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钱锺书的“经子笔趣”说

如前所述，钱锺书将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念拓展为“经、子、集皆心史”。这是试图从“史”的角度会通古今载籍，既有助于拓宽史学研究的视野，也有助于从总体上把握传统人文学。与此相应，他还试图从“文”的角度会通古今载籍，贯通人文之学。

他在分析“易之三名”时指出：“语出双关，文蕴两意，乃诙谐之惯事，固词章所优为，义理亦有之。”[35]也就是说，双关语作为一种有助于营造“诙谐”表达效果的修辞手法，不仅为文学家所擅长，也会出现于严肃的哲学著述。

在《管锥编·老子王弼注》第十七则中，钱锺书解释《老子》第七二章中“夫唯不厌，是以不厌”这句话说，这里的“厌”字“一字双关两意”，第一个“厌”，是“餍足”的意思，第二个“厌”，是厌恶的意思[36]。串起来讲，“夫唯不厌，是以不厌”的意思是说，只有不过于满足，才会不讨厌，比如，美食吃得太多，就会感到厌倦，少吃点，才会更加喜爱。唐代散文家元结在一篇铭文中也借助“厌”字的双关意，表达过相似的意思，他说：“目所厌者，远山清川；耳所厌者，水声松吹；霜朝厌者寒日，方暑厌者清风。於戏！厌，不厌也；厌，犹爱也。”[37]这里的“厌”，就是“不厌”，就是“爱”，所以“爱”，是因为远山清川，水声松吹，霜晨寒日，暑天清风，皆有动人之美，却都超逸淡远，怡人而不媚人，不会令人厌倦。对于《老子》第七一章中的“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说，钱锺书解释说：“第一‘病’即‘吾有何患’之‘患’、‘绝学无忧’之‘忧’，第二、三‘病’即‘无瑕谪’之‘瑕’、‘能无疵乎’之‘疵’。患有瑕疵，则可以去瑕除疵以至于无。”[38]

在举例说明《老子》这一“义理之书”中亦有诗文中常用的双关手法后，钱锺书进一步指出：

涉笔成趣，以文为戏，词人之所惯为，如陶潜《止酒》诗以“止”字之归止、流连不去（“居止”、“闲止”）与制止、拒绝不亲（“朝止”、“暮止”）二义拈弄。哲人说理，亦每作双关语，如黑格尔之“意见者，己见也”（Eine Meinung ist mein），毕熙纳（L.Büchner）及费尔巴哈之“人嗜何，即是何”（Der Mensch ist，was er isst），狡狯可喜，脍炙众口，犹夫《老子》之“道可道”、“不厌不厌”、“病病不病”也。经、子中此类往往而有。[39]

盖修词机趣，是处皆有；说者见经、子古籍，便端肃庄敬，鞠躬屏息，浑不省其亦有文字游戏三昧耳。[40]

这两段话的意思是说，文人与哲人，审美与思辨，并非判然两分。哲人可以有文人心性，思辨中可以融入审美元素。例如，哲人在说理时，也会像文人一样，讲究“修词”，追求“机趣”。黑格尔所谓“意见者，己见也”（Eine Meinung ist mein），毕熙纳（通译“毕希纳”）及费尔巴哈所谓“人嗜何，即是何”（Der Mensch ist，was er isst），《老子》所谓“道可道”、“不厌不厌”、“病病不病”，就是明证。钱锺书在这里引用了两句德语原文，其中，Meinung是指“意见、看法、观点”，mein是物主代词，意为“我的”，由于一个人的意见、观点往往局限于自身的视野，所以，貌似客观的意见往往是个人的主观看法，黑格尔所谓“意见即己见”，正是有见于此，巧合的是，Meinung一词中恰好嵌着mein这个物主代词，黑格尔见机而作，构造出了Eine Meinung ist mein（本意为“意见是我的”）这个颇具修词机趣的说法，巧妙而精警。毕希纳、费尔巴哈所谓“Der Mensch ist，was er isst”，也同样巧妙，句中的ist是“是”（sein）这个动词的第三人称现在时直陈式，isst则是“吃”（es-sen）这个动词的单数第三人称现在时直陈式，Mench意为“人”，was意为“什么”，全句的本意是“吃什么，像什么”，类似袁枚所谓“读书如吃饭，善吃饭者长精神，不善吃者生痰瘤”[41]。妙的是，ist、isst不但形近，而且音同，通读全句，不但能体会到人之所嗜决定人的本质这一深刻哲理，也能感受到哲学家的诙谐笔趣，令人会心一笑。汉语修辞学里有所谓“析字格”，包含化形、谐音、衍义三类，毕希纳、费尔巴哈的“吃什么，像什么”之说，可以说是综合运用了化形、谐音这两种手法，所以具有比较突出的修辞效果。

