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概念厘定及论题的产生
晚清以降，中国社会开始发生深刻的转变；与之相应的是，中国散文理论作为中国文论的一种，也随之发生了转变。中国文论由古代向现代的转变，是以现代性的获取作为最重要的一个特征，20世纪90年代后期，学术界对此进行了热烈而又持久的讨论。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诸多学术争论中，“现代性”一词的内涵一直是人们探讨的焦点之一，但至今仍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正因为“现代性”概念的复杂性与模糊性，对“现代性”概念的界定成为一些研究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专著的必要组成部分，如张生的《时代的万华镜——从〈现代〉看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韩冷的《现代性内涵的冲突——海派小说性爱叙事》、陈乐的《现代性的文学叙事》、徐仲佳的《性爱问题：1920年代中国小说的现代性阐释》、刘旭的《底层叙述：现代性话语的裂隙》等，其中以蔡江珍的《中国散文理论的现代性想象》最为典型，该著作引用了齐格蒙特•鲍曼、吉登斯、刘小枫、马泰•卡林内斯库、诺斯洛普•弗莱、乌尔里希•贝克、伊夫•瓦岱等人的现代性理论，试图阐释现代性概念的多层含义。虽然蔡江珍对“现代性”的阐释还不够全面，甚至也不够准确，但是它仍然展现出重大意义，“现代性”是一个多层次概念，对“现代性”概念的阐释必须综合多家的观点。蔡江珍运用的多层次分析法是现代性概念阐释中的惯用方法，如赵一凡在《西方文论关键词》中和汪民安在《文化研究关键词》中对现代性概念的阐释都运用了此种方法，赵一凡综合了马克思、黑格尔、尼采、哈贝马斯、韦伯等多人的观点，揭示了现代性的三个层次：文艺现代性、哲学现代性和社会现代性；汪民安综合了马克思、马基雅维里、霍布思、洛克等人的观点，揭示了现代性的两种过程：历史实践过程的现代性和物质实践过程的现代性。多层次分析法的运用直接体现了现代性概念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并且直接宣告了任何一种现代性定义都是不全面的、不稳定的。然而，南帆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99个词》对现代性概念的阐释集中体现了现代性概念阐释的矛盾性：
在当代思想界，“现代性”已经成为人们反思人类历史变迁和思想嬗变的关键词。尽管人们对“现代性”的理解与界定莫衷一是、众声喧哗，但从总体上看，“现代性”一词还是具有相对稳定的含义：“它首先意指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现代性大略等于工业化的世界。”吉登斯的这一界定与韦伯、舍勒、哈贝马斯等人的阐释大同小异。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现代性体现为神学世界观的衰微，人的主体性的张扬，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的理性化以及市民伦理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现代性”概念还包含着另一种向度，即指浪漫主义运动以来知识分子对工业化和理性化的持续怀疑和批判。[1]
上述概念的矛盾性体现在两个方面，现代性概念既是众声喧哗又具有相对稳定的含义；吉登斯的现代性概念与韦伯、舍勒、哈贝马斯等的阐释大同小异，但又与很多人的观点大不相同，如波德莱尔、本雅明、马泰•卡林内斯库等。因为以吉登斯的观点作为现代性概念是有争议的，所以上述概念的后半部分又运用了多层次分析法，整合哲学现代性、社会现代性和文艺现代性等现代性内容。由此可见，现代性概念的阐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任何一种阐释都难以达成令人完全信服的结论。
基于上述分析，本书不再纠结于现代性概念的阐释，也无法穷尽现代性概念的所有内容，只是抓住了现代性的两个主要内容：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虽然此种做法有简化“现代性”的嫌疑，但是也只有启蒙和审美代表了中国散文理论现代转型的方向，因此，与其纠结于无法穷尽的、无法统一的、复杂多样的现代性概念，不如择其要点，紧扣研究对象。
