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圆满地完成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第一阶段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并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在这一通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中有着丰富的历史实践、历史经验和历史启迪。
毛泽东曾担任过中国国民党的代理宣传部长。以他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社会主义者即第一代共产党人,坚定地学习和实践俄国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和经验,实行革命的统一战线,坚决而广泛地联系和团结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共同发动了从“五卅”反帝运动到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的大革命运动。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无产阶级积极参加并推动这一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走向高潮,从而也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第一个历史高潮,以城市无产阶级为主体和夺取城市的武装斗争为主要特点。在这一高潮中,毛泽东以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深入理解,躬身实践国共合作的大革命运动,以清醒的思维、明晰的笔触写下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率先认识到,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应以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贫苦劳动农民为主体、为革命的主要力量,从而为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转型做好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上,19世纪时期,有二三十年斗争经历的法国和德国的工人政党,不能对农村和农民作阶级分析,轻视农民,走一条只把农民当作选民来获取国家政权的道路。恩格斯分析他们,“没有找到接近农民的正确方法”[5]。列宁领导俄国布尔什维克历经一二十年的斗争,因自身力量单薄而联合以农民为主要力量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共同夺取政权。毛泽东在中国社会主义运动起步的短短几年里,通过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并把握了中国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中国社会主义运动起步阶段即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贡献和历史文献。历史昭示,在那个年代的中国,谁把握了农民,谁就把握了中国革命及其未来。这标志着毛泽东在中国第一代共产党人里率先成熟了。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在它的初始阶段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就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这是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不同于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一大特点,也是一大优点。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伟大功绩之一,是他把这一优点坚持了下来并发扬光大了,结出了丰硕的历史成果。
尽管中国第一代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人在1927年的大革命运动中失败了,但是他们得到了锻炼,获得了属于自身的宝贵经验。由此,当历史转折的机遇一旦出现,已经为中国社会主义运动转型做好准备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通过发动秋收起义等掀起了土地革命。他们认识到“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响亮地提出“反对本本主义”口号,[6]深入农村、扎根农村,广泛地发动和团结农民,以乡村为革命的主要战场,创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新型人民军队,开辟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始独立探索中国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正是在土地革命战争中,中国第一代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人获得了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的信任,建立起牢固的工农联盟,从而取得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权,为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和其后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初步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世纪30年代初,在江西农村革命根据地成立的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标志着以农民、农村为主体和特点的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第二个历史高潮,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转型成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存在的时间只有短短几年,但它却是未来新中国诞生的先声,是新中国破土而出的伟大预演。它如同夜空的闪电和雷鸣,在风雨如磐的黑暗中国,使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的中国人民,第一次看到了社会主义新社会即将诞生的曙光,第一次听到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即将到来的惊天吼声。
我们不在这里详细阐述这次中国社会主义运动从城市向农村成功转型,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和理论史上的伟大贡献和深远历史意义。在这里仅提出,正是在这次伟大的历史性转型中,毛泽东经过艰苦探索,找到了在中国如何建设一个坚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道路。产生于1929年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即“古田会议决议”,是毛泽东锻造的解决在中国建设一个坚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这一重大问题的金钥匙。毛泽东解决了马克思、列宁不曾解决的,在农村的社会环境和小农的世界里,如何把小农、小资产阶级教育和改造成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四军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但是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大会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指出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其纠正的方法,号召同志们起来彻底地加以肃清。”[7]这其中,“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这句话,是古田会议决议的“眼”,这句话的极端重要性在于:一方面,只有弄清楚了红军政治思想工作的主要对象是谁,以及这个对象有哪些问题,党的建设及其政治思想工作才能有的放矢;否则,将无从下手,连“门”也进不去;另一方面,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民人口众多的国度里,红军的政治思想工作,中国共产党建设的一个重大任务,就是把出身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战士,改造和培养成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即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政治、政党都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属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领域。如果你不是从无产阶级反对各种非无产阶级,特别是从反对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方面,自觉而明确地思考和从事党的建设及其政治思想工作,那么同样,你连“门”也进不去。无疑,只有明确和解决了政治思想工作的对象及其问题,政治思想工作才能成为教育人、改造人的手段,才能成为实现党的各项任务的工具。《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讲明了红四军政治思想工作的对象、任务和目的,实际上也是阐明了党的建设的基本问题。因而它的作用、影响和意义,超出了一个红四军的范围,而是成就了整个红军的党的建设,从而成就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也就成就了作为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第一历史阶段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20世纪30年代末,抗日战争时期,在陕北延安成立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及其领导的遍布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的抗日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延续与转型。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创立“三三制”形式和特点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根据地政府,是未来新中国的政治雏形,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第三个高潮。这次运动的高潮与前两次相比,特点在于它的广泛性和延续性。所谓广泛性,是指与第一和第二次高潮相比,社会主义运动的规模不再是区域性的而是全国和全民族的;所谓延续性,表现为运动兴起之后没有从高潮跌落下来,而是继续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历史台阶和历史阶段,与后来的社会主义革命相衔接,直接升入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第二个历史阶段即社会主义革命阶段。
在抗日战争结束的时候,已经没有任何社会力量能够阻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其原因在于,在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第三次高潮里,毛泽东全面掌握了制胜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第一阶段即资产阶级革命阶段的三个“法宝”:“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毛泽东把“三大法宝”视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绩,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成绩”。[8]“三大法宝”,是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第一个历史阶段最宝贵的历史经验和精神财富,是毛泽东在探索通往社会主义道路上,为打通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而作出的伟大历史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