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关于陈之遴的研究
文学研究者对陈之遴的关注始自对冠绝明清的一代女词人徐灿的研究，陈之遴原配早逝，继室徐灿陪他走完了一生的时光。现代学者自黄裳《拙政园诗余跋》开始便试图根据陈之遴的生平履历解读徐灿的诗词[2]，此风开启之后便一直蔓延到今日。有关徐灿的研究成果可谓连篇累牍，陈之遴的行年情况是这些研究徐灿成果的根基所在，然而这些研究对陈之遴的了解往往只是局限在《贰臣传》中那篇不足千字的《陈之遴传》，一个本应处在中心地带的人物就这样成了一个被捎带研究的边缘人。在陈之遴研究方面，黄裳《拙政园诗余跋》还开启了一种风气，那就是一旦身为贰臣，便一定是亡国之悲淡薄，其文字也就“不足观”了。在摸排清楚陈之遴行年之后再细读《浮云集》文本，就会发现此念非矣。黄裳精于清代版刻，于各类清代文献多有目验，在捎带研究陈之遴时他从大量自己经眼过的清代笔记和私史中检得数条关于陈之遴的记载，也很重视《清实录》等史料，可惜研究徐灿的学者在关注陈之遴时对此鲜有继承。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钱仲联纂《清诗纪事》时搜辑了清代和民国时期数种诗学及目录学文献中对陈之遴诗歌的评价内容。在专门研究《浮云集》诗歌风格和陈之遴清诗史地位的学者中，在史料的发现方面至今未见能突破《清诗纪事》中所载诸条者。
陈之遴在文学研究者笔下走进中心地带始于马大勇《清初庙堂诗歌集群研究》[3]，此书所长在于对陈之遴诗歌的内容和风格的评价，但由于陈之遴在这部书中处于“附论”的地位，有关文字的粗疏也就可想而知。如“九逵冠盖真如戏，七尺须眉怪尚男”一句，见于《浮云集》卷七《感旧》，作于陈之遴顺治十五年（1658）四月下狱后，写的是过去父亲下狱自己上下奔走，现在自己下狱儿子上下奔走，皆不见门生故旧前来搭救的人生如戏和炎凉。此书则称其“大抵作于居留东北的最后十年”，“写贰臣心事，有足悲者”，又称“此二句《浮云集》中未见”。陈之遴流徙盛京满打满算不过八年，何来“最后十年”之说？又陈之遴共有六子，此书则称“素庵有子四人”。同期同类群体研究成果还有白一瑾《清初贰臣士人心态与文学研究》[4]，白一瑾看到了“陈之遴并非对明朝毫无感情”，提出对陈之遴而言“与故国之相思伴随的，也多少有些对于自身失节仕清的隐约的愧意”，而在其“‘悔往’的内容中，是否有对当年仕清的悔恨，不得而知”，这都是相当中肯的结论。但此书毕竟是群体研究，也未把陈之遴作为群体中的核心来对待，故同样出现了马大勇那样的失考之处，白一瑾对《浮云集》卷三《杂诗》的解读即为一例。该诗作于陈之遴仕清后初入翰林院任职时，写的是他目睹了记忆中的翰林院“故房”在农民军进宫后的残颓而生发的亡国之悲。此诗较长，前四句“猗彼初生葵，敷华迨朝阳。君子昔采择，御轮盛龙光”，所写为陈之遴崇祯十年（1637）中榜眼后入翰林院之事。白一瑾则认为此诗作于顺治十三年（1656）陈之遴被以原官发盛京居住时，并通过这四句诗得出结论：陈之遴“是以极为真挚的感激涕零乃至士为知己者死的心境，投身于清政权中的”。显然，这是对陈之遴的误读。以上两书凡此种种，是为群体研究的通弊，不可过求。
文学研究者对陈之遴的专门关注还有刘丽《陈之遴其人其诗》这篇论文[5]，她的贡献在于开始平和地看待贰臣陈之遴的亡国之悲，所失则是由于缺乏对陈之遴生平事迹的深入考察和对古诗词语义系统的理解，从而在诗歌系年和解读方面出现了一些有待商榷之处。如《浮云集》卷五《冬日书怀同汉槎作》“长空横断雁，故国杳双鱼。谁道颠连久，方今患难初。名污轻性命，身废怨诗书。他日重携手，应连万死余”一诗，此诗作于顺治十五年（1658）陈之遴等人在狱中度过的冬至日，此时二人都已得知自己将要流徙东北。诗意如下：两人下狱都已超过半年，故其对吴兆骞言“谁道颠连久，方今患难初”。和即将开始的边塞流徙生涯遥遥无期的痛苦相比，这半年多时间所遭受的困顿连“患难”都算不上。