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多元的政治中心

一 多元政治中心局面的形成

汉末建安时期，随着汉王朝的衰微，整个社会走向政治中心多元化。先是汉王朝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在董卓之乱中变得有名无实：军阀割据，牧守自保，此时谋略之士依附于军阀，文学之士避难于牧守。建安九年，曹操攻占邺城，并以之作为自己的根据地。建安十八年，曹操为魏公：“秋七月，始建魏社稷宗庙。……九月，作金虎台，凿渠引漳水入白沟以通河。冬十月，分魏郡为东西部，置都尉。十一月，初置尚书、侍中、六卿。”北方形成了曹魏政权与汉政权并立的局面，南方的吴、蜀政权也逐渐形成，文人学士再一次面临去就的抉择。黄初以后，汉朝消亡，三国鼎立，中国历史进入虽政治分裂却又相对稳定的时期，文人学士的社会角色得以确定。

二 多元政治中心局面对建安文坛的影响

“建安七子”及曹植等人都是热衷政治，渴望建功立业以扬名后世的人，这种政治形势和政治格局，必然会对他们的思想和心灵产生深刻的影响，进而影响他们的文学创作。特别是曹植，作为曹魏皇室的重要成员，作为一个渴望立功扬名的有志之士，其在建安时期的立功对象与黄初以后的立功对象显然有所不同，因而，同是“立功”，其含义却大不相同。对这一点，曹植自己未必有明确的意识，但在他的文学创作中却有比较明确的反映。关于政治中心多元化对建安文人在思想心灵和文学创作上的冲击和影响，可从三个方面加以考察。

（一）士大夫对汉政权的态度

汉末建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期之一，这是一个需要英雄而又产生英雄的时代。这个时期，文臣武将、英雄豪杰纷纷走上历史舞台，呈现他们精彩的表演。后世由于《三国演义》的广泛传播，这些人物形象更加鲜明生动地活在人们的心中，不过由于历史观念之网的过滤，文臣武将们的生命律动被贴上了道德的标签，英雄豪杰们的生动面庞被涂上了红白的脸谱。但是，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建安文人王粲的《汉末英雄记》，就会发现当时人的观念与后世是多么不同。

原始儒家思想有许多精义，其中之一就是由虚构的尧、舜、禹禅让历史所显示的以“敬天保民”为最终旨归的贤人政治。这种观点认为，天下乃公器，唯有德者可以居之，谁最大限度地给百姓带来了福祉，谁就获得了天命。这种政治观念，在西汉时期的儒生那里，仍然相当明确，甚至强烈。如汉昭帝时的眭孟，看到汉武帝晚年的衰政，便上书要求汉朝求索贤人，禅以帝位。宣帝时候的盖宽饶，见汉宣帝崇尚刑法，信任中书宦官，便上书批评朝政：“方今圣道浸废，儒术不行，以刑余为周、召，以法律为《诗》、《书》。”又引《韩诗外传》说：“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1]这种观念终于导致了西汉末期声势浩大的托古改制运动。光武帝建立东汉后，鉴于西汉大臣专窃政权的教训，在政治上，剥夺三公之权而专任尚书；在思想上，加强对群臣百姓的奴化教育，大力强调臣下对君上的单方面义务。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在政治上，三公形同虚设，致使封建社会的两大毒瘤——外戚和宦官势力得以滋长；在思想上，人们看重臣下对君上的义务，不再以对等的态度看待君臣关系。故而在东汉中晚期 ，政治是那样的黑暗混乱，朝廷对正直士人的迫害是那样的严重，却很少有人怀疑刘氏拥有天下的合理性，从而提出改朝换代的要求，至少表面上是这样的。

