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南诏史料的流变情况与分析

关于南诏研究的史料，据向达称：“研究南诏的历史，显然有来源不同的两种史料。第一种是汉文史料，现存者有樊绰《蛮书》、《新唐书·南蛮传》……第二种是从当地人民，特别是所谓白文翻译出来的史料。如传为出自宋人张道宗的《记古滇说》，元李京《云南志略》，明杨慎《滇记》（即《滇载记》），蒋彬《南诏源流纪要》，阮元声《南诏野史》，都可归入这一个类型里去。”[1]

由于南诏没有史馆及实录等，对南诏的历史记录，一方面为出使南诏唐臣亲身经历的记录，分别有韦齐休《云南行记》二卷、袁滋《云南记》五卷、徐云虔《南诏录》三卷等[2]。同时还包括这些唐臣的据闻记录，分别有《西南蛮入朝首领记》一卷、窦滂《云南别录》一卷、张云《咸通解围录》一卷，又有达奚通《云南风俗录》十卷、韦皋《西南夷事状》二十卷、《西戎记》二卷、韦琯《云南事状》一卷、卢携《云南事状》一卷、佚名《云南行记》一卷等[3]，另外吐蕃方面涉及南诏历史的零星记录，也属于这一类型。

可惜这些第一手的史料，均已失传，今天已不可能再获知其全貌。好在这些著述为后来的文献所引用，大多数或只言片语、或章节文字还存于世。这些著述中的集大成者，为樊绰《云南志（蛮书）》十卷，全面记述了当时南诏的山川地理、城市政区、六诏历史及各族分布、风俗习惯，以及南诏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项制度。樊《志》由于两部旷世巨典的接力，即《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的收录，基本被完整地保留至今。而北宋时期编纂史书时，仍然能够看到这些资料，因此《新唐书·南诏传》、《资治通鉴·唐纪》和《太平御览》等书中，亦大量引用这些资料。

另一方面，为南诏大臣们的记录，有《蒙国大诏德政碑》即《南诏德化碑》碑文，南诏《中兴二年图卷》即《南诏图传》及其文字卷等。按照《南诏图传》的题记，知道还有《张氏国史》、《巍山起因》、《铁柱记》、《西洱河记》等，以及淡生堂抄本《南诏野史》末页引用书目中提到的《蒙氏御书》等类，今天亦已全部亡佚。早期云南地方史书中，比较全面地记述南诏历史的，唯有《僰古通纪》一书，是书亦已失传，只有只言片语为其他著作所引，才得以流传。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是为后来经过多次、不间断地演绎的《僰古通纪浅述》。方国瑜评价是书：

从所记载观之，此书写成，经过三个阶段：其第一阶段为《白古通纪》，有《云南国记》、《蒙氏世家谱》、郑买嗣《篡蒙始末》等三篇及《大理国记》之前半篇。……迟不至万历初年。其第二阶段为《白古通纪浅述》，在《云南国记》、《蒙氏世家谱》两篇，每有附说称“按”、“愚按”、“愚谓”等字样，即作《浅述》者之语，而于《大理国记》以后诸篇，则无称“按”，直抄冯苏《滇考》而已，末题：“《白古通纪》终”，《浅述》作者所录止于此。其第三阶段补录，则为传抄者所补入，惟不详其时代也。此书内容与《南诏野史》、　《滇载记》诸书相同，而错乱特甚，惟亦有为他书所不及者。……大抵南诏大理事迹，见于纪录者少，诸家所载，又多参差缺略，合而考校，庶可得其实。[4]

从《僰古通纪浅述》现存文字看，涉及南诏历史的为前两篇，《云南国记》为记述南诏以前历史，以及蒙氏建国的历程；《蒙氏世家谱》为记述南诏历代传承及相关历史，是篇最为重要。由于原书所引原始资料为南诏大臣所编，故《蒙氏世家谱》一篇，正文通篇对南诏历代国王，均以“主”相称谓，始终保留着南诏臣下的语气，并且里面保留了许多其他史料没有的，或者能够与其他史料相互印证的、非常准确的原始资料。而在《大理国记》一篇中，对大理国王段氏则全无尊敬之意，大概因为前者为南诏臣下所编，后者为后人所编，只追述而已，无人身依附关系。

《僰古通纪浅述》第三、四篇，即《郑买嗣篡蒙始末》一篇及《大理国记》前半篇，与明代倪辂《南诏野史》内容完全相同，只是个别文字有出入，属于抄录。《大理国记》后半篇及以后诸篇，则直接抄录清代冯苏《滇考》。并且浅述作者在直抄《滇考》的最后一篇《孙可望李定国窃据》篇末，题写了“《僰古通纪》终”。

明代嘉靖年间《僰古通纪浅述》最早的作者，在前两篇文中加了大量“愚按”、“愚谓”等按语，也证明了这两篇是其所能看到的《僰古通纪》原文。而流传至今的《僰古通纪浅述》，亦只有《云南国记》和《蒙氏世家谱》前两篇与《僰古通纪》原书有关，其余全部抄自他书，因此内容语气完全不同。而后来的好事者狗尾继貂，将该书东拼西凑，一直记述到了清代，虽仍以《僰古通纪》的名义，而实际与《僰古通纪》原文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通过对今传《僰古通纪浅述》现存文字来源的简要分析，以及诸书征引的《僰古通纪》原文情况的分析，可以确定《僰古通纪》原书为南诏灭亡不久，由南诏遗臣所编的南诏断代史。方国瑜即认为：“云南地方史之书，大理段氏时，编成《白古通纪》”。[5]

关于南诏史料的流变，主要有两条途径。

一条途径为文献的记录。

首先为中央王朝的正史，集大成者为《新唐书》卷222《南诏传》。其次为元、明两代云南地方文士，以及宦滇、旅滇的外来汉族文人们所编纂的大量关于南诏历史的著述。分别有元代张道宗《纪古滇说集》，明代杨鼐《南诏通纪》、蒋彬《南诏源流纪要》、杨慎《滇载记》等，而集大成者为嘉靖元年（1522）中举的昆明举人倪辂于万历年间编成的《南诏野史》。清代的胡蔚增订了《南诏野史》，文字虽三倍于前，然除从正史及其他资料抄录者外，额外增加部分大都为作者的臆断，故不实虚妄之处屡屡，表面内容翔实，而实际几不可读，资料断不可用。胡蔚本无良史之才，其执笔纂修的乾隆《东川府志》[6]，同样大量存在着这些毛病。

另一条途径为南诏遗产的展现和映证。

首先为南诏时期遗留至今的大量文物资料，包括古城遗址、佛塔、石刻、雕塑、图画，以及出土文物所展现的，甚至用文字也无法精确描述的南诏风采。其次南诏虽亡，但南诏时期形成的典制、遗风，通过民族传统以及民间风俗的传承，一直沿袭到了今天。而宋代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杨佐《云南买马记》、周去非《岭外代答》，元代郭松年《南诏纪行》（又名《大理行记》）、张立道《六诏通说》、李京《云南志略》等，以及元朝以降历代的《云南通志》和府（州）县《志》中，不过是忠实地记录了这些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