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深圳的移民文化之魂
作为在移民潮中诞生的深圳特区，可以说是在滚滚移民大潮中飞溅出的一朵极为耀眼的浪花。深圳的移民现象和移民文化，的确给当代中国的移民潮涂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当人们站在深圳的地王大厦等许多经典建筑物旁时，谁能想到二十几年前，这里还是荒滩一片的边陲小镇！历史就是这样地借助移民的航舰，让20世纪80年代乘风破浪的中华民族大舒了一口久已想抒的豪气。
由于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和排头兵，是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亲自扶持的典范，因此，它的成长历程和成功奇迹，就有着特别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再加上深圳毗邻香港地区，成为香港文化向内地辐射的中转站，在香港与内地的文化交流中占据特殊地位，这也增添了对深圳的移民文化研究的重大意义。从对深圳移民城市文化的现实考察中我们发现，深圳的移民文化至少具有这样几个特色：
（一）在南北文化的交融中，凸显中原文化的风貌，却不失“岭南文化”之“根”
与香港的移民不同（香港的移民不但包括内地人，还包括英国人、日本人、菲律宾人、澳大利亚人、美国人、法国人等，可以称为国际化的移民），深圳的移民主要是内地人，或者说是“内地的北方人”。这种“北方文化”虽然与“岭南文化”同为一个国度，但却有明显的差异。当然，“影响深圳的北方文化并不就是铁板一块的”，“这其中包括楚湘文化、巴蜀文化、燕赵文化、齐鲁文化、东北文化、吴越文化，等等”。〔5〕
正是这个原因，随着北方移民的愈益增多，“来自北方中原地带的母体文化正逐渐抵消香港文化的过极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来自内地的“务实作风、利益趋向、风水观念、理想精神等等，这些颇有代表性的文化因素在深圳文化的成长中”就起了巨大的催化作用。［5］（p.93）日本学者广田康生指出：“所谓移民就是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一种文化向另外文化进行整体流动，并往往引发一些问题。”〔6〕这里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一个是“整体的流动”，另一个就是“引发一些问题”。
我们认为，所谓“整体的流动”，既有移民原有的文化向移居地的流动，也有移居地的“土著文化”对移民所带来的文化的“反流动”。正是这种相互影响、相互冲撞之中，产生了新的“移民文化”。非常明显，这种“移民文化”的生成，或者说新的“移民文化”的主流成分的构成，其结果必然是：或者是移民所带来的文化占上风，或者是移居地的“土著文化”占上风。由于深圳的移民人口占绝对优势，所以移民所带来的文化，当然构成了新的移民文化的主流部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包孕有潮汕文化和客家文化等丰富内涵的“岭南文化”特有的“根”，对新的移民文化也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人们知道，岭南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特色分明、有着巨大影响的文化之一。它既不同于有着悠久华夏文明的老北京文化，也不同于江浙文化和巴蜀文化，而是自成一体，影响深远，带有浓厚南国特色的地域文化。岭南文化的灿烂丰富、多姿多彩，早为世人所称道。这不仅是因为这里地处南国，有着特有的丰富物产，像苏轼始终所说的“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而且还在于它在文化的方方面面都毫不逊色。例如，驰名世界的饮食文化，岭南的宗教文化、客家的民俗文化，以及在古老而又年轻的潮汕平原上活跃的海内外贸和人们的商业意识，久负盛名的潮州瓷器及刺绣，等等。值得人们关注的还有因海外潮人的数量之多、影响之广（约在1000万人以上，遍布世界60多个国家）而形成的鲜明的文化特色。人们已经把“海外潮人”看成是岭南文化的一道亮丽风景线。这些岭南文化的特色，显然对凸显中原文化风貌的深圳移民文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现在要说到深圳的移民文化所“引发的一些问题”，突出表现在大多数移民者在刚刚踏上深圳这块热土时，难免会产生某种“陌生感”乃至“危机感”，需要有一个“重新调整”和“个体认同”的过程。如果能顺利完成这个过程，当然很好。许多来深圳的创业者们从最初艰辛的奋斗到最后的成功，就是明证。然而也有一些带着盲目性闯深圳的人，到达深圳以后，有的因为生计的不容易，工作的艰辛，加之难以获得令人满意的待遇，往往是拂袖而去，或铤而走险，这也给年轻的深圳带来了诸如治安、卫生等问题，这应当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只有充分地认识到了这些问题，才能更好地建设深圳的移民文化。
（二）在物质的、观念的，尤其是制度层面上的文化特色
从国内外人类学家近百年来对“文化”的丰富内涵的大量研究可知，任何文化都包含有“精神”和“物质”这两方面的成分。因为“文化是人类适应环境与创造活动及其成果的总和，其功能有二：其一，文化是人类精神的主体设计者与承担者，是人类自我意识的最高凝聚；其二，文化外化出人类生存、发展所需要的一切物质产品”。〔7〕深圳的移民文化也是如此。
在物质文化的层次上，深圳由于大量采用现代化的生产，其中的科学技术含量日益提高，不断与国际接轨，实施产业升级计划，从而做到了社会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显示出这个城市的世界性和现代性的鲜明特色。不仅在深圳的闹市区，就是在当年的一些“偏僻”地区，现在也不难看到闪亮的霓虹灯，巨型的广告牌，豪华的宾馆、写字楼，大型超市，以及令人眼花缭乱的住宅楼群，等等。这样的物质文化水平，的确对一批又一批到深圳来“寻宝”的移民产生了难以抵抗的诱惑力。
同时，立足于坚实物质基础上的深圳文化，也十分鲜明地体现出新一代移民在社会生活、精神创造和观念形态中所体现的人生意义和价值理想。与国际接轨的现代化大生产，极大地促进了深圳移民与现代西方文化的靠拢，并有力地促进了他们全球视野的形成。如果说新一代移民的传统文化底蕴较薄的话，那么，对西方现代文化的向往和熟悉，则是他们明显的优势。“在深圳移民看来，如何按照国际惯例办事，而不是如何保存传统似乎是更主要的选择；与世界对话，比与传统对话的愿望也更为迫切”。［5］（p.101）
