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经济政策的务实倾向

早在2008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中心主任哈维尔·桑蒂索就指出：“拉美过去5年的强劲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源自新千年全球宏观经济繁荣，如持续高涨的初级产品价格、有利的贸易条件、廉价的资本，以及充裕的外国投资，等等。但是，这一增长也是由管理稳健、运行有效的政策框架带来的。”[16]桑蒂索着重强调拉美国家“管理稳健、运行有效的政策”，这一点很值得我们予以关注。

21世纪初，随着一批左翼政府上台执政，拉美国家的发展理念与经济政策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为在经济政策选择上不盲目追随某些“洋教条”，如90年代对“华盛顿共识”的膜拜；表现为主动纠正国家与市场关系的失衡，重新强调发挥国家的宏观调控和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表现为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决策。因此，国外学术界把拉美国家这一波政策调整的指导思想归结为“务实主义”。显然，经济决策层指导思想的这种变化不仅是最近10年拉美经济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对于推动该地区经济继续健康、稳定发展具有深远意义。这种指导思想的变化之所以会发生，主要是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经历的巨大挫折中吸取经验教训的结果。不过，国外也有学者认为，务实主义在拉美兴起与中国模式的影响不无关系。哈维尔·桑蒂索就认为：尽管中国模式很难在别的地方复制，但“反驳中国的经验是不可能的。……在拉丁美洲，中国经验促使以智利人为代表的一批人也力图创造一种新事物：以务实主义经济政策为依据的，而不是以实验室的试验或直接来自经济学教科书的别国模式为依据的经济发展”。[17]有关拉美国家经济政策调整的具体案例在上文中已经有所论及，如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过程中所采取的反周期政策等。下面，我们再补充一些案例。

一　财政政策：强调增收节支与可持续增长

2003—2008年，拉美国家的财政收入处于良好状态。经历了多年财政困境之后出现这种良好局面，很容易让人头脑发热。然而，拉美国家并未立即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而是继续实行增收节支政策，力求巩固财政平衡和追求可持续增长。在增收方面，除经济好转使税收基础扩大和纳税状况改善之外，各国政府普遍提高了相关税种的税率。以作为主要税种的增值税为例，其地区平均税率由1994年的11.7％提高到2004年的14.6％。初级产品价格的大幅上涨更为相关国家增加了新的收入来源，例如，阿根廷政府征收的农牧产品出口税就足以“支付政府的大部分开支”；生产和出口石油、矿产品的国家所增加的收入更为可观，因为这些国家普遍提高了相应的税率，从表1—4所列与石油相关的税率就可见一斑。

在节支方面，各国普遍出现开支增长低于经济增长的现象，这在拉美可谓是“前所未有”的。这一现象得益于拉美国家财政制度的改革，例如，巴西实行“财政责任法”，秘鲁实行“财政谨慎与透明法”，智利实行“财政结构平衡法”，等等。有些国家还根据形势变化做出某些临时决策，例如，阿根廷政府因为预计2005年财政收入增幅下降，决定将2004年部分收入划拨出来，用于支付下年度开支；巴西政府临时决定提高2004年的财政初级盈余指标，等等。

拉美国家另一个重要节支措施是建立“稳定化与储蓄基金”（fondos de estabilización y ahorro）。建立这类基金的宗旨是力求减少因初级产品价格波动所造成的出口收入变化对公共账户的影响。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要避免“钱多了就乱花，钱少了就借钱花”的现象。因此，大宗初级产品输出国一般都建立了此类基金，如智利的“铜补偿基金”；哥伦比亚的“国家咖啡基金”和“石油储蓄与稳定化基金”；厄瓜多尔的“稳定化、社会与生产投资和减少公共债务基金”；墨西哥的“石油稳定化基金”；委内瑞拉的“宏观经济稳定化基金”，等等。这类基金通常具备以下3个要素：（1）根据对某种初级产品中期前景的保守估计确定一个参考价格； （2）制订相应的投资准则，根据这些准则来确定将出口繁荣时期所增加的收入投向何处，以便在出口价格下跌期间能使用这些收入； （3）制订操作细则，以确定价格浮动与基金拨款之间的比例关系。[18]

