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曹操的犹豫与抉择
曹操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人物，他是特定历史文化环境造就的一个多面人。
一 曹操的出身
在东汉，宦官是一个十分腐败、糜烂因而人人痛恨、鄙视的集团，而大英雄曹操却出生在这样一个宦官家庭，这对他的政治命运是十分不利的，曹操大概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主动向士大夫靠拢。《世说新语·假谲》记载他“少时尝与袁绍好为游侠”，汝南袁氏四世五公，是当时一流的世家大族，曹操能与袁绍交游，其意义是非同寻常的。同时，曹操也非常注意结交名人，以提高自己的修养和声名。如拜访当时名臣桥玄，并得到他的赏识和鼓励。《魏志·武帝纪》裴注引《魏书》曰：“太尉桥玄，世名知人，睹太祖而异之，曰：‘吾见天下名士多矣，未有若君者也！君善自持，吾老矣，愿以妻子为托。’由是声名益重。”[1]再就是蔡邕，曹丕称曹操与蔡邕有“管鲍之好”，这并不确切，实则蔡邕与曹操有师生之谊。蔡邕于建宁三年辟司徒桥玄府，后又拜郎中，校书东观，此时曹操十六七岁，他仰慕蔡邕并向他学习，是完全可能的。曹操在音乐、书法和四言诗创作上的成就，应该就是师事蔡邕的结果。[2]这样看来，曹操与桥玄及蔡邕都有良好的关系，就不是偶然的，很可能在蔡邕做桥玄掾属期间，曹操同时结识了他们。
稍大以后，曹操要做的，就是要取得“士人”的身份，为将来出仕做准备。《魏志·武帝纪》裴注引《世语》曰：“（桥）玄谓太祖曰：‘君未有名，可交许子将。’太祖乃造子将，子将纳焉，由是知名。”[3]《世语》之说恐不可信，《后汉书·许劭传》载：
曹操微时，尝卑辞厚礼，求为己目。邵鄙其人而不肯对，操乃伺隙胁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操大悦而去。[4]
此处的记载可能更符合实际情况。曹操求许劭给予品评，关心的不是评语的好坏，而是品评这个行为的本身。许劭是当时的名士领袖、品评专家，能得到他的品评，就等于得到士林的承认，获得了“士人”的身份，以后得朝廷察举，便顺理成章了，所以许劭的评语未必很好，曹操仍“大悦而去”。
即使在出仕以后，曹操仍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弥补这种出身上的先天不足。其《让县自明本志令》清楚地说出了自己当时的这种心理：“孤始举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恐为海内人之所见凡愚，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故在济南，始除残去秽，平心选举，违迕诸常侍，以为豪强所忿。”[5]曹操想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表现自己的非凡才能和志欲“除残去秽”的鲜明政治态度。曹操这种向士人善类靠拢的愿望是真诚的，他做洛阳北部尉时，“造五色棒，悬门左右各十余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灵帝爱幸小黄门蹇硕叔父夜行，即杀之。京师敛迹，莫敢犯者，近习宠臣咸疾之。”为议郎时，又上书灵帝为窦武、陈蕃申冤。“太祖上书陈武等正直而见陷害，奸邪盈朝，善人壅塞，其言甚切。”做济南相时，又禁绝淫祀，造福百姓。此外，此时的曹操也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纠正朝廷的弊政，初步显示了治世之能臣的本色。
曹操对自己的出身是非常在意的，因而对于士大夫对自己的态度非常敏感，对那些善待、欣赏自己的人，他充满感激，必思所以报答之；而对那些鄙视自己的人，则充满毒恨，必灭之而后快。如桥玄赏识并鼓励过曹操，曹操终生不忘其恩德。《后汉书·桥玄传》说：
初，曹操微时，人莫知者。尝往候玄，玄见而异焉，谓曰：“今天下将乱，安生民者其在君乎！”操常感其知己。及后经过玄墓，辄凄怆致祭。自为其文曰：“故太尉桥玄，懿德高轨，汎爱博容。国念明训，士思令谟。幽灵潜翳，邈哉缅矣！操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顽质，见纳君子。增荣益观，皆由奖助，犹仲尼称不如颜渊，李生厚叹贾复。士死知己，怀此无忘。又承从容约誓之言：‘徂没之后，路有经由，不以斗酒只鸡过相沃酹，车过三步，腹痛勿怨。’虽临时戏笑之言，非至亲之笃好，胡肯为此辞哉？怀旧惟顾，念之凄怆。奉命东征，屯次乡里，北望贵土，乃心灵墓。裁致薄奠，公其享之。”[6]