众所周知，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作为现代性的二重性始终是相生相成的。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从笛卡尔到黑格尔，西方建构了庞大的现代性理性大厦，在建构的同时也孕育了对理性的批判，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现代性拯救方案。审美现代性从开始就被建构为对启蒙现代性的批判，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提出，“对人生来说，艺术比真理更有价值”，他试图建构“一种激烈的倾向于审美的相反理论”[2]，以表达他对西方世界根深蒂固的理性传统的不满。审美拯救现代性的方案在尼采以后的哲学中有了延续，如马尔库塞、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对启蒙理性的批判。然而，要精确地指出某个概念发生的时间总是困难的，精确地给某个概念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也是很困难的，考察“现代性”这种错综复杂和富有争议的概念更是如此[3]。现代性是一个历史性概念，马泰•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幅面孔》中认为，“现代性的概念在异教的古代世界中显然是不存在的，它产生于基督教的中世纪”[4]；伊夫•瓦岱在《文学与现代性》中把现代性追溯到11世纪。他们都只是给出一个模糊的时间，“现代性”概念的历史也许更加久远。中国的“现代性”概念及其发生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现在没有人能够弄清中国现代性发生的具体时间。最早研究中国现代性问题的李欧梵，他在《未完成的现代性》中把中国现代性时间观念的产生追溯到晚清的梁启超[5]，然而汪晖在《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中分析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和美国的由费正清开创的‘挑战—回应’模式为代表的历史叙述中，研究者们基于不同的立场将鸦片战争以降发生的变化解释为中华帝国向民族国家（亦及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历史过程”[6]，认为“鸦片战争作为中国遭遇西方文明挑战的象征性事件而被这两个学派视为中国现代性发生的分期标志”[7]。汪晖提出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他“根据精英人物的思想活动而考察中国现代性的发生”[8]，把鸦片战争作为中国现代性的起点。王一川在《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中批评了汪晖的观点，王一川认为考察中国现代性的发生不能单看精英人物的活动，也不能把中国现代性的发生仅仅归结为思想认识活动，王一川认为，“现代性，标明的远远的不只是一种单纯的思想转型，而是整个生活方式或生活世界的转型，它涉及的不仅有思想或认识，而且有更为基本的日常生活方式、价值规范、心理模式和审美表现等等，这些因素又与人的日常生活状况、包括器物需要密切相关，而正是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人对现代生存境遇的切身体验——现代性体验，这种现代性体验是任何现代性思想得以发生的更基本的地面”[9]。汪晖与王一川的分歧体现了现代性内在二重性的矛盾冲突，汪晖从启蒙现代性角度研究中国的现代性问题，王一川所谓的“现代性体验”代表了现代性研究的另一个维度：审美现代性。
王一川在20世纪80年代从事体验美学研究，著作《意义的瞬间生成——西方体验美学的超越性结构》就是这种研究的成果。20世纪90年代初，王一川提出“理论的批评化”与“修辞论美学”等观点，在《修辞论美学》等著作中探索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结合。之后，王一川又走向了中国现代性问题的研究道路，并且提出了“中国现代学”的观点[10]。正是在这样的研究基础上，王一川的现代性研究具有鲜明的特色，他说：“我对中国现代性问题的思索又与时下从事思想史研究的一些专家不同。他们致力于从现代重要思想家或其他知识分子的活动中考察中国现代性的普遍方面（如政治制度、社会模式、学术规范、教育体制、法律机制等），而我的兴趣则仅仅集中在中国现代性的诗学维度上。”[11]所谓“现代性诗学”，指的是从文学艺术的审美层面思考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或者“指分析中国现代性问题在审美表现领域的具体风貌”[12]。王一川所谓的“现代性体验”其实属于审美现代性研究范围，“现代性体验”可以说是心理体验，也可以说是审美体验。乔治•齐美尔从日常生活角度把握现代性，他认为“现代性的本质是一种心理主义，是根据我们内在生活的反应（甚至当作一种内心世界）来体验和解释世界，是固定内容在易变的心灵成分中的消解。”[13]与此相同的是，马歇尔•伯曼也是从日常生活层面把握现代性，他在《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中说，“今天，全世界的男女们都共享着一种重要的经验——一种关于时间和空间、自我和他人、生活的各种可能和危险的经验。我将把这种经验称作‘现代性’”[14]。齐美尔和伯曼把现代性视作是个体在日常生活中对外在世界和内在生活的反应与体验，刘晓枫在《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中就把他们这种现代性体验视作是审美方式，他说：“齐美尔以一种审美（感觉）方式来确定现代经济制度与现代社会文化制度的心性品质及内在关联，以便更切近地把握现代人的生活感觉。