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探索萌芽：谈文论艺觅“美踪”

从1929年入清华大学始，至1938年于英、法留学归来回母校清华任教止，这近十年的时间是钱钟书平静安逸的学生时代[1]，也是其文学批评生涯的初始时期，《小说琐征》、《一种哲学的纲要》、《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作者五人》等一系列论文及书评开启了他的批评之路。在这一时期，他的批评思想还处于探索萌芽阶段，主要聚焦于创作中的具体问题，以寻觅和鉴赏艺术之美为基本旨趣，虽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纯经验的随心所欲，但已经萌生了探测人的心性灵魂的治学情趣、中西文学平行映发的批评意识以及挑战权威的学术个性。

以“中书君”为名发表的考据性文章《小说琐征》，是目前所能见到的钱氏较早的学术论文。该文将前人的笔记、小说、诗话、文集、经书、佛典与戏剧中的某一故事的相似记载摘录出来，进行考证比勘，探求这些故事的实际来源。如据他考证，《西游记》中“比丘怜子遣阴神，寻洞擒妖逢老寿”这一情节，并非如焦廷琥《读书小记》卷下中所说出自《旧唐书·杨虞卿传》，而很可能是取材于唐人张读的《宣室志》；《儿女英雄传》第三十九回记安老爷至邓家庄祝寿一节中，安老爷解释《论语》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言志的话，实际上全袭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二十四《论语解》四章之一中的见解。[2]这些用归纳、演绎、排比等方法作出的探求索引严谨缜密，初步显示出了钱钟书渊博的学识以及注重文本细读与“连类”打通的治学情趣。

钱钟书在学生时代发表最多的是书评，这些书评风格迥异，或诗人式的浪漫抒情，或学者式的通达睿智，或散文家式的通俗直白，显示出了他“多面手”的批评潜质以及“零星随感”式的批评方式特征。从这些引领着他走上批评之路的“随心所欲”之作中，我们可以窥见他批评思想的些许萌芽。

其中，《美的生理学》一文显示出了他对心理学批评方法的兴趣与见识，为其日后恰当娴熟地运用心理学理论进行具体的文艺批评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文章以瑞恰慈的《文学批评原理》为例，提出文学批评如要达到准确性，并非仅仅靠吟啸于书斋之中，一味“泛览乎诗书之典籍”可以了事的，还应适当地借鉴心理学等科学方法与成果。《落日颂》一文强调创作主体审美心理体悟的深化，显示出了他注重探讨作品美感特质及作家审美心理体验的批评观念。文章认为，要使作品达到蕴藉隽永的审美效果，除了注意字句和修辞之外，还要经过多年“性灵的滋养和潜修”，以改变“拜伦式”的怨天尤人的态度，“要和宇宙及人生言归于好，要向东方的西方的包含着苍老的智慧的圣书里，银色的和墨色的，徜恍着拉比（Rabbi）精灵的魔术里找取通行入宇宙的深秘处的护照，直到，直到从最微末的花瓣里窥见了天国，最纤小的沙粒里看出了世界，一刹那中悟彻了永生”[3]。《旁观者》一文初步阐述了钱钟书的文学本体认识，奠定了他日后所形成的“大文学”观的思想基础。文章强调，文学是时代历史发展中各种平行的意识形态因素之一，“政治、社会、文学、哲学至多不过是平行着的各方面，共同表示出一种心理状态”，这些因素彼此之间原初没有前因后果的关联，而是相互“映射阐发”[4]。《作者五人》一文满怀憧憬地表述了他的研究梦想：要写一本讲哲学家的文学史，“一切把糊涂当神秘、呐喊当辩证、自登广告当著作的人，恐怕在这本梦想之书里是没有地位的——不管他们的东西在世界上，不，在书架上占据着多大地位。所以，你看，这本文学史是当不得人名字典或点鬼簿用的”。[5]

这些书评文笔老到、笔锋犀利、说理透彻、旁征博引，虽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阅读和欣赏的范围之内，带有某种随心所欲的色彩，有许多少年意气风发的“老老实实，痛痛快快的一偏之见”，但却以自由清新的学术尝试摆脱了传统观念的束缚，以独立灵通的学术观念进行着思想的自我蜕变。由这些书评，我们不难看出他早年纯正的学术态度与审美倾向性。

