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文人出路的多元化
在古代，士人本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他们必须依附于统治者才能发挥他们的职能，确定他们的地位，尽管随着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他们与统治者的关系有所改变，但这一点是确定不变的。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纷争，士人的活动空间大，选择的机会多，故而此时士人与统治者的关系用最通行的话说就是“君臣以义合”，士人与君上合则留，不合则去，三谏而不听则去。韩非更尖锐地指出他们的关系是：君臣互利，以市道交。士人出智力，君主悬爵禄，互利互惠。秦汉以后，中国历史进入大一统的封建专制时代，士人的服务对象便只剩下一个封建专制皇帝。西汉自武帝以后，表面上尊崇儒术，而在实际政治实践中，则实行“霸王道杂之”的治国策略。与这种政治格局相适应，士人也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儒生，一类是所谓文法吏。这两类人物在知识结构、价值观念方面分野明显，故而其社会职能和社会地位也有所不同。由于价值观念不同，两类士人相互攻讦，甚至产生激烈的纷争。如在汉昭帝时期举行的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与大夫之间的论争就相当激烈。儒生鄙视、排挤文法吏，文法吏也同样看不起儒生。《汉书·酷吏传》载尹赏临死前告诫他的儿子们说：“丈夫为吏，正坐残贼免，追思其功效，则复进用矣。一坐软弱不胜任免，终身废弃无有赦时，其羞辱甚于贪汙坐臧，慎毋然。”[20]关于儒生与文吏的争斗，可能是当时社会上普遍关注和讨论的问题，王充在其《论衡》中就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论衡·程材篇》首先陈述了社会上对儒生、文吏的议论及自己的看法：“论者多谓儒生不及彼文吏，见文吏利便，而儒生陆落，则诋訾儒生以为浅短，称誉文吏谓之深长。是不知儒生，亦不知文吏也。儒生文吏皆有材智，非文吏材高而儒生智下也。文吏更事，儒生不习也。谓文吏更事，儒生不习，可也；谓文吏深长，儒生浅短，妄矣。”[21]王充认为，儒生、文吏各有所长：“文吏以事胜，以忠负；儒生以节优，以职劣。二者长短，各有所宜。世之将相，各有所取。取儒生者，必轨德立化者也；取文吏者，必优事理乱者也。”儒生、文吏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差异呢，王充认为，这是因为儒生修五经，文吏习法令，知识结构不同，价值观念不同。他说：“然则儒生所学者，道也；文吏所学者，事也。假使材同，当以道学。如比于文吏，洗洿泥者以水，燔腥生者用火。水火，道也；用之者，事也。事末于道。儒生治本，文吏理末，道本与事末比，定尊卑之高下，可得矣。”[22]王充虽说二者各有短长，但仍认为儒生优于文吏。
东汉时期，光武帝、明帝重视吏治，史称二帝“好吏事”，故而东汉儒生多习文法，以致儒生和文吏不再有明确的界限，自然也就大大减少甚至没有了儒生与文法吏的矛盾和纷争。《后汉书》虽然仍列《儒林传》《循吏传》和《酷吏传》，但这多半是出于史书体例的惯性，因而只有相对的意义，倒是《文苑传》的增设值得注意，它表明一个新型的士人群体出现了。不过，《后汉书》乃南朝人所修，《文苑传》的设置是否反映东汉人的观念，尚未可知。汉末建安时期，由于儒学解体，思想大解放，更主要的是适应动乱时期对各种人才的需要，以儒生为主体的士人发生了大分化。即使仍有人守持传统儒学，他们往往也受到时人的嘲笑。《后汉书·孔融传》记载孔融与郗虑结怨相仇，章怀注曰：“《续汉书》：‘虑字鸿豫，山阳高平人，少受学于郑玄。’虞浦《江表传》曰：‘献帝尝时见虑及少府孔融。问融曰：鸿豫何所优长？融曰：可与适道，未可与权。虑举笏曰：融昔宰北海，政散人流，其权安在？遂与融互相长短，以至不穆。曹操以书和解之。’”[23]郑学是汉学的正统，郑玄弟子众多，但这些人在政治上并不得志，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知识结构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此时因为思想观念的改变，生命意识的觉醒，即使是隐逸之士，他们在心理状态和精神风貌上也与传统意义上的隐者有了很大的不同。他们不再像原宪、於陵仲子那样安贫乐道或以身殉道，他们珍惜生命，注重享受，不仅要求精神的自由闲适，还要求身体的安逸和口腹欲望的满足。