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深圳移民文化在制度文化层面上的特色。人们知道，从历史上看，因为人口迁徙的客观原因而形成的中国移民的类型，一般分为政治型移民、军事型移民和经济型移民三种。“离开了移民史就没有一部完整的中国史，也就没有完整的经济史、疆域史、文化史、地区开放史、民族史、社会史。”〔8〕事实也正是如此。中国的历史疆域奠基于秦汉，后经唐、宋、元、明各朝各代的发展，至清朝的乾隆时期，达到顶峰，形成了一个空前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然而在这漫长久远的年代里，如果没有一代又一代移民的艰辛开拓，那是不可想象的。“边庭流血似海水，武帝开边犹未已。”其实，岂止汉武帝，从秦始皇开始，一直到清代的乾隆，他们曾多少次扩大疆土，屯兵驻扎，设官置守，导致大量的中原移民迁往南方，使得岭南、西南等地区成为中国中央集权的崭新版图。也正是在元、明、清时期达到峰巅的大陆居民对台湾地区的移民和开拓，才使台湾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在制度文化层面上的移民，的确值得研究。
深圳移民的形成在制度层面上具有怎样的特色？深圳的移民，并非是大量人口的纯自然的流动，而是紧密伴随着对国家政策资源的调动。有了中央在深圳建立经济特区这个英明的、历史性的决定，才使得深圳有可能从一个三级小县4万多人，发展到2000年止人口超1000万的大都市。深圳的移民文化，在制度文化层面上除了国家的归属关系，动用了国家的政策资源以外，还在于它的管理方式、组织方式上也有自己的特色，这也是深圳特区的“特”字所在。如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可以根据中央授权自主进行某些立法，建立某些地方性人事制度、企业制度等。这种制度的文化特色，简而言之就是“一方面适应移民社会的内地特点，而寻求在宏观制度背景下的微观的政策性调整；另一方面适应现代经济的运行特点，而寻求对原有的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的局部性突破”。［6］（p.98）应当说，深圳的飞速发展，在诸多原因之中，国家的支持、政策的倾斜、“特事特办”等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三）深圳移民文化所构成的“城市名片”：特有的拼搏精神，以及它的雄心和梦想
作为“一夜城”的深圳，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不但以它的飞速发展、人口急剧增加闻名于世，而且它的异常年轻和“拼命三郎”精神也同样引起国内外的瞩目。
说深圳市“一夜城”，主要是讲它的移民速度之快，正可谓“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仿佛是一夜之间在深圳诞生了一个大都市。如果我们把深圳和其他的国内外移民国家及移民城市相比，则更可以看出它发展的神速。以美国为例，美国自从被欧洲人发现开始，就一直接受外来移民。从1861年到1941年，平均每年有50多万移民移居美国。香港在1841年人口仅为7450人，此后，差不多经过100多年的移民过程，至1998年，人口才大约达到688.72万人。然而，深圳从它的前身宝安县城区而言，仅4万人，整个宝安县也不足70万人。深圳在经过短短20多年的时间，人口就突破1000万大关，实在是一个世界奇迹。更为奇特的是这个城市人口高度的年轻化，平均人口年龄仅为27岁多！如此神速的发展速度，如此年轻化的城市，随之而产生的特点显然就是它的巨大活力、热情和异乎寻常的拼搏和拓荒精神。在深圳人看来，时间就是金钱，速度就是效率，而且他们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这种拼搏精神，虽然也是为了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为了奔小康，然而更重要的还是为了发现自我、实现自我。在深圳人的勃勃雄心中，应当说主要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国富民强的壮志雄心。邓小平同志在多次的南方谈话中，不止一次地重复说，中国人已经穷了几千年了，现在应该有所改变，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带动所有的人过上富裕的生活。在邓小平同志这极其朴素的言语中，不知道蕴含着多少催人泪下的深长含义。人们说移民是梦想的产物，而对梦想的追求和奋斗，才使人奋不顾身地搏命和开拓。正是这种精神、这种意志、这种观念，才是深圳移民文化之魂。深圳人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矫健步伐从传统迈向现代，从农村奔往城市，从地方走向世界！正所谓深圳走向世界，世界了解深圳。也许后来的深圳人会比前人有更好的生活条件；也许在若干年后深圳人也可能进入一种稳定甚至有些保守的生活状态，然而深圳移民文化的精神却不会消失，它会变成一种永远激励人前进的人文传统，而这个传统，将会永远同深圳这块移民的热土共存。
（作者信息：章必功，深圳大学移民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傅腾霄，深圳大学师范学院教授）
〔1〕范春玉：《移民与中国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10页。
〔2〕［荷］彼得·李伯庚：《欧洲文化史》，赵复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339—340页。
〔3〕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4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7页。
〔5〕苏伟光、杨宏海：《内地—香港比较文化的视野》，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3页。
〔6〕周维宏主编：《日本社会学名著译丛》，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64页。
〔7〕张忠利、宗文举：《中西文化概论》，天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页。
〔8〕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1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