但是，历史的发展有其规律，从来就注重历史经验教训的士人仍然有其衡量是非得失的标准，因而当东汉政权混乱至极的时候，他们也明确地意识到刘氏天下时运不久，改朝换代已为时不远。如东汉大名士郭泰，有人劝他出仕，他说：“吾夜观天象，昼察人事，天之所废，不可支也。”^[2]这种预言固然符合历史发展的实际，但它所显示的境界，与眭孟、盖宽饶的话所显示的境界，相去何其远矣。无论如何，郭泰的话不是孤议独见，此后历史形势的发展就证明了这一点。先是声势浩大的黄巾农民大起义，导致汉政权统治基础的崩溃；进而是既得利益者——官僚士人的离心离德。《后汉书·皇甫嵩朱儁列传》载：“嵩既破黄巾，威震天下，而朝政日乱，海内虚困。故信都令汉阳阎忠干说嵩曰：‘难得而易失者，时也；时至不旋踵者，几也。故圣人顺势以动，智者因几以发。今将军遭难得之运，蹈易骇之机，而践运不抚，临机不发，将何以保大名乎？’嵩曰：‘何谓也？’忠曰：‘天道无亲，百姓与能。今将军受钺于暮春，收功于末冬。兵动若神，谋不再计，摧强易于折枯，消坚甚于汤雪。旬月之间，神兵电扫，封尸刻石，南向以报，威德震本朝，风声驰海外，虽汤武之举，未有高将军者也。今身建不赏之功，体兼高人之德，而北面庸主，何以求安乎？’”^[3]这种想法和言论，必有一定的代表性，只是身为朝廷大员的皇甫嵩不敢贸然行事。但此后随着形势的发展，人们就不再局限于想和说，而要付诸行动了。且看世传经术、四世三公的袁氏的表现。《魏志·武帝纪》注引《献帝起居注》曰：“公上言：‘大将军邺侯袁绍前与冀州牧韩馥立故大司马刘虞，刻作金玺，遣故任长毕瑜诣虞，为说命录之数。又绍与臣书云：可都鄄城，当有所立。擅铸金银印，孝廉计吏，皆往诣绍。从弟济阴太守叙与绍书云：今海内丧败，天意实在我家，神应有征，当在尊兄。南兄臣下欲使即位，南兄言，以年则北兄长，以位则北兄尊。便欲送玺，会曹操断道。’绍宗族累世受国重恩，而凶逆无道，乃至于此。”^[4]袁氏世守儒学，又深受国恩，尚且如此，其他人想必可以推知。这正如曹丕所说：“初平之元，董卓杀主鸩后，荡覆王室。是时四海既困中平之政，兼恶卓之凶逆，家家思乱，人人自危。”^[5]由此看来，刘汉王朝已经没有了存在下去的必要性甚至可能性了。

（二）时人对曹魏政权的态度

曹操出身于当时人们深恶痛绝的宦官家庭，既缺少可以凭借的政治资本，也没有当时士人入仕所必不可少的良好名品，这一点曹操自己也很清楚，所以他尽量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弥补这些不足。在政治上，他搏击豪强和宦官；在思想观念上，他尽量向当时士人集团靠拢，并想方设法求得名人的品评。不过，在当时社会动乱、群雄纷争的形势下，曹操主要是凭借自己卓越的军事和政治才能才脱颖而出的，他对于汉王朝的再造之功，无论古今，是无人能够否定的。问题的关键是，曹操对汉王朝持怎样的态度？他又采取了怎样的政治措施？其实，从官渡之战以后，曹操就已经牢牢地控制了北方政权，为自己的政治生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时，在他的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文臣武将，更重要的是，他取得了汝南、颍川、陈留拥有雄厚财力和智力的大族的支持，最典型的就是颍川荀氏。可以设想，他也取得了人心思定的北方百姓的拥护。曹操如果此时废掉汉帝而自立，很可能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自古以来，人们都认为“挟天子以令诸侯”是曹操的明智之举，是他事业成功的重要原因。事实并不一定如此。奉人为主而又不甘心为之下，这往往容易给人以口实。在此情形下，曹操以汉朝名义来征讨割据势力，他的对手也同样可以以汉朝名义来号召百姓，对抗曹操。如当曹操率军南下，准备一统江南的时候，周瑜就以“操虽托名汉相，其实汉贼”相号召。退一步说，假定曹操奉顺臣节，事事依汉献帝的意旨办事，别说汉王朝不能起死回生，就是能够延续下来，孙权和刘备就会甘心归降吗？怕也未必。这是从对外一方面说的。若从曹操政权内部来说，恐怕问题更加明显。建安九年，曹操占据邺城，并以之为根据地。至此，无论从哪个方面说，曹操的势力已完全形成。可以说，在北方，曹操受到上至大臣，下至百姓的普遍拥戴。然而此时有一个问题却更加明显了，那就是文臣武将们为汉为曹的问题。有的明确，有的徘徊，有的疑惑，这本身就是一种内部力量的抵消，大大减弱了办事的效率。建安十八年，曹操被册封为魏公，九锡备物。此事出于谁的意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此事受到了当时各类人士的赞成和拥护，这从大臣们的劝进表便可知晓。有前此的王莽做例子，此举的含义谁都明白，故而，群臣的劝进，实际上表达了一种意向，那就是希望曹操废汉自立，这于国家于个人都有好处。