且看仲长统所描述的理想的隐逸生活：“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匝，竹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舟车足以代步涉之难，使令足以息四体之役。养亲有兼珍之膳，妻孥无苦身之劳。良朋萃止，则陈酒肴以娱之；嘉时吉日，则烹羊豚以奉之。蹰躇畦苑，游戏平林，濯清水，追凉风，钓游鲤，弋高鸿。讽于舞雩之下，咏归高堂之上。安神闺房，思老氏之玄虚；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与达者数子，论道讲书，俯仰二仪，错综人物。弹《南风》之雅操，发《清霜》之妙曲。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时之责，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则可以陵霄汉，出宇宙之外矣，岂羡夫入帝王之门哉！”[24]士人求道守志，其最大的问题是生活来源问题无法解决，仲长统所设想的隐逸生活，既有物质的享受，又有精神的满足，比较典型地反映了魏晋时期士人珍视生命、追求逸乐的意识。
随着儒学的解体，原先守持传统儒学的士人，其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为适应社会对人才的需要而产生了分化。这种分化更具有历史和文化的意义。大体而言，这种分化有三种趋向。以下以三个名士家族为例，说明这种分化。
其一是由名士到干才的转化。如陈寔及其二子是东汉末的大名士，以德行名著天下，“父子并著高名，时号三君”。《后汉书·陈寔传》说：“故时政弥昏，而其风愈往。唯陈先生进退之节，必可度也。据于德故物不犯，安于仁故不离群，行成乎身而道训天下，故凶邪不能以权夺，王公不能以贵骄，所以声教废于上，而风俗清乎下也。”[25]及至其孙辈，便逐渐重视职事，向吏才转化。张华《博物志》说：“太丘长陈寔，寔子鸿胪卿纪，纪子司空群，群子泰，四世于汉、魏二朝有重名，而其德渐小减，故时人为其语曰：‘公惭卿，卿惭长。’”[26]所谓“德渐小减”，就是指其越来越重视职事细务而忽视学问德行。《世说新语·品藻》记载：“司马文王问武陔：‘陈玄伯（泰）何如其父司空（群）？’陔曰：‘通雅博畅，能以天下声教为己任者，不如也。明练简至，立功立事过之。’”[27]这个记载正反映了这种转变。乱世需干才，士人也只有实现这种转变，才能适应社会，才能有所作为。
其二是由儒学向玄学的转变。颍川荀氏据称出自荀卿，但其在东汉的繁兴实起自荀淑，虽然在时间上比较晚，但这个家族是建安时期最活跃的家族，它对当时的政治和文化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史称荀淑“少有高行，博学而不好章句，多为俗儒所非”，这确实符合荀卿的治学方法。至其子荀爽，便成为当时著名的学者，“后遭党锢，隐于海上，又南遁汉滨，积十余年，以著述为事，遂称为硕儒”。董卓辅政，征之入朝，“视事三日，进拜司空。爽自被征命及登台司，九十五日”。再一代的荀彧、荀攸，成为曹操的重要谋谟之臣，对曹操大业的成功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尤其是荀彧，被称为“王佐才”，曹操称之为“吾之子房”，其“德行周备，非正道不用心，名重天下，莫不以为仪表，海内英俊咸宗焉”。他突出的政治和军事才能，在曹操的谋臣当中，是首屈一指的。荀彧的堂兄弟荀悦，则是当时著名的学者和历史学家，著有《申鉴》和《汉纪》，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至荀彧的儿子荀粲，则已发生了由儒学向玄学的转变。《三国志·荀彧传》裴注引何劭《荀粲传》：“粲诸兄并以儒术论议，而粲独好言道，常以为子贡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然则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秕。”[28]荀粲尚玄远，言行不同流俗，成为魏晋玄学的领军人物之一。
其三是由儒生向文士的转变。山阳王氏，“世为豪族”，王龚、王畅皆为三公，王畅更是当时的大名士，名列“八俊”。至其孙王粲，则已完全转变为一个文学之士。《魏志》本传虽说他：“博物多识，问无不对。时旧仪废弛，兴造制度，粲恒典之。”但又说他：“善属文，举笔便成，无所改定，时人常以为宿构。然正复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说明他虽然明悉朝廷典章制度，但他基本上就是一个文士，属于当时所谓的“浮华之徒”。而汉魏所谓“浮华之徒”的含义，就是曹丕所说的古今“不护细行”的文人，他们爱好文艺，不拘礼法，往往为社会上的礼法之士所嫉视。所以王粲虽得曹操亲近，却得不到重用。《魏志·杜袭传》载杜袭：“魏国既建，为侍中，与王粲、和洽并用。粲强识博闻，故太祖游观出入，多得骖乘，至其见敬不及洽、袭。袭尝独见，至于夜半，粲性躁兢，起坐曰：‘不知公对杜袭道何等也？’洽笑答曰：‘天下事岂有尽邪？卿昼侍可矣，悒悒于此，欲兼之乎！’”[29]王粲不得意于曹氏，在他的诗文中也多有流露。他不得重用的根本原因，在于他的文人作风和气质：通脱躁兢，不修常检。王粲长于曹植15岁，二人关系十分亲密，可以称得上是曹植的老师，他在思想观念、行为作风、文学创作上都对曹植产生了巨大影响。[30]