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拉美国家中央政府的财政账户在减少赤字和增加初级盈余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进步。据有的学者估计，2002—2008年，拉美地区年度总收入的增长相当于GDP的3.4％，支出的扩张相当于GDP的1.6％，初级财政盈余年均增长1.8％。在有完整统计资料的19个国家中，2002年实现财政盈余的只有7国，2008年为14国，继续处于财政赤字状态的只有危地马拉、海地和洪都拉斯3国。[19]

在论及拉美国家财政政策的调整时，还需要关注一下这些国家债务政策的变化。近年来，拉美地区公共债务与GDP的比例呈现持续下降的态势，由2002年的58.4％降至2008年的28％。拉美国家的发展长期受到债务问题的拖累，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衰退，90年代投资能力的削弱，无不与债务负担过重直接相关； 2001年阿根廷因债务违约而引发危机，说明债务危机的幽灵并未远去。因此，随着21世纪初经济形势的好转，拉美国家便力求大幅减轻债务负担，扭转长期以来的被动局面。减轻外债负担方面的成就，既得益于某些客观因素，如本币相对于美元普遍升值，更主要的是拉美国家主动进行政策调整。其一，如上文所述，坚持实行增收节支的财政政策，实现连年保持初级财政盈余。其二，进行债务重组，主要是发行本币债券以替换外币债券，例如，巴西用本币债券替换了大部分布雷迪债券，并将债务期限平均延长3.7年；哥伦比亚发行的本币债券，以及巴西、墨西哥通过美洲开发银行发行的雷亚尔债券和比索债券，不仅延长了期限，而且都是固定利率。图1—12表明，拉美6个主要国家的政府债券总额中本币债券所占比例都大幅提高，其中巴西本币债券所占比例已超过70％。其三，许多国家利用有利的财政形势提前偿还债务，例如，巴西于2005年底提前偿还了欠国际货币基金的全部债务（154.6亿美元）。

二　货币与汇率政策：着眼于抑制通胀与货币升值压力

不论是在2003—2008年的扩张阶段，还是在2009年以来的后危机阶段，拉美国家都面临着较高的通胀预期和货币升值压力。食品和燃料的国际价格上涨是通胀压力上升的主要原因。中美洲和大多数加勒比国家需要大量进口食品和燃料，面临的通胀压力就更大。货币升值的压力则来自外部资本大量流入、贸易比价大幅改善，以及侨汇增加等因素。南美洲国家面临的货币升值压力要大于墨西哥和中美洲国家。

就货币政策而言，拉美国家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或正朝着实施这一制度前进的国家，如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巴拉圭、秘鲁，以及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等。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不得不做出巨大努力以保证其通胀目标的基本实现，其中墨西哥和中美洲国家还采取了食品和燃料价格补贴政策。第二类国家是以增加国际储备和限制国内信贷作为货币政策的优先目标，如阿根廷、玻利维亚、尼加拉瓜和多米尼加等。其中尼加拉瓜和多米尼加是因为必须履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相关协议。第三类国家是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和巴拿马，属于经济美元化的国家，基本没有自己的货币政策，其利率水平也随着国际利率的变化而变化。应当说，在2003—2008年的经济扩张期中，拉美国家在控制通胀方面是基本成功的，除了各国央行采取得力措施之外，与拉美国家货币升值对物价上涨的缓解作用也分不开。由于通胀得到控制，大多数拉美国家的利率水平都有所下降。

