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郭丹

孙纪文君2001年入福建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专业方向为先秦两汉文学。他的博士学位论文是《淮南子研究》。虽是一部专书研究，但大家知道，《淮南子》是一部内容丰富且庞杂、包罗万象的巨著，要对《淮南子》进行全面的研究，对先秦以至汉代的思想文化和典籍都要有深入的把握，庶几才能毕其功。但孙纪文迎难而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其博士学位论文受到袁世硕、蒋凡等著名学者——其答辩评委的高度评价（该书2005年由学苑出版社出版）。后来，他进入西北师大博士后流动站师从赵逵夫先生做进一步研究，出站报告是《王士禛诗学文献研究》，后扩充为《王士禛诗学研究》（2008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出版后也颇得好评。就他的研究状况来看，从先秦到清代，这是一个跨度很大的超迈。不过，正因为他有了先秦两汉扎实的基础，其涉猎清代文学，即创获颇为丰厚。

孙纪文此书中有五篇论文论王士禛诗学。王士禛是清初重要的诗人和诗论家，其“神韵说”影响很大。然而对“神韵说”内涵的理解，却存在某种不足，一是理解不够全面，二是以为仅取唐韵而排斥宋诗，或是对其宗唐宗宋的变化轨迹不清楚。孙纪文厘述清初宗唐宗宋对立的背景，认为王渔洋“曾经历宗唐—宗宋—宗唐的回环往复过程”。作者从对具体材料的比对分析中，揭橥其标举的盛唐不是李、杜，而是王、孟的原因，所论显得扎实有据。作者还认为“王渔洋虽以尊唐为主，但上则溯源于汉魏六朝，下亦不排斥宋元明”，“他的唐诗学也不是一个视阈狭窄的唐诗学”，而“是以唐代诗学精神为价值取向的唐诗学，是建构理论系统的唐诗学”。这个结论是建立在客观材料的具体分析上的，因而也是可信的。

“神韵说”以盛唐为宗，这和它在诗论上承继严羽是一致的。此论点虽已有学者提出，但孙纪文从审美风格论、审美韵味论、审美境界论三方面加以申述，这是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有力补充。神韵说并不局限于“神韵”的单一标准，而是既重风调，又重雄浑。王渔洋的诗歌风格本具有多样性，即“渔洋的诗歌，不仅有空灵之作，也有雄浑之作。渔洋的神韵诗说，不仅倡导一种从容幽静、舒缓空灵的韵外之致，也包含意境开阔、手法雄奇、风格苍劲的美学追求”。这样的结论，正可以和作者揭示的王渔洋诗论的阔大丰富相印证。还有，纪文君注意到《秋柳》四首暗含故国之思，在当时文网渐密的康熙时代，沈德潜《清诗别裁集》不选王士禛的《秋柳》诗，其用意是可以理解的。另外，孙纪文认为，此举乃是沈德潜别有深意而为，目的在于力图呈现出王士禛诗歌的另一种骨力雄健又不失敦厚的气度，从而与王士禛诗歌惯常所具的另一种清新俊逸的审美情趣相互补充而融为一体，以此构建渔洋诗歌的整体风貌，并巧妙地反击了诋讥渔洋的诗坛之声。这样的说法，也比以往的分析更深一层。

对于沈德潜的诗歌理论，作者试图廓清一个误区，即“将沈德潜的诗学思想归于‘格调说’并不是很恰当”。作者分析“格调”和“神韵”二说之关系，从明代格调论的目标和审美理想追踪到王士禛“神韵说”的产生，论定王士禛崇尚神韵的出发点之一是为了纠正明代格调派过于推重诗歌形式的做法，而且他也不满于格调论尤为推崇以李、杜为代表的唐诗格高调逸一派，于是，另辟蹊径，推重王、孟诗歌之自然悠远的韵致。作者认为，沈德潜对格调和神韵进行了“视界融合”式的复调组合，既避免了明代以来格调说流于形式主义的弊端，又调和了神韵说过于玄空的弊病，体现了对神韵论的进一步包容和融合。并从具体作品的分析中（包括《沈德潜论杜诗之美》一文），指出王士禛是在钟情于清逸淡远的前提下提倡雄浑高格，而沈德潜则是在钟情于雄浑高格的前提下肯定清逸淡远，这就使得作者的结论不是架空之谈。对于格调说与性情说，作者认为有本质区别，但又是可以互通的。区别在于袁枚性灵派提倡的主要是个性色彩浓厚的性情；而沈德潜格调论提倡的主要是皈依儒家情怀的万古之性情。互通在于沈德潜“常常折中其中的共性因素而融会贯通”和“推崇诗歌作品中的性情与政治道德意义之间的关联”。应该说，格调说的内涵，在于关乎教化，要求温柔敦厚，说白了就是如何更好地为统治者服务。沈德潜对“神韵说”的“复调组合”也好，对性情论的互通也好，都是为这个宗旨服务的。这倒是作者应注意到的。

