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可划分为“两个阶段”的估计，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重要思想源头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理论基石。尽管毛泽东时代后期在对社会主义发展进程的理解上，以及在一些政策措施上有过“超阶段”的失误，但他在总结这些曲折发展及其经验教训以后，提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6]在这里，毛泽东明确提出了“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的设想。可以认为，这个设想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源头。
大家知道，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关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历史定位，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虽然早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曾经提出过“只能逐步改造现今社会”[7]的过程论思想，并且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也曾预言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有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之分，但对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是否还要进一步划分小阶段，因为他们尚未面对这种实践要求，也就没有涉及。
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认为苏维埃国家“在剥夺了地主和资本家以后，只获得了建立社会主义那些最初级形式的可能”，也说过“社会主义是直接从资本主义生长出来的社会，是新社会的初级形式”[8]。这里讲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形式”，可能包含有对社会主义作出阶段性划分的思想，但未能引起重视。相反，从斯大林到他的后继者，都不同程度地看短、看易了社会主义，看近、看低了共产主义。苏共和斯大林领导苏联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在苏联初步实现工业化之后，就于1936年宣布建成了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进而于1952年在苏共十九大上提出“要建成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任务。斯大林逝世以后，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但就是不否定苏联急于要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主张。相反，他的调门更高。赫氏在苏共二十一大上提出，苏联在1959年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时期”[9]。
可以说，“超阶段”和急于求成地建设社会主义，甚至主张迅速过渡到共产主义，是当时社会主义各国的普遍现象。我国在“大跃进”年代，一些人想“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也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发生的失误。然而，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其敏锐的政治眼光看到了我国在“大跃进”中所犯的错误，是超越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他于1959年12月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主张中国应由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转向社会主义的第一阶段，即建设“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很显然，这同邓小平在28年后所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10]的论断，不仅在语言表达上极为相似，就是在思想内容和精神实质上也有相通之处。因为，后者是对前者的继承和发展。
必须看到，从毛泽东的认识转变，到产生社会主义的“两个阶段”的划分，再到新时期提出和形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体现了我们党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及其规律认识的深化。而这方面的正确认识的形成，表现为一种曲折的过程。
自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党和毛主席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对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估计，还是比较谨慎、冷静和客观的。1954年6月，在主持和指导起草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时，毛泽东谈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和发展历程。他指出：“我看，我们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需要经过五十年即十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像个样子了，就同现在大不一样了。”[11]1955年10月，在一次座谈会上，谈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要赶上和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时，毛泽东又说：“究竟要几十年，看大家努力，至少五十年吧，也许七十五年，七十五年就是十五个五年计划。”[12]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之后，毛泽东在会见列席八大的一个外国代表团时，讲到要使中国变成一个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说“需要五十年到一百年的时光”[13]。至此，毛泽东对我国摆脱不发达状态、建成富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设想，就这样由50年延长到75年，再延长到100年。这表明，我们党和毛主席对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艰巨性、探索性和长期性的认识，是一步步地在深化和前进的。
但是，当历史行进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由于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实现所产生的骄傲情绪，由于在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中“左”倾思想抬头，党和毛主席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作出了过于乐观、急于求成、脱离实际的估计。这年4月，他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写道：“由此看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毛主席在送出此文时，在写给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一封信中，“还说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说‘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五到十年的余地。‘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14]
但很快，“大跃进”在实践中的挫折和失败否定了这种过于乐观的估计。它促使毛主席在总结经验教训中认识到，“现在看来，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急，十分急了办不成事，越急越办不好，不如缓一点，波浪式地向前发展”[15]。到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他又总结说：“对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实践使毛主席得出这样一个重要判断：“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16]这就意味着，毛主席到这时已经认识到，中国要经历他所说的“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大约需要一百多年的时间。很显然，多年后所创立的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也正是基于这个思想脉络而提出和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