这种感激是发自内心深处的，其情感深切、真挚，十分感人，显示出曹操也是一个性情中人。对于蔡邕，曹操也充满感激。蔡邕罹难后，其女蔡文姬流落匈奴，曹操特地派人将其赎回，嫁与董祀，使之终身有托。与此相反，对那些鄙视自己的人，曹操则充满怨毒之情。他可以原谅背叛自己的人，如魏种；甚至可以原谅杀害自己儿子和侄子的人，如张绣，却不能宽恕这些人。《魏志·武帝纪》裴注引《曹瞒传》曰：“初，袁忠为沛相，尝欲以法治太祖，沛国桓邵亦轻之，及在兖州，陈留边让言议颇侵太祖，太祖杀让，族其家。忠、邵俱避难交州，太祖遣使就太守士燮尽族之。桓邵得出首，拜谢于庭中，太祖谓曰：‘跪可解死邪！’遂杀之。”[7]由于这种特殊的身世和世人对宦官的态度，从理性上，曹操敬慕士大夫，并主动结交他们，向他们靠拢；在感情上，他对士大夫的傲慢和自视清高又相当厌恶。后来许攸、崔琰等人的被杀，也主要是出于这个原因。
二 曹操的个性
曹操是个性格多面的人物，对于曹操的个性，人们似乎很难用一两句话说清楚，在他身上，同时并存着多种看上去相互矛盾的性格，这也是他在后世得到许多不同评价的重要原因。
（一）出身宦官家庭却仰慕士大夫
曹操的父亲曹嵩，是宦官曹腾的养子，但尽管如此，曹操似乎秉承的家风还不错。史称其曾祖曹节“素以仁厚”称，其祖父曹腾“在省闼三十余年，历事四帝，未尝有过。好进达贤能，终无所毁伤”，这在当时的宦官中可谓难得。其父曹嵩“质性敦慎，所在忠孝”，但这样的家庭毕竟使曹操从小较少受到礼仪的约束，再加上他不愿受制于人的天性，于是养成了曹操简易通达的性格。《魏志·武帝纪》裴注引《曹瞒传》说：“太祖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被服轻绡，身自佩小鞶囊，以盛手巾细物。时或冠帢帽以见宾客。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沾汙巾帻，其轻易如此。”[8]这样的性格和做派，做个名士之类或许还勉强可以，但要做一个掌控天下的宰辅，就有所不足了，曹操明白这一点，他对自己的仪容风度并不满意，因而有时也欣赏和羡慕士大夫的仪容风度。《世说新语·容止》载：
魏武将见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远国，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床头。既毕，令间谍问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闻之，追杀此使。[9]
曹操毕竟是英雄，他成就大业不是靠仪容风度，但在他的内心里，毕竟有一份缺憾，有一份对仪容闲雅的士大夫风度的敬慕。
（二）任侠游荡却怀济世大志
《魏志·武帝纪》说曹操“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这样一个人物，竟怀有济世大志，且有美好而明确的政治理想，这中间或许有一个转变的契机，那就是他与桥玄、蔡邕等人的密切交往。在《对酒》中，曹操描述了自己的理想社会：
对酒歌。太平时，吏不呼门。王者贤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咸礼让，民无所争讼。三年耕有九年储，仓谷满盈。班白不负戴。雨泽如此，百谷用成。却走马，以粪其土田。爵公侯伯子男，咸爱其民，以黜陟幽明。子养有若父与兄，犯礼法，轻重随其刑。路无拾遗之私，囹圄空虚，冬节不断。人耄耋，皆得以寿终。恩德广及草木昆虫。[10]
如果我们将曹操的性格和日常行为与这里所描述的社会理想进行对比，确实感觉到有些不协调，曹操性格的多面性于此可见一斑，而这也正是他后世饱受争议的原因之一。但无论如何，古代帝王多多，又有谁像他那样将自己的理想表述得如此美好而清晰？
（三）深明古学却又崇尚刑名
曹操曾因能明古学，被征拜议郎，这里的“古学”显指儒学。曹操十分博学，他对于原始儒家精神，了然于胸，在思想和言行上也时时体现出这些精神，但曹操在治国、理民、用兵上，却主要采用刑名法术，这当然首先是具体社会政治形势的需要，正如他所说：“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但也与他个人的性格和思想观念有重大关系。
（四）襟怀坦白却又怀奸挟诈，以术御人