根据拉美经济委员会的报告，拉美国家货币升值趋势几乎贯穿于2003—2008年经济扩张期的全过程，2008年8月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货币升值压力曾有所缓解。为论述简便起见，我们可以拿2005年的情况做例子来加以说明。2005年头10个月，拉美地区“区域外”（extraregional，即不含本地区国家间的贸易）实际有效汇率比上年同期升值3.8％，其中，南美洲国家平均升值幅度为5.5％，中美洲、墨西哥和加勒比国家平均升值幅度为2.3％。[20]值得关注的是，2010年，随着拉美国家经济复苏得到巩固，外部资金重新大量流入，货币升值趋势再度出现。2010年前10个月与上年同期相比，拉美有11个国家货币出现名义升值，其中升值幅度较大的货币有：巴西雷亚尔13.6％，哥伦比亚比索13.2％，乌拉圭比索13.1％，智利比索9.4％，哥斯达黎加科隆8.0％。

进入21世纪以来，拉美国家一个重要的政策变化是普遍加强了资本管制，具体做法各国不尽相同。其一，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这几乎是各国普遍采取的措施，因此，拉美各国的国际储备普遍增加。其中一些国家（如玻利维亚、巴拉圭、秘鲁等）的国际储备水平已接近或超过GDP的25％。其二，减少或限制国外短期投机资本的流入。其中较为普遍的措施是征收金融交易税或实行无息准备金政策。例如，巴西将外资投入固定收益产品的金融交易税从2009年的2％先提高至4％，2010年10月又提高至6％；将期货交易保证金税从0.38％提高到6％；将股票交易税固定在2％。其三，采取推动国内资本流出的措施。例如，秘鲁于2010年9月宣布，允许养老基金管理公司将30％的资金投资于海外；智利也于2010年 11月宣布，养老金海外投资的上限将逐步提高到80％。[21]

三　产业政策：注重提高国际竞争力

在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期，拉美国家有明确的产业政策（políticas industriales）。国家根据产业政策制定中长期产业发展规划，确定需要创建的新的产业部门，建立产业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等等。例如，70年代巴西提出的“第二个全国发展计划”，墨西哥1979—1982年的“全国工业促进规划”等，都是实施产业政策的典型例子。80年代债务危机发生后，产业政策逐渐在拉美国家丧失应有的地位，后来随着经济改革的推进，产业政策实际已被取消。其主要原因是：（1）在实施产业政策的年代，创建新的产业部门主要是由国家或国有企业进行投资。经过经济改革，国家丧失了投资主体地位，国有企业则被私有化或倒闭。（2）改革后建立的新经济模式强调实现公共财政平衡，其重点是取消财政与信贷补贴。（3）由于以往在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和实施投资项目上存在决策失误或投资浪费等现象，产业政策被批评为扭曲资源配置的“罪魁祸首”之一。因此，当时流行的说法是：“最好的产业政策就是没有产业政策。”

自90年代中期起，随着新的经济模式逐步建立，拉美国家开始实行所谓“竞争力政策”（políticas de competitividad）。其宗旨是提高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这项政策的涵盖面比较广泛，既包括所谓“部门政策”，如专门针对汽车、电子、制鞋等产业的支持政策，也包括扶持中小企业和微型企业的政策；既有财政、信贷、税收等的支持，也有围绕价值链条或生产地域方面的组织协调、要素配置方面的支持。这项政策的重要性与积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但同时有其局限性。拉美经济委员会指出：“拉美地区的竞争力政策，包括那些部门性政策，所关注的是提高现有部门的效益，而不是创建新的部门；所追求的是在自然资源与非熟练劳动力等静态比较优势基础上扩大在国际市场的参与。”[22]

