网友”和百度却都没有置疑。对此笔者感到欣慰。

主要由于本人的学识所限，加上此书稿涉及国际、国内和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科技、教育、军事、外交等诸多领域与诸多方面，可能会有不少疏漏甚至谬误之处，特敬请各位读者留意并给予批评指正。

2013年1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