曹操性格简易豁达，襟怀坦白，鲁迅先生称赞他是一个敢于说真话的人，确实如此。看他的《让县自明本志令》，将自己的行迹和心事交代得多么明白而真实，但他有时又玩弄权术，阴险狡诈。《魏志·武帝纪》裴注引《曹瞒传》说：“常讨贼，廪谷不足，私谓主者曰：‘如何？’主者曰：‘可以小斛以足之。’太祖曰：‘善。’后军中言太祖欺众，太祖谓主者曰：‘特当借君死以厌众，不然事不解。’乃斩之，取首题徇曰：‘行小斛，盗官谷，斩之军门。’”[11]这样使诈自然很不道德，但在更多情况下曹操是“因事设奇，谲敌制胜”，权时济事，通权达变。
（五）求贤若渴却又忌人胜己
要成就大业，就必须有人才辅佐，这一点曹操非常明白，所以他在建安十五年下的《求贤令》中说：“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为此，他多次下求贤令，甚至不忠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他也敢任用。他还特别给荀彧写信，让他举荐人才：“自志才亡后，莫可与计事者，汝颍固多奇士，谁可以继之？”当他的得力谋士郭嘉去世后，他哀痛不已，长时间念念不忘。《魏志·武帝纪》记有这样一件事：“初，公举种孝廉。兖州叛，公曰：‘唯魏种且不弃孤也。’及闻种走，公怒曰：‘种不南走越、北走胡，不置汝也！’既下射犬，生禽种，公曰：‘唯其才也。’释其缚而用之。”[12]曹操又生性多疑，忌人胜己，“诸将有计划胜出己者，随以法诛之”。今人贺昌群说：“盖权术之极，必至忌才。”魏晋时期玄学大兴，隐逸之风盛行，与魏晋两朝君主玩弄权术、猜忌贤才有很大的关系。
三 对士大夫的态度
出身及个性特点必然使曹操对当时的士大夫特别是大姓、名士持有比较复杂的态度：一方面具有企慕并希图与之为伍的心理；一方面又具有仇视并力图凌越之的心理。这种心理天平在曹操那里是随着境遇和政治地位的变化而有所变化的：前期是前重后轻，后期是后重前轻。曹操在控制了朝廷政权、稳定了北方局势以后，对于士大夫尤其是大姓名士的态度产生了一定的变化，转变为以利用和压制为主。如曹操消灭袁绍，占据冀州以后，一方面辟召崔琰等名士为僚属，一方面又下令破朋党、齐风俗：“阿党比周，先圣所疾也。闻冀州俗，父子异部，更相毁誉。昔直不疑无兄，世人谓之盗嫂；第五伯鱼三娶孤女，谓之挝妇翁；王凤擅权，谷永比之申伯；王商忠义，张匡谓之左道。此皆以白为黑，欺天罔君者也。吾欲整齐风俗，四者不除，吾以为羞。”[13]这当然也是出于政治形势的需要。曹操控制了大局以后，在思想上，他要用刑名法术之学取代保守而缺少实用的经学；在人事上，他要用通达时势、精明能干的奇士取代迂缓质实的儒生名士。在相当程度上，曹操成功了，但是，曹操也明白，儒家伦常道德不可废，要想使社会安定有序，还必须守持这些道德规范；世家名士势力根深蒂固，他们在朝廷和地方都掌握着话语权，要想使自己的政权稳固并长久地保持下去，还必须取得世家名士的支持。唐长孺说：“曹操为了恢复统一和集权的统治秩序，针对汉代尚名背实、朋党结交的选举之弊，提倡‘唯才是举’，主张‘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他以轻藐态度对待儒家提倡的伦理道德，不容许有和朝廷相对立的政治集团，也不容许利用所谓乡里清议来干扰朝廷用人之权。这样一个统治政策和用人方针曾经取得显著的效果，而且还延续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但是曹操仍然只能从大姓、名士中选用他所需要的人才，也仍然需要大姓、名士推荐他所需要的人才。”[14]
四 在立嫡问题上的犹豫与让步
曹操的个性特点、思想观念和对大姓、名士态度的复杂性和游移性，决定了他在择立太子问题上的犹疑不决。
《魏志·文帝纪》裴注引《献帝起居注》曰：“建安十三年，（曹丕）为司徒赵温所辟。太祖表‘温辟臣子弟，选举故不以实’。使侍中守光禄勋郗虑持节奉策免温官。”[15]被辟召本是大好事，曹操为什么会有这样强烈的反应？曹操的用意是很深的。建安十六年，曹植等人封侯，而曹丕“为五官中郎将，置官属，为丞相副”，则曹操的用意已很明显了，为此，他还给他的儿子们下了一道《立太子令》：“告子文，汝等悉为侯，而子桓独不封，止为五官中郎将，此是太子可知矣。”[16]可问题是，既然当时曹操主意已定，为什么后来又出现了丕、植争立太子的问题？这与曹操、曹丕、曹植三人都有关系，概括说来就是，曹丕的性情和行为让曹操产生了疑虑，萌生了改易太子的打算。曹植的才能让曹操喜爱，而他的避嫌行为又让曹操失望，权衡再三，出于保证曹氏基业安全、运命长久的考虑，曹操最终选择了曹丕，但这个选择，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