……齐美尔的文化社会学方法及其概念，是心理主义的，即从感觉层面来分析社会形态”[15]，杨向荣甚至认为齐美尔的现代性体验是一种“审美印象主义”[16]。王一川的观点与齐美尔有很多相近之处，他也强调必须回到个体的日常生活的生存体验才能把握现代性，并且他认为正是这种“现代性体验”构成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构成了中国文学的审美现代性维度，他说：“追问中国现代性的发生，不能不深入到体验层面，即从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问起，相应地，考察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也不能不从体验谈起。我以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归根结底，要表现为体验的现代性，正是中国现代性体验构成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审美维度。而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也就应当从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去加以把握。”[17]
审美现代性在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研究中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如海外学者李欧梵、王德威等人就十分重视中国文学的审美现代性，李欧梵在《追求现代性（1895—1927）》一文中，运用马丁•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幅面孔》的观点论述了美学现代性，指出了中国人对现代性的理解“偏重当代”、充满“新的”内容，阐释了五四文学的现代性的二重性：“当五四作家在某种程度上与西方美学中的现代主义那种艺术上的反抗意识声气相通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抛弃自己对科学、理性和进步的信仰。”[18]李欧梵的另一篇文章《漫谈中国现代文学的“颓废”》也借用了《现代性的五幅面孔》观点，认为“颓废”也是一种现代性美学，把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边缘角色”、“被史家针砭”、“反面教材”的“颓废”与现代性紧密联系起来[19]。王德威在《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中也强调了现代性的二重性，“如果‘五四’文学以启蒙、革命、情感与理性对话，以及写实主义的表述实践为特征，其实晚清小说已经先驰得点，而且其激进处，可为‘五四’典律添加另一向度”[20]。王德威从四个方面论述了“被压抑的现代性”：启蒙与颓废、革命与“回转”、理性与滥情以及模仿与戏谑。“五四”典律强调的是启蒙、革命、情感与理性的社会现代性，而颓废、“回转”、滥情、戏谑体现的是美学现代性，正是这种美学现代性为“五四”典律添加了另一向度。李欧梵和王德威把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时间前移到晚清，以及对文学审美现代性的重视，无疑挑战了五四启蒙文学的霸权地位，也启发了研究界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重新思考。
一般来说，启蒙话语在现代转型过程中占有核心地位，尤其是在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叙事中，启蒙往往被建构为一种“元叙述”。但是启蒙在历史叙述中并非一统天下，也并非牢不可破。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启蒙辩证法》中就清醒地指出了启蒙的两面性，他们说：“从进步思想最广泛的意义来看，历来启蒙的目的都是使人们摆脱恐惧，成为主人。但是完全受到启蒙的世界却充满着巨大的不幸。”[21]从表面来看，这种的观点无疑体现了辩证法，它指出了“启蒙”的两面性；如果从深层去思考，它暗示“启蒙”本身包含了不可解决的内在矛盾。长期以来，中国的启蒙运动在历史叙事中也是富有争议的，这种争议不仅在于中国的启蒙运动与西方的文艺复兴以及启蒙运动是否可以相提并论，也在于如何理解中国启蒙运动的内部精神与思想。五四“启蒙运动”说在历史话语中一直占有主流地位，但是也有人对此提出过质疑，比如周策纵在《五四运动史》中指出了五四运动与西方的文艺复兴及启蒙运动之间的“截然不同”[22]；余英时在《文艺复兴乎？启蒙运动乎？——一个史学家对五四运动的反思》中主张，“从五四本身的角度去了解五四”[23]，强调五四思想的多元性和复杂性。韦政通与周策纵和余英时的不同在于，他把五四运动定位为“启蒙运动”，但是他认为中国的启蒙运动受到西方17、18世纪启蒙运动的影响，又受到19世纪反启蒙运动的浪漫主义的影响，他在《启蒙运动与当代中国思想的发展》中提出，“中国启蒙运动的特色，我想可以从两点来加以掌握，一是浪漫精神，二是充满矛盾的思想组合”[24]。韦政通揭示中国启蒙运动的思想是浪漫的，也是矛盾的；所谓矛盾的，它意味着中国启蒙运动既有启蒙思想，也有非启蒙思想，甚至有反启蒙的思想。因此，关注启蒙运动，不能只看到其中的一个方面，而应该看到启蒙运动的“多样性和多层面”[25]。周策纵、余英时、韦政通都看到了启蒙运动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但是他们对启蒙的反思仍然没有达到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的高度。