具体地说，这里涉及的主要问题有两个。第一，竞争力政策所关注的只是眼前的、静态的效益。竞争力政策与产业政策最大的差别就在于，它将所有现存的产业部门都作为支持对象，并无主次之分，因而又被称为“中性政策”。因此，它并不致力于去创建战略性的新兴产业部门。这样的政策势必会导致现行产业结构的固化，没有发展前途的产业部门不能适时淘汰，具有发展前途的新兴产业部门无法建立起来。在此背景下，拉美国家某些新兴产业部门的建立主要靠的是外商直接投资。第二，拉美国家在科学技术发展方面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会越来越大。80年代以前，拉美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尽管不甚理想，但公共部门在科研机构与科研体制建设方面还是做了大量工作，并提供了国家研究与开发投入的80％，一些大型国有企业（如能源、电讯企业等）在研发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经济改革之后，在国家没有明确的发展战略和中长期产业发展规划的情况下，科学技术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目标和动力。科技领域的公共政策与公共投入被边缘化，许多科研机构转向市场运作，以满足眼前的市场需求为目标。购买外国技术或靠外商直接投资带来技术转移成为主要趋势。在当今世界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的形势下，拉美国家所面临的上述局面蕴含着巨大风险。

进入21世纪以来，产业政策的逐步回归成为拉美国家调整其发展政策的一个重要表现。例如，阿根廷在2001年经济危机之后建立了“生产链条产业竞争力全国论坛”（Foros Nacionales de Competitividad Industrial de las Cadenas Productivas），选择了9个产业作为重点产业。2011年，阿根廷又推出“2020年产业战略计划”（Plan Estratégico Industrial 2020），将重点产业部门增加至11个。墨西哥于2002年颁布“竞争力经济政策”（Política Económica Para la Competitividad），确定了12个优先产业；随后又颁布了“2008—2012年提高竞争力的10点设想”，其中就包含推动产业向高附加值升级、加速传统产业改造、使用领先技术等。秘鲁于2005年制订“全国竞争力计划”（Plan Nacional de Competitividad），确定了6大重点产业。智利于2007年颁布“提高竞争力国家创新战略”（Estratégia Nacional de Innovación para la Competitividad），选择的优先产业包括水产、水果、养猪、家禽、功能食品、矿业、特色旅游、后勤与运输、金融服务、建筑等。此外，还有一些国家采取了对单个项目的鼓励措施，如秘鲁政府对某些大型矿业投资计划的鼓励，哥斯达黎加政府对英特尔公司进驻计划的鼓励，乌拉圭政府对某些符合国家利益的项目给予免税优惠，等等。上述例子说明，产业政策回归在拉美已成为一种趋势，但国家间在进展上是很不平衡的。普遍认为，目前，巴西在恢复产业政策方面走在拉美地区的前列。

巴西卢拉政府于2003年11月颁布《产业、技术与外贸政策指南》（Directrices de Política Industrial，Tecnológica y de Comercio Exterior，PITCE），选择半导体、软件、制药和资本货物作为四大战略产业，并成立“巴西产业发展署”（Agencia Brasilea de Desarrollo Industrial，ABDI）作为政策实施的协调机构。2008年5月，巴西政府又推出一项名为“生产发展政策”（Política de Desarrollo Productivo，PDP）的新产业政策，涵盖4方面内容：（1）财政、信贷支持措施； （2）由科技部负责协调的6项战略技术规划； （3）由国家经济与社会开发银行负责协调的7项领军产业规划（包括航空、石油、天然气与石油化工、生物乙醇、矿业、纸和纸浆、牛肉） ； （4）由发展、工业和外贸部负责协调的12项竞争力规划（包括汽车工业、资本货物、纺织和成衣、木材和家具、化妆品、民用建筑、服务业、造船、皮革与制鞋、农产品加工、生物柴油、塑料及其他）。不过，这项政策刚出台不久就遇上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巴西政府不得不将主要精力用于通过财政、信贷等措施来防止经济过度衰退，已顾不上经济结构调整。2010年巴西经济出现强劲复苏之后，罗塞夫政府于2011年8月推出“强大巴西计划”（Plan Brasil Maior，2011－2014），进一步强调重点产业部门，特别是资源与技术密集型产业部门的发展。这项计划是在巴西货币雷亚尔面临巨大升值压力的背景下推出的，除了强调推动创新、投资与外贸之外，还包含一系列保护国内市场和保护本国制造业生产的措施，带有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上述情况说明，巴西对产业政策非常重视，前后两届政府在政策上也具有连续性，同时也要看到，巴西的“生产发展政策”与“强大巴西计划”出台之后，先后遇到国际金融危机和货币持续升值等因素的干扰，政府的主要精力是“保增长”，而不是“调结构”，因此，实施产业政策的实际成效还相对有限。

