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文化产业发展的新转向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文化产业发展热潮，文化产业已经融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成为区域发展与竞争的重要内容。尤其是从20世纪末开始，很多省﹙直辖市﹚、市纷纷提出了建设文化大省、文化强市的目标，文化产业突飞猛进。从全国的实践来看，文化产业发展已经出现了三大转向。

（一）文化产业发展理念的转向

文化建设是经济发展的结果。文化脱离了经济和社会的活的肌体，把文化割裂开来、独立起来，也就失去了活力。北京把文化产业的发展嵌入经济和社会发展，使之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生产物与自觉要求。

北京市在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中，从一开始即注意加强文化与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经过20年的浸润濡染，首都经济呈现出“文化化”的鲜明特色。典型的表现是农业和制造业的“文化化”，散布乡间的创意农业园和城区的创意工厂，成为首都经济活力和张力的重要见证。[2]

浙江省早在21世纪初当别的省份还沉浸在经济热时，就已把视线投向文化，开始重视发展文化产业，将文化产业纳入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中。浙江对于发展文化产业的认识，也从传统的“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促进文化市场繁荣”上升到了“活跃发展全局、促进民生民富”的高度。文化产业的强大带来的绝不仅仅是文化产业本身的效益，而是整个区域品牌的提升和发展全局的活跃。[3]

杭州市把文化创意产业提高到第四产业的高度来发展。当别的城市还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杭州市委领导已提出：文化不再是生活中的点缀，而是民生需要，要增强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培养更多文化名人，培育更多文化名企，生产更多文化名品，加快建设文化名城，打造“人文杭州”。杭州开始用发展经济的劲头发展文化。

（二）文化产业品牌打造的转向

湖南是典型的内陆省份，发展文化产业既无区位优势，又无政策优势；既无资本优势，又无技术优势。但却走出了一条产业特色品牌发展道路，创造了一种“湖南文化现象”。“广电湘军”、“出版湘军”、“动漫湘军”全国知名：湖南卫视收视率一直位居全国省级卫视第一；湖南出版成为中国地方出版实力三强之一；湖南原创动漫总产量连续排名全国第一；湖南《体坛周报》占据全国体育类报纸60％以上的发行和广告份额，北京奥运会期间日发行量达100万份。湖南有40余个知名文化品牌。如引发万人空巷的“超级女声”、引爆电视购物狂潮的“快乐购”、引起“洛阳纸贵”的图书——《世界是平的》；收视率一直位居全国省级卫视第一的湖南卫视；中国地方出版实力三强之一的湖南出版集团；分别位居全国十大动漫企业第一和第二的宏梦卡通公司和三辰卡通公司；等等。《中国文化品牌报告》发布的222个文化品牌中，“湘字号”达31个，占14％。[4]

平台、项目等是文化产业的一个最基本的载体，也是发展文化产业的切入点。一个重大项目的实施，可以牵动一大批企业投身其中，有可能带动一个产业群的发展。深圳成功创办文博会，缔造了“政府投入1亿多而累计成交达5000亿元”的文化奇迹，不断刷新出口交易金额纪录。深圳已成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一个新的桥头堡与中国文化产品进出口的重要基地。2010年，深圳文化产品出口占全国的20％，进口占全国的18％。再如，云南《印象丽江》项目的成功，就是品牌项目牵动的具体体现，引起了丽江旅游演艺业的质的飞跃。浙江杭州国际动漫节、义乌文博会成为浙江文化产业发展的两大平台，对文化产业发展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杭州国际动漫节已成为国内规模最大、人气最旺、影响最广泛的动漫专业盛会，汇聚了全国动漫产业的人才流、信息流、资金流。义乌文博会成为文化部重点支持的全国四个文博会之一。

（三）民营文化企业的转向

先进省市的经验表明，民营经济是文化产业的生力军和“催化剂”。湖南民营文化企业在文化产业中比重较大，并逐年攀升，占以歌厅、酒吧业为主的娱乐演艺的96％，出版印刷业和动漫业的90％，产业增加值占全部文化产业增加值的1/3，就业人数占全部文化产业就业人数的2/3。出版湘军、动漫湘军、演艺湘军等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动漫蓝猫、山猫系列产品走进了36个国家和地区，金鹰卡通等7家企业的6个项目被确定为国家文化出口重点项目。[5]

经验表明，加快国有占优势的传统文化产业体制改革，激活国有文化事业单位的同时，坚持以民营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参与的原则，通过政策扶持、盘活文化资源、公共服务平台支撑等措施突破民营经济起步“瓶颈”，做大做强一些民营企业较易进入并能够快速成长的行业领域，如动漫游戏、演艺娱乐、网络、文化旅游、文化产品制售业等。这些现象表明，依托民营经济为主力军，培育文化产业局部优势，能够迅速提升区域软实力和城市品牌，吸引更多文化产业投资集聚，起到了激活和示范的效用。[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