从批评实绩来看，学生时代的钱钟书已经初步显现出了无锡及“海派”学人典型的研究取向，即对于现象具有一种自发的形而下的体认。他把尊重现象及微观考察视为文学批评活动的根本出发点，往往将自己的理论观点寓于具体现象的考辨之中，而不直接谈根本的理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6]却是集中阐发理论的例外之文，颇值得关注。该文通过对“文学”、“诗”、“文”等不同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分析，通过对传统诗、文的文体职能与各自特征的考察，驳斥了周作人所提出的中国文学史上存在着“载道”与“言志”两种思潮交互循环的观点。文章指出，在传统文学中，诗、文“分茅设”，各有各的规律与使命，它们“在传统的文学批评上，似乎不是两个各各不相容的命题”。以文载道，以诗言志，在同一个作家那里可以“羽翼相辅”，并行不悖。这一阐解不仅有力地纠正了周说的谬误，也显示出了钱钟书所怀有的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怀疑精神。

除此之外，集中阐发钱氏早年批评思想的还有《中国文学小史序论》[7]一文。该文认为，文学演变的历史有着自身的内在因果关系和特殊的审美发展规律，文学研究的重点应放在探究和揭示各种文体作品内在的行文结构、语言表达与艺术境界等方面的美感特质，“考论行文之美，与夫立言之妙”。批评不应将“可歌可泣”视为好作品的衡量标准，“仅以‘可歌可泣’为标准，则神经病态的文学观而已。且如报纸新闻之类，事不必奇，文不必丽，吾人一览标题，即复兴奋，而岁月逾迈，则断烂朝报，无足感人；盖时事切近则易于感激，初不系乎文章之美恶，代移世异，然后真相渐出，现代文学之难于论定者此也；倘仅以‘曾使人歌使人泣’者为文学，而不求真价所在，‘则临猫生子’之消息，皆可为‘黄绢妇幼’之好词矣。”所谓佳作，“能呼起读者之精神魂魄，而复能抚之使静，安之使定者也。盖一书之中，呼应起讫，自为一周，读者不必于书外别求宣泄嗜欲情感之具焉”。而那些“放而不能收，动而不能止，读者心烦意乱，必于书外求安心定意之方，甚且见诸行事，以为陶写”的作品则为劣作。由此可见，钱钟书早年追求的艺术真价是纯文学的完美境界，这种注重文学的审美独特性的批评观念成为其日后批评思想体系的核心。

这一时期，钱钟书还在《天下月刊》上发表了一篇以英文撰写的论文——《中国古代戏剧中的悲剧》。该文以比较文学的视阈来审视中西方戏剧，希望以西方文学作品及理论观念为参照体系，达到重新审视和评估中国古代文学的审美价值与历史局限的目的。他认为，中国古代戏剧缺乏西方戏剧那种内在的悲剧精神，剧作家绝少关注人物在和命运顽强抗争的过程中产生出的普遍不幸与崇高精神，常常展现外在的、表面化的悲剧冲突，而不深入挖掘人物身上可能存在的悲剧性缺陷。据此，他对王国维所持的《窦娥冤》和《赵氏孤儿》“即列之于世界悲剧中亦无愧色”的论点提出异议。在他看来，造成中国古代戏剧的悲剧精神缺失的内在文化原因是：一方面，强调情感与理性、社会与个人和谐统一的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冲突双方的矛盾；另一方面，“消极的、失败主义的，并导致懒散迟钝、逆来顺受的态度”的宿命论也消解了古代中国人面临被命运捉弄时所爆发出来的激烈抗争精神。[8]该文章见解独到、阐解细腻，初步显示出了钱氏开放的学术视野与注重中西方平等“对话”的学术意识。

这种充分尊重中西方文学文化各自的价值与作用，以互识、互释与互补的平等对话来促进异域文化交流的学术意识，在钱钟书剑桥大学的毕业论文中得到了更为充分的体现。钱钟书本来想以“中国对英国文学的影响”为题材进行毕业论文写作，但未获导师许可，只好改作《17世纪及18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该文从影响研究的角度，细致梳理了17、18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深入探讨了其传播的媒介、传播中的文化误读以及英国人观照中国的视角趣味之演变等相关问题。

在文学作品的比较阐释之外，钱钟书也将平行映发的目光投向文学批评。在英国留学期间，在对西方文学文化进一步深入了解的基础上，他以西方美学中的“移情说”为理论参照，认真思索了中国文学批评的特点，完成了一篇极为精彩的学术论文——《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9]该文深入阐发了中国“人化”批评的特点及其文化渊源。文章指出，“把文章通盘的人化或生命化”是中国文学批评里的一个重要特征。这种“人化”根于“移情”的作用，“其实一切科学、文学、哲学、人生观、宇宙观的概念，无不根源于移情作用。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不过是一种比喻的、象征的，像煞有介事的诗意的认识。用一个粗浅的比喻，好像小孩子要看镜子的光明，却在光明里发现了自己”。文章对中国文学批评“人化”特点的准确揭示，发人所未发，具有极大的学术价值，也洋溢着贯穿于钱氏批评著述始终的人文主义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