据拉美经济委员会报道，随着产业政策的回归，拉美国家对科技与创新政策的重视程度普遍有所提高。具体表现为：（1）许多国家都采纳了“国家创新体系”的概念，并认识到知识创新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从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来加以推动。供给指的是要对知识创新提供公共资源等多方面支持（其中巴西的研究与开发投入已占GDP的1.2％，是拉美国家中最高的），需求指的是要为生产部门对知识创新的需求提供相应的政策刺激。（2）各国在学习如何设计、实施科技与创新政策方面取得了进展。（3）重视体制建设，例如，阿根廷、巴西、哥斯达黎加、古巴、委内瑞拉等国已确定了主管创新工程的部级机构，智利、墨西哥、尼加拉瓜等国则建立了附属于总统府、工业部或教育部的“国家创新委员会”（Consejo Nacional de Innovación）。[23]

四　社会政策：重视包容性增长

拉美地区被称为“世界上收入分配最不公平的地区之一”，历来受到国际舆论诟病。拉美的社会不公现象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与制度因素，但从政府决策角度来观察，也的确长期存在重经济政策而轻社会政策的偏向。20世纪80年代“失去的10年”所造成的社会后果之一是，1990年全地区的贫困发生率创48.3％的历史纪录。在90年代的结构改革高潮中，新自由主义又大力宣扬所谓“社会公平是经济增长的自然结果”。90年代的结构改革过程始终伴随着剧烈的社会冲突。因此，人们不难发现，尽管拉美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却未能带来社会稳定的积极效果。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自2003年以来，拉美的贫困发生率出现持续下降的态势，2011年已降为30.4％，比1990年下降了18个百分点。虽然这个指标依然比较高，但对拉美地区而言，可以算得上是一种历史性的进步。

这个成绩主要得益于最近10年经济的持续增长以及就业与收入的相应改善，同时也与拉美国家发展理念与政策的调整密切相关。21世纪初期以来，在落实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推动下，拉美国家大力宣传“社会凝聚”理念，强调包容性增长，对以往那种重经济增长、轻社会发展的偏向有了一定程度的扭转，对制定与实施有效的社会政策投入了更多的力量。以社会开支为例，“在比以往更严格的财政纪律下，各国政府为增加公共开支，特别是增加用于社会功能方面的开支做出了巨大的努力”。[24]统计数据显示，1990—1991年，拉美地区社会开支占GDP的比重为12.2％，2006—2007年上升到17.4％，增加了5.2个百分点；按2000年的美元价格计算，2006—2007年，拉美人均社会开支达到820美元（国家间差别很大，最高的超过人均1000美元，最低的人均不足200美元）。再以近年来在拉美盛行的“有条件转移支付计划”为例，目前实行这项计划的拉美国家有17个，计划覆盖2200万个家庭和1.01亿人口，约占拉美总人口的17％；资金投入约占地区GDP的0.25％。巴西和墨西哥是这项计划实施得最好的国家，资金投入分别占其GDP的0.41％和0.43％，覆盖面分别占本国贫困人口的83％和71％。此项计划因其社会效果显著而受到联合国的重视与推介。

我们在上一节已经谈到，拉美国家在2003年开始的经济扩张期中，考虑到经济基础依然比较脆弱，没有立即采取扩张性的经济政策去追求更高的增长速度；也介绍了拉美国家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所采取的政策。在这一节，我们又进一步论述了拉美国家在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社会政策方面所进行的调整。我们认为，上述例子已经可以反映出拉美国家最近10年来经济与社会政策日趋稳健与务实的总体趋势。