西晋傅玄在给晋武帝的上书中，论及当时社会风气的转变，说：“亡秦荡灭先王之制，以法术相御，而义心亡矣。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而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使天下无复清议，而亡秦之病复发于今。”[31]汉末魏晋，朝野上下，充满虚伪和阴谋，德为身累，才为己害，士人的转化加速，而转化的方向集中于清虚无为。贺昌群论述这个转变时说：“盖权术之极，必至忌才，而才智之士，固知所以逃也。逃之何所？曰遗落世事，逍遥自足，恬退守静，而不苟竞；或沉酣曲蘖，土木形骸，含垢匿瑕，以自悔吝。故清谈之起，其远因固由于汉季以来学术思想之转变与解放及佛教东渐教理之启迪，前节既论之矣，而其近因，实由曹操以后专擅权术之政治有以促成之，此中古史上政治风气之一巨变也。”[32]至两晋之交，玄学思想和观念渗入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世家大族要想跻入一流大士族的行列，就必须完成由儒学到玄学的转变。至此，玄学完全占据了士人的心灵。
[1] 班固：《汉书》卷七十七，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247页。
[2] 范晔：《后汉书》卷六十八，第2225页。
[3] 范晔：《后汉书》卷七十一，第2302—2303页。
[4] 陈寿：《三国志》卷一，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2页。
[5] 严可均：《全三国文》，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79页。
[6] 何文焕：《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00页。
[7] 陈寿：《三国志》卷一，第52—53页。
[8] 同上书，第53页。
[9] 陈寿：《三国志》卷十六，第492页。
[10] 丁晏：《曹集铨评》，文学古籍刊行社1957年版，第215—216页。
[11] 范晔：《后汉书》卷六十一，第2031页。
[12] 高诱：《吕氏春秋注·序》（诸子集成本），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1页。
[13] 范晔：《后汉书》卷七十九，第2547页。
[14] 严可均：《全后汉文》卷四十六，第462—463页。
[15] 严可均：《全后汉文》卷八十八，第888页。
[16] 范晔：《后汉书》卷六十，第1953页。
[17] 黄晖：《论衡校释》卷三，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44页。
[18] 范晔：《后汉书》卷七十，第2278页。
[19] 转引自马总《意林》，见影印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18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79页。
[20] 班固：《汉书》卷九十，第3675页。
[21] 黄晖：《论衡校释》卷十三，第533页。
[22] 黄晖：《论衡校释》卷十二，第543页。
[23] 范晔：《后汉书》卷七十，第2274页。
[24] 严可均：《全后汉文》卷八十九，第903—904页。
[25] 范晔：《后汉书》卷六十二，第2069页。
[26] 《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08页。
[27] 朱铸禹：《世说新语汇校集注》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2页。
[28] 陈寿：《三国志》卷十，第319页。
[29] 陈寿：《三国志》卷二十三，第666页。
[30] 邢培顺：《好合琴瑟 分过友生》，《聊城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
[31] 严可均：《全晋文》卷四十六，第469页。
[32] 贺昌群：《魏晋清谈思想初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