真正的患难在后面，二人半年多来在狱中经受了这点小挫折就因为名污而轻性命，因为身废而怨诗书，现在想来真是可笑。时过境迁二人若能再次相见，那一定是在历经无数次九死一生的磨难之后。可以看出，诗题和诗中各联皆是站在二人并列的视角，同时叙述二人之事，同时记录二人之“怀”。吴兆骞并无仕清之举，故“名污”非谓贰臣之污，则“名污”、“身废”为互文之语，皆指沦为流犯一事，别无他意。而此文却称“此诗从文字看是描写自己在戍所的孤凄生活，抒发对科举入仕带来灾难后果的感慨……细品‘名污’二字……可见陈之遴内心深处对仕清应有自责、内疚之情”，不仅系年有失，而且隔着贰臣这层纱帘对陈之遴进行了过度解读。此文对卷八《冬夜》“相韩家世羞先烈，入洛声名误盛时”的解读也存在这种情况，不再赘述。
台湾大学中文系2009年饶芷瑄的一篇硕士学位论文将陈之遴研究带入了一个新境地[6]。饶芷瑄的论文正文字数超过25万字，首次综合运用官修史书、大内档案、方志家谱、笔记杂史及亲友之诗文集等研究陈之遴的生平，并以此解读《浮云集》文本。该论文使我们不禁讶异于一名硕士研究生对明清史料的检索本领之大和阅读面之广，因为占有了大量的史料，所以文中首次发现和面对了有关陈之遴生平的一些问题：崇祯十二年（1639）陈祖苞死后产生的陈之遴“弑父”说、回海宁乡居时遭遇的家资被掠和父祖之柩被毁这一变故；崇祯十七年（1644）出仕弘光政权时与潞王徙湖州的关系、为父亲正名的努力；顺治二年（1645）的降清过程；顺治四年（1647）仕清后陈之遴所涉及的与党争冲突有关的火神庙案、阿拉善参劾案、李应试案、任珍案、陈名夏案，以及陈之遴的政治建树；陈之遴顺治十三年（1656）、顺治十五年（1658）两次流徙盛京的一些情况等等。所惜则是陈之遴生平没有成为饶芷瑄关注的重点，因而她在面对大量史料时匆匆而过，仅是对陈之遴的生平进行了蜻蜓点水式的简要梳理和轮廓勾勒，这也导致在对《浮云集》诗歌的系年和解读方面出现了马大勇和刘丽所面临的那些问题，论文写作时的青春年少也成为她在体验陈之遴诗歌时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饶芷瑄对《浮云集》文本的研究表现出一个明显的倾向，她是通过陈之遴来研究《浮云集》，而非通过《浮云集》来研究陈之遴，这与我们对《浮云集》文本的研究指向恰好相反。
相对于文学研究领域，史学研究领域对陈之遴生平的研究就显得更加审慎、扎实和牢靠。史学界初次留意到陈之遴是谢国桢在其《清初东北流人考》中[7]，接下来是邓之诚，再往后便是林永匡、李兴盛、张玉兴这一代学者的专门研究。谢国桢是现代史学界首次梳理陈之遴生平者，垦荒之作难免疏漏，却字字有据。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所考陈之遴生平大致不出《清史稿·陈之遴传》，论诗颇为中的，然而其所谓“其人不足道”则未免有失武断[8]。《贰臣传》对陈之遴降清前的经历并无记载，对降清后的有关事迹也文字简略，类似今日之简历。《清代人物传稿·陈之遴传》由林永匡在20世纪80年代上半叶完成[9]，虽亦脱自于《贰臣传》，但依据《清世祖实录》、《明清史料》丙编所存题本、揭帖等对陈之遴降清后的经历进行了重新梳理，据陈之遴《浮云集》中的一首词和自序考证了其生卒年，据明末清初徐树丕《识小录》、谈迁《国榷》对陈之遴降清前的事迹也略有所考。林永匡所作传记虽然翔实，但限于当时的学术条件和体例限制，还是留下了不少待正待补之处。同样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张玉兴《清代东北流人诗选注》[10]、李兴盛《东北流人史》[11]都对陈之遴的生平略有所考，张玉兴在《清代东北流人诗选注》中也对《浮云集》中涉及辽东风物和境遇的一些诗歌进行了注解。李兴盛退休十余年来仍致力于东北流人的研究和流人文献的整理工作，近年来又整理出版了校点本《浮云集》[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