笔者认为，关于最近10年拉美国家经济政策的大调整，除了一批左翼政府上台执政并成为经济政策调整的主要执行者这个因素之外，还有两个重要背景是不可忽略的：一是90年代后半期至21世纪初拉美理论界关于发展观的大讨论；二是智利模式所产生的影响。

90年代后半期，随着金融危机的连续冲击和拉美经济再度陷入衰退，拉美理论界开展了一场关于发展观的大讨论。在那场讨论中，理论界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逐渐集中到“自由放任”论，重点强调要理性地处理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围绕这个中心论题，学者们就一系列重要问题提出了看法。（1）强调要实现“市场与公共利益之间的新的平衡”，认为以提供公共产品为目标的活动是对市场的完善和补充，而不是反市场的。（2）强调“公共政策”应当涵盖所有以实现共同利益为目标的有组织的活动，而不是单指国家行动；既要纠正政府的失误，也要纠正市场的失误。（3）片面强调市场化、自由化的结果是，民族国家被削弱，导致发展中国家单方面的自由化，以及政府调控能力的弱化。发展中国家应继续维护国家自主权，特别是确定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的自主权。（4）宏观经济政策不能简化成单一的反通胀政策；对反周期政策的积极作用不能一概否定。（5）生产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关键。生产发展战略所涉及的主要问题，一是发挥领导作用的生产部门和企业；二是“互补性”或“产业链”，即产业的前向与后向联系；三是“创新”，包括制度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等。（6）重视社会进步和改善民生。社会进步是以下三个要素的共同产物：旨在增加社会公平和保障社会包容的长期社会政策；能创造适度规模就业机会的经济增长速度；不断缩小不同生产部门间的结构性差异，从而不断缩小不同部门与不同类型企业之间的生产率水平差异。[25]以上是我们从当时的一些重点文献中归纳出的基本观点。从中可以看出，强调自主选择发展道路，自主决策，发挥国家的宏观控制和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强调调整产业结构，进行制度创新，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强调包容性发展，关注社会进步和改善民生，成为理论界的主流思想。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那场大讨论恰恰成为最近10年拉美国家经济政策大调整的舆论准备和理论引导。

2005年，笔者曾就智利政府的经济政策调整发表文章，强调90年代智利经济之所以在拉美地区“一枝独秀”（1991—2000年，智利经济年均增长6.6％，比同期拉美地区平均增长率高出一倍），并不是因为智利贯彻新自由主义很得力，而恰恰是“背离”新自由主义政策框架的结果。[26]20世纪70年代中期，智利军人政府和“芝加哥弟子”曾率先在拉美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实验”，但其前期的改革并不顺利，特别是1975年、1982年两度发生严重经济衰退，分别出现12.9％和14.3％的负增长。这种不利局面引起了智利军政府及其经济班子的反思，并于80年代前半期开始进行政策调整，如重新提高关税，实行出口退税制度，恢复爬行汇率制，等等。正如智利经济学家弗伦奇—戴维斯所说：“为了应对1982年的严重衰退，智利被迫调整政策以对付外部的严重限制和促进国内的复苏。于是就出现了从主要是在70年代及80年代初确立的非常正统的或新自由主义的模式向一个更实用主义的模式的演变，包括从某些初期改革中的局部倒退。”他把这种变化称为“对新自由主义正统的偏离”（una desviación de la ortodoxia neoliberal）。[27]

西班牙经济学家哈维尔·桑蒂索在其《拉丁美洲经济政策的务实性》一书中对智利军政府及其经济班子的变化做了更为深入的评论。他认为：“在新自由主义革命的最初几年，1973年的政变和‘芝加哥弟子’的剧本并不是决裂的开始，而是模式化华尔兹的另一个片断……直到1982—1983年危机之后，智利才转而实施可能主义的经济政策，选择了立足于现实主义和务实主义并精心剪裁的宏观经济改革。”“因此，‘芝加哥弟子’的第二次浪潮毫不犹豫地放弃了新自由主义和货币主义信条，以适应智利经济的具体情况。”[28]

