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建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基础
新中国建立前，毛泽东就指出，接管城市后，必须把工农业生产提到重要位置。新中国建立后，他抓农业，抓工业，抓科技，抓两弹一星，抓治水，关心三峡工程，抓五年计划，更十分关心群众生活。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通过几个五年计划，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明显地改变了旧中国的落后面貌，奠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基础。
一五时期，由国家投资，集中全社会的力量，建设起了一批新的大型重点国有企业。当时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80%上马，除外又安排了694个重点项目，包括694个工业项目，252个农田水利项目，220个运输邮电项目，156个文教卫生项目，118个城市公用项目，总投资531亿元。这些项目都是处于国民经济关键领域的基础性工业，是为国民经济提供关键设备、能源、工业原料和消费品的。它们的建成投产，填补了我国工业的空白，奠定了我国现代工业基础。这些项目在新中国成立后的60多年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其中不少企业至今仍是国民经济的重要企业和顶梁柱。
当时建设效率和效益很高。1953—1957年有595个重大项目建成投产。许多项目一年到一年半就可投产，平均3年半可全部收回投资。这样的建设速度和效益，旧中国不可能做到，一些西方国家也难以做到。工业总产值由1952年的343.3亿元发展到1957年的783.9亿元，提高了1.28倍；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由1952年的43.1%上升为56.7%。
1957年一五计划完成后，由于缺乏经验，出现了急于求成，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在生产关系上不顾国情追求“一大二公”的两种“左”的重大失误，尔后又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直至发动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我国社会发展遭受严重挫折。然而，即使在这期间，尤其是1956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的10年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仍然取得了巨大成就。工业、科学技术和基础设施建设有重要进展，在农村搞了相当多的农田水利工程、农田基本建设和科学实验，国防工业有重大发展。
新建成一批大中型重点国有企业和重大项目，形成了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二五到四五计划这20年中，新施工的项目达9470个，全部建成投产的项目达3016个；新增固定资产3635亿元，新增固定资产量相当于1952年国有企业全部固定资产（240.6亿元）的15.1倍，相当于一五时期新增固定资产的7.9倍。通过建设，工业和基础设施能力有显著增长。许多新的工业部门，如矿山设备、冶金设备、发电设备、高精度机床、汽车、飞机等制造业，以及新兴的石油化工、电子等工业，从无到有，逐步发展起来。许多知名的大型工业项目和公共基础建设设施，像大庆油田、胜利油田、大港油田、马鞍山钢铁公司、攀枝花钢铁公司等，都一一在杂草丛生、一无所有的空地上矗立起来。机械工业、化学工业、电子工业、基础设施长足发展。成昆铁路、包兰、兰青、兰新、川黔、桂黔、贵昆、湘黔、湘桂铁路，南京长江大桥、林县红旗渠、新丰江水电站、淠史杭灌区工程、江都排灌站等，在这一阶段都一一建成了。这期间，研制成功和发射的“两弹一星”，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发射成功定时收回，研制成功第一艘鱼雷核潜艇，震惊了世界，使一向轻视中国的西方世界不得不对我们刮目相看。
由于新建成投产了3000多个重点企业和骨干项目，我国工业落后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个包括重工业和轻工业、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民用工业和国防工业在内的比较完整齐全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基本形成，我国由一个缺这少那，多数现代工业处于空白的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为具有一定水平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家。
这一时期，农村还依靠集体的力量进行了相当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成就斐然，为以后的农业发展打下了基础。这一阶段主要依靠集体力量治理江河堤坝，共新修堤防16.4万公里，相当于环绕地球四圈；兴修水库82000多座，总库容4000亿m3；建成一批稳产田和水浇田，全国水浇田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重由1956年的9.1%，上升到1961年的10.1%，1967年的12.2%，1970年的14.3%，1975年的20.7%和1977年的22.4%。搞了不少农业技术推广。三年困难时期，发现农田种子混杂退化，1964年，利用集体的力量，建立种子繁殖场和良种站。据湖北、山东等11个省的统计，建立种子田的生产队有88万个，占生产队总数的46%；有7500个公社建立了良种场，占公社总数的1/4。全国推广以县良种场为核心，大队良种场为桥梁，生产队种子田为基础的三级良种繁育体系。1975年，全国有1140个县建立起这种四级网络，四级农业科技队伍有1100多万人。培育出“广场矮”“珍珠矮”等一批良种以及抗锈能力强、产量高的水稻、玉米、小麦和棉花新品种，对抵抗病出害，增加产量起了明显的好作用。
这一时期，还有一个突出成就，就是进行了“三线”建设。1962年，毛泽东强调指出：“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要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他说：如果大家不同意这么做，我就到成都、西昌开会。西昌不通汽车？不通，我就跨毛驴下西康。搞攀枝花没有钱，我就把工资拿出来。[27]根据这一战略思想，加大了内地特别是“三线”的基本建设投资，内地和三线地区的工业迅速得到发展。从二五计划开始，每一个五年计划国家对内地的固定资产投资额都高于对沿海地区的投资额，其中对三线的投资额大都高于对沿海地区的投资额。1964—1977年在三线建设了1100多个大中型国有工业企业和科研、院校，形成了重庆、西安、成都、贵阳、汉中、昆明、兰州、西宁等一批新的工业基地和工业科技中心，这些原来工业一无所有或工业极为薄弱的地方，有的成为机械工业基地，有的成为能源基地，有的成为原材料工业基地，有的成为电子工业基地，有的成为国防工业和尖端技术研发基地。从那时以来，这些地区一直是我国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的经济中心，对带动广大内地经济发展，支援和促进全国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最为突出的是机械工业、原材料工业、能源工业和国防工业。1957—1965年，在三线地区新建了124个国有大中型机械工业项目，新建钢铁企业984个，新建了945个有色金属企业，使“三线”地区原材料工业生产能力迅速上升。能源工业方面，新开发了贵州六枝、盘县，陕西渭北地区煤炭基地，甘肃刘家峡、八盘峡水电站，湖北葛洲坝水电站，贵州乌江渡水电站等，电力和煤炭产量大幅度增加，为后来“西气东输”“北电南送”奠定了基础。
由于林彪等人的干扰和瞎指挥，搞“山（靠山）、散（分散）、洞（进山洞）”，三线建设花了不少冤枉钱，受到不小本来可以避免的损失。但整体说来，三线建设对于改变我国工业布局，改变内地经济落后状态，促进全国经济平衡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尤其是在这些过去“一无钢，二无铁”，地域辽阔，资源丰富，人民聪慧，少数民族众多的地方，建起一批国有重点骨干企业，对确立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合理开发利用当地的资源，带动当地和全国经济发展，改善广大少数民族兄弟的生活，意义重大。可以说，如果没有当年的三线建设，在那里摆了上千家大中型企业，就不会有今天的西北和西南，也不会有今天西北和西南对全国发展的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