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认为，“启蒙精神为了效力于现存制度而疯狂欺骗群众”。[26]众所周知，“启蒙”一词预设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复杂关系，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的观点意味着“启蒙”预设的主客体关系并非完全是正面的，它有可能走向反面，“启蒙”与“欺骗”是可以转化的。从理论上来说，启蒙与欺骗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启蒙辩证法》给人们的最大启示在于，启蒙并非一个光芒万丈的偶像。毫无疑问，启蒙在中国文学现代转型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有学者说：“以历史的进步为深层依据的现代思想启蒙，是推动文学审美现代转型并使其获得独立价值的关键性动力。”[27]在部分文学史叙事中，启蒙文学的霸主地位就是为了体现“启蒙”在历史中的作用。但是中国的启蒙运动与启蒙文学（或者文学启蒙）并不是同一的，由于文学本身以及文学与启蒙之间关系的特殊性，启蒙与中国文学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因此，考察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一方面必须看到启蒙所发生的关键性作用，另一方面又要考虑启蒙可能带来的问题。在已有的文学史叙事中，启蒙受到了格外的重视，“启蒙走向负面”的观点容易引起大部分人的反感和批判；“启蒙可能产生问题”被人为地忽视，是不争的事实。“启蒙可能产生问题”或者“启蒙走向负面”并非是为了否定中国文学的启蒙精神，也并非是为了否定历史先驱者的启蒙精神，而是为了更清楚、更全面地认识历史先驱者在中国文学现代转型过程中所做的努力。王桂妹在她的博士论文中有这么一段话：
任何一种话语往往是在疏导压抑的同时又制造着压抑，启蒙叙事也不例外。20世纪中国文学首先是在历史变革中浮出历史地表的，并以工具化的承担获得了现代转型的动力。文学的现代神话实际就是对以文学作为启蒙工具效用的极端化强调。因此，文学的压抑首先源于文学与历史的同构性价值理解。启蒙把文学从受道统奴役的身份转变为实现启蒙的一种有效的工具，使文学自然获得了一次大解放，但实际从文学的工具化认定上看，文学只是变换了工具的方式，文学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还是被压抑着。从梁启超倡导“三界革命”开始，文学的现代性工具认定就已经开始了。但文学作为一个具有独立价值追求的审美系统，不单单是被动地承受，而是要尽力摆脱压抑，突破工具性认定，寻求自身独立价值的实现。[28]
显然，王桂妹认识到了启蒙解放了文学同时又压抑了文学，说明了启蒙内在的矛盾性，也说明了启蒙与文学在中国文学现代转型过程中的矛盾关系，这种观点可以给我们以清醒的启示。但是王桂妹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启蒙与文学虽然不完全同一，但也具有部分同一性，至少启蒙与文学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
综上所述，现代性与文学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考察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转变，必须考虑现代性内在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也必须看到启蒙与文学并非二元对立的关系。我们应该摆脱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以辩证法的思维来分辨历史运动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是一个庞大的、复杂的系统工程，它牵涉到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面面俱到可能会消解对问题的深刻挖掘。因此，为了直观地体现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过程，考察散文理论应该是一个比较有效的途径，通过对中国散文理论的考察，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启蒙与审美在文学转型过程中的冲突与激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