纪文君此书有两篇论述浦起龙《读杜心解》的文章。明代杜诗学著作繁复，清初杜诗研究继续蜂拥而起，其中浦起龙的《读杜心解》是重要的一部注释著作。一部好的注释本，也是一部好的批评著作。浦起龙的《读杜心解》是杜诗注释著作中重要的一部，也是其杜诗批评的体现。对于浦起龙的解杜，作者把它与《钱注杜诗》、金圣叹《杜诗解》、王嗣奭《杜臆》等进行细致的比较，认为浦起龙的杜诗批评既有实证主义的传统方法，也暗合了文本批评的某些法则，《读杜心解》文本批评的内容是理论分析与审美品鉴相结合的产物。由此作者进一步总结《读杜心解》在清初杜诗学研究中的学理秉承与创新，指出《读杜心解》既有学术的严谨内容，又有文学批评的灵性成分，可谓重学术而不废性情。作者从具体的杜诗“心解”例子入手，得出浦起龙《读杜心解》的阐释方法既有“以意逆志”的性质，又有“知人论世”的手段；既有“八股析诗”的影子，又有“诗文互比”的借鉴，“是一种复合式阐释方法的应用”的结论。这是作者抉微入里的见解。

纪文君在博士毕业前就开始参与我所负责的国家社科课题《四库全书总目中的文学批评》的研究，他文思敏捷，很快就写出了好几篇相关论文。收在本书中的关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文学批评的七篇文章，就是项目的成果。《总目》虽是目录学著作，但也是一部重要的批评著作。它的每一篇提要，就是一篇简要而精当的批评文字。这七篇文章，涉及《总目》中的诗歌、词学、小说以及批评话语等问题。从《总目》对本朝诗歌的批评状况，可以看出有清前80年代的诗歌创作状况，从《总目》对历代诗歌的批评中，可以综观《总目》作者的诗学观。对于《总目》在诗歌批评史上的价值，纪文君在肯定《总目》批评观价值的同时，也剀切地揭示其不足。对于《总目》的批评原则，纪文君抓住了它以儒家诗学思想为核心这一基本原则，但又看出了其中的变化，如但求公允而力求持平之论，在理性指导下的对情的重视，追求一种遒劲与高雅相融的诗歌美学境界，等等。这些论述，都是持之有故，颇中肯綮的。对于《总目》三种批评话语的总结，又是他从《总目》众多的提要中潜玩体味深思所得。

就本书的研究来说，有三个特色。其实，这三个特色也体现在纪文君以往的著作与文章中。

一是重视文献的把握，以文献为依据，不发空论。他对王士禛诗学理论的研究，就建立在其对王士禛诗学文献的考论上。他的专著《王士禛诗学研究》，有两章专门谈王士禛的诗学文献。不把研究对象的相关文献搞清楚，就容易作架空之谈。对于沈德潜、浦起龙等对象，作者都注意到文献依据，包括他们的著作文献、立论的文献或作品依据。赵翼和张问陶都是性灵派诗人，一般人看似无太大差别，但是孙纪文从具体文献和作品出发立论，揭示出二人在性灵论方面的差异。

二是理论功底扎实，视野开阔。纪文君强于理论思考。此书虽名“清代文学探赜”，其主要涉及的是批评理论问题。纪文君对每一个研究对象的探索，都能从理论的基本要义出发，确立一个批评的理论逻辑基础。其后的论述，都能以此为核心，剥茧抽丝，条分缕析，最后得出结论。他还善于学习新鲜理论，包括国外的新理论，作为批判的武器，如用文化人类学和文化诗学的理论对袁枚“性灵说”进行解析，其中论及其消解传统的三点表现和“性灵说”的人本主义价值及其局限性，即透露出作者清新的见解与思考。而将《歌德谈话录》和《随园诗话》进行比较，由此揭示歌德与袁枚文论思想的异同，体现了作者视野的开阔。

三是颇有会心，时见新论。如以“徐汪争辩事件”为例，从王士禛的“笑而颔之”的态度说明王士禛对唐诗派的态度，证明“自康熙二十二年之后，渔洋的诗学思想便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他已经走入唐诗派的阵营之中”。结论并不惊人，但所用的材料似为别人所未用，尝一脔肉而知一镬之味，可见其把握材料的会心。如前所说，经过他对王士禛宗唐宗宋的变化过程的细致分析，论定王士禛的唐诗学也不是一个视阈狭窄的唐诗学。再如，他从《秋柳》诗蕴藉含蓄的思绪出发，结合时代的约束和沈德潜的苦心，论析《清诗别裁集》不选王士禛《秋柳》诗的原因，其心得也颇为与众不同。

我对清代文学并不熟悉，然而难却纪文君之盛情，只好就我读完此书谈一些粗浅的看法，妄发论议，未必能中肯綮。孙纪文好学深思，读他的文章，你会觉得他“慧而能虚，虚而能入”（俞正燮《癸巳存稿》卷首张穆《序》），深人无浅语，这是我历来的感觉。

谨为序。

2014年3月于福州适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