1990年智利军军人政府“还政于民”后，连续当政的4届左翼文人政府在继续推进结构改革的过程中，进一步发扬了“立足于现实主义和务实主义”的精神。笔者曾经指出：“在论及智利政府改革指导思想和经济政策的调整时，我们应当看到，智利改革在追求建立市场经济、实行自由贸易、发挥比较优势、让私人企业起主导作用等基本目标上是前后一致的。90年代以来历届文人政府改革指导思想的调整主要集中于对国家职能的重新定位，并把国家干预或调控集中于处理好改革与发展的关系。”[29]正因为在国家经济职能问题上基本摆脱了新自由主义的教条，智利几届文人政府在诸如贸易政策、汇率政策、财政政策、应对短期投机资本的政策、支持中小企业政策、社会政策等一系列政策上进行了重大调整与创新，取得了良好的实际效果。正如冈萨莱斯所说：“尽管国家的分量比过去减小了，但实际情况表明，智利经济绝不是一种不要国家的经济，国家保留了它在现代国家应当出现的所有领域的存在，并限制着教条式新自由主义的得逞。”[30]

可见，智利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的务实主义倾向发端于军人政府的后期而形成于90年代以来的文人政府时期。尽管以皮诺切特为代表的智利军政府在国内外备受争议，但智利文人政府并未因此而在经济政策上去与军人政府“划清界线”。“民主的回归使智利的伟大变革得以巩固……智利新的领导人并没有抛弃业已建立的经济制度遗产，而是继续将私有化与监管相结合，将贸易开放同保持国家对矿业部门的所有权相结合，将金融自由化与资本管制相结合……以这种如今被人们称为‘平等的增长’的方式，智利的务实主义轮廓日渐清晰。”[31]

如果说，智利军政府80年代的经济政策调整是由保守主义向务实主义转变的突出例子，那么，巴西卢拉政府的经济政策调整则被认为是由激进主义转向务实主义的典型。卢拉作为巴西劳工党领袖曾于1989年、1994年、1998年、2002年四次参加总统竞选。前三次竞选都未获成功，激进的经济政策主张是其竞选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卢拉在2002年参选总统时不厌其烦地安抚投资者，宣称自己已经放弃以往在一些敏感问题（如外债）上所持的极左观点。事实与最悲观的华尔街预言恰恰相悖，当选总统卢拉的经济政策惊人地注重实效。他在就任总统之后改变了自己的论调，赞同渐进主义的主流经济政策，要把财政紧缩、严格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社会政策结合起来。”[32]事实证明，卢拉当政的8年（2003—2010年），在前任卡多佐政府进行的大规模结构改革的基础上，继续实行务实的经济政策与积极的社会政策，为巴西作为地区大国的崛起发挥了重要的历史推动作用。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最近10年，拉美地区经济之所以能够出现为期6年（2003—2008年）的繁荣，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应对国际金融与经济危机的冲击（2008—2009年），之所以能够在最近3年依然保持较强增长的态势，前期结构改革所造就的新的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体制、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务实的经济政策这三个因素是缺一不可的。在当今的拉丁美洲，经济务实主义之风由智利到巴西，由巴西而吹向更多的国家，是一种可喜的，也是合乎逻辑的现象。其一，经济务实主义作为一种发展经验的总结它首先是产生于拉美本土的，是其他拉美国家容易认同，便于学习，也最能取得实际效果的。其二，经济务实主义是拉美人在近几十年间被新自由主义等洋教条干扰、误导的过程中自己探索出来的，它有助于让人们特别是理论界恢复自信，恢复从自身实际出发去思考问题、进行决策的思想路线。其三，实践也证明，经济务实主义是最能适应当今世界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