实际上，这种愿望不单表现在这种场合，在日常的生活中，大臣们大概也时常流露出这种意思，因为这种政治格局，不仅让他们很不自在，而且让他们很难自处。荀彧的自杀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更何况他们都怀着强烈的攀龙附凤的念头？严羽曾经批评刘桢、王粲说：“刘公幹《赠五官中郎将诗》：‘昔我从元后，整驾至南乡。过彼丰沛都，与君共翱翔。’‘元后’，盖指曹操也。‘至南乡’，谓伐刘表之时，‘丰沛都’，喻操谯郡也。王仲宣《从军诗》云：‘筹策运帷幄，一由我圣君。’‘圣君’亦指曹操也。又曰：‘窃慕负鼎翁，愿厉朽钝资。’是欲效伊尹负鼎干汤以伐桀也。是时，汉帝尚存，而二子之言如此，一曰‘元后’，一曰‘圣君’，正与荀彧比曹操为高、光同科。或以公幹平视美人为不屈，是未为知人之论。《春秋》诛心之法，二子何逃？”^[6]其实，在曹操手下大多数人的心目中，曹操就是至尊，只是碍于名分，避开某些字眼而已。在曹操建立魏政权的过程中，忠于汉朝的势力有两次较大规模的阴谋活动，但他们或是皇戚，或是近臣，不能构成大的威胁。由此可以确定地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策略，如果说在他创业初期还有点积极意义的话，那么，当北方局势大定以后，它便成了曹操大业成功的一个障碍。《魏志·武帝纪》载，曹操南征关羽，驻军摩陂，裴注引《魏略》说：“孙权上书称臣，称说天命。王以权书示外曰：‘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侍中陈群、尚书桓阶奏曰：‘汉自安帝已来，政去公室，国统数绝，至于今者，唯有名号，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期运久已尽，历数久已终，非适今日也。是以桓、灵之间，诸明图纬者，皆言：汉行气尽，黄家当兴。殿下应期，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汉，群生注望，遐迩怨叹，是故孙权在远称臣，此天人之应，异气齐声。臣愚以为虞、夏不以谦辞，殷、周不吝诛放，畏天知命，无所与让也。’”^[7]这在相当程度上指出了当时北方政治的格局及群臣对曹对汉态度的实际情况。裴注又引《魏氏春秋》说：“夏侯惇谓王曰：‘天下咸知汉祚已尽，异代方起。自古已来，能除民害为百姓所归者，即民主也。今殿下即戎三十余年，功德著于黎庶，为天下所依归，应天顺民，复何疑哉！’王曰：‘施于有政，是亦为政。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8]曹操清楚地知道自己已是实际的最高统治者，并以此为满足，他不愿废汉自立，除了政治利害的考虑外，实在还有些顾念自己与汉朝的君臣之义，这一点，从他的《让县自明本志令》中也可以得到证实。在此令中，曹操叙述了随着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自己的境遇发生了变化，心态和志趣也相应地发生了改变。这个变化过程，如果证以封建时代所谓“受命之君”的发家历史，正可以证明大浪淘沙、时势造英雄，也就是历史选择这样一条规律。可见曹操在这里的叙说是相当真实可信的，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相当深刻的。由此，我们可以借用一位名人的话说：曹操的奸臣形象，“一大半是封建意识凑成了他”。

（三）曹植对汉朝的态度

曹植主要生活在建安时期，此时正是他思想观念形成、志向确立的时期，父亲曹操对他的影响相当大，无论在思想观念上、行为作风上，还是在文学创作上，都是如此。他尊敬甚至崇拜自己的父亲，称自己的父亲是“圣宰”，以桓、文比拟自己的父亲。他在诗文创作中，从来没有流露过希望父亲代汉自立的意思，而每当说到汉朝的时候，则充满恭敬之情。如在《离思赋》中祝愿父亲：“愿我君之自爱，为皇朝而宝己。”在《武王诔》中，他赞颂曹操说：“光有天下，万国作君。虔奉本朝，德比周文。以宽克众，每征必举。四夷宾服，功夷圣武。翼帝主世，神武鹰扬。左钺右旄，威凌伊吕。”甚至在曹丕称帝前不久所上的《请祭先王表》中，仍尊称刘协为“陛下”，可见曹植确乎没有以魏代汉的期望。《魏志·苏则传》载：“初，则及临淄侯植闻魏氏代汉，皆发服悲哭。”^[9]此事应该可信。曹丕代汉自立之际，群臣纷纷上书劝进，而作为胞弟的曹彰和曹植竟没有任何表示，这无论出于何种原因，都是相当可怪的。那么，曹丕代汉自立这件事，必在曹植的心灵中产生了很大的震动，使他惶惑、迷惘、哀伤、痛苦。黄初时期，曹植的精神状态和创作面貌，大概不单是受到曹丕迫害所致。他很少再提建功立业之事，大概也不单是因为客观形势不允许。太和时期，局势大定，曹植的处境也有所改善，此时曹植再说建功立业，其腔调和含义与建安时期也大不相同了。丁晏在《陈思王年谱序》中说：“陈王之不得立，魏之不幸，亦汉之不幸也。夫陈王固未尝忘汉也。魏王受禅，王发丧悲苦。其《情诗》曰：‘游者叹《黍离》，行者歌《式微》。’《送应氏诗》曰：‘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故宫禾黍之感，有余痛焉。《赠丁仪王粲诗》曰：‘皇佐扬天惠，四海无交兵。’称其父曰：‘皇佐’，大义凛然。服事之忠，惟王能守臣子之节，使其嗣位，岂有簒汉之事哉！天不佑魏，子桓承祚，父丧在殡，大飨受朝，设技乐百戏。不忠不孝，其罪上通于天矣。而陈王事兄如父，终无怨尤。易世之后，犹思敦本睦亲，上书求试。彼猜忌之君，乌能望其感悟乎！”^[10]现在看来，我们讨论曹植是否忠于汉朝似乎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但曹魏代汉确实给曹植的现实处境和思想心灵带来巨大的影响，尽管曹魏是曹植的宗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