钱锺书提醒研究者注意中外哲学家的修辞与笔趣，除了说明“文字游戏”不限于文学作品、修辞研究应从文学文本扩展到哲学文本以至历史文本之外，还有更大的关怀。从《管锥编》所评十部大书横跨经、史、子、集四部，以及他在研究思路上的打通文、史、哲三科着眼，钱锺书应当具有从审美研究出发会通中国古典人文学的愿心和抱负。他所谓“涉笔成趣”，经、子中“往往而有”、“经、子古籍”亦有文字游戏三昧”，显然是要打破经、子之学与词章之学的壁垒，融义理、考据、词章于一体。这种治学理念深合于“章氏文史之义”，也可以视为钱锺书对章学诚史学思想的传承发展。

章学诚主张打通经史，打通义理、考据、词章之学，超越经师、文人、理学家之壁垒，以求周孔之道。他指出：

训诂章句，疏解义理，考求名物，皆不足以言道也。取三者而兼用之，则以萃聚之力补遥溯之功，或可庶几耳。……义理不可空言也，博学以实之，文章以达之，三者合于一，庶几哉周、孔之道虽远，不啻累译而通矣。顾经师互诋，文人相轻，而性理诸儒，又有朱、陆之同异，从朱从陆者之交攻，而言学问与文章者又逐风气而不反，庄生所谓“百家往而不返，必不合矣”，悲夫！[42]

《骚》与《史》，皆深于《诗》者也。言婉多风，皆不背于名教，而梏于文者不辨也。故曰必通六义比兴之旨而后可以讲春王正月之书。[43]

在第一段引文中，章学诚再次强调指出，治学、治史的目的是求道、明道，也即还原“周孔之道”。因此，探究“义理”为治学、治史之第一义，“训诂章句”、“考求名物”只是手段，并非治学、治史的目的。由于“训诂章句”、“考求名物”等实证研究需以“博学”为基础，所以章学诚说，“义理不可空言也，博学以实之”。在“博学以实之”之外，还要“文章以达之”，也就是说，治学并非创作，讲究词章并非其目的，只是为了让义理之思得以准确传达，即孔子所谓“辞达而已”[44]。换句话说，在经史研究的范畴内，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皆以求道、明道为指归，三者不可分割，必须“合于一”。章学诚所谓“必通六义比兴之旨，而后可以讲春王正月之书”，意为只有通晓《诗经》的赋比兴等修辞手法及其“言婉多风，皆不背于名教”的风格特征，才可以讲解《春秋》这部经书（清赵翼曰“《春秋》每岁必书‘春，王正月’”[45]）。此说固然是从维护“名教”的角度立论，但也揭示了词章之学与义理之学的内在联系。但当时学界的现状却是“经师互诋”、“文人相轻”、“性理诸儒”“交攻”，有如庄子所说的“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章学诚因而有“悲夫”之叹。

钱锺书在分析“易之三名”时，引用苏轼《前赤壁赋》中的文句“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解释易理，然后指出：“词人妙语可移以解经儒之诂‘易’而‘不易’已。”[46]（详见本书《“易之三名”的悖反修辞及其哲学依据》一文）类似的说法有，“文人慧悟逾于学士穷研”[47]、“词人体察之精，盖先于学士多多许矣”[48]、“诗人心印胜于注家皮相”[49]、“秀才读诗，每胜学究”[50]、“词人一联足抵论士百数十言”[51]。他又在解析《列子张湛注》“用之不勤”一句的注释后强调指出：“训诂须兼顾词章、义理。”[52]由此可见，钱锺书和章学诚一样，也对“百家不合”的学术现象深感忧虑，他因此发扬“章氏文史之义”，力倡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的融通。他和章学诚的区别在于，章学诚以探求“周孔之道”为治学目标，而他研读经子古籍之际，不光有求道之心，也致力于探究其中的“文字三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