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对象
本书研究对象是“马克思学说体系”，这里的“马克思学说”是狭义的马克思学说。该论题主要包括以下两个相互联系的子论题：“马克思学说”“马克思学说体系”，马克思学说体系又包含“马克思学说体系的逻辑结构”“马克思学说体系的内容结构”这两者构成马克思学说体系的客观性，在解决马克思学说体系的客观性之后，对于马克思学说体系的基本框架的构筑即大概完成，也就是说，我们厘清了狭义的马克思学说体系结构等问题，也正是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讨论马克思学说的当代发展问题，即与中国当代社会主义建设相适应的广义的马克思学说问题——“马克思学说体系的当代性”。
要研究马克思学说体系，必须明确“马克思学说”“马克思学说体系”等基本概念。任何一项理论研究都必须首先明确所使用的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给予其性质上的确定性。在此将对围绕马克思学说体系的几个基本概念及其相互关系，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缜密的界定，并对在本书中使用这几个概念的角度和方式做说明。
学术经验告诉我们，越是经常使用，越看起来含义极其清楚，甚至可以认为是不证自明的概念，其理论含义越可能含混不清。在学术实践中许多概念歧义丛生，各个学科都会从各自的视角对其进行差异较大的界定，各个学者出于不同的学术追求，在其研究中这些概念也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因此，非常有必要对围绕马克思学说，以及本书所使用的几个基本概念及其相互关系予以澄清。
（一）关于马克思学说
“马克思学说”是当下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重要概念，而许多人在许多场合并没有对“马克思学说”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学”等清晰划界，因此，廓清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之一，并且这一工作成为划清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方向，在马克思主义的原初形态“马克思学说”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发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前提。
“马克思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较早诞生的概念，在恩格斯看来，“马克思学说”专指马克思本人的学说，而列宁则把整个马克思主义当成了马克思的学说，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意义上使用“马克思学说”概念，当下中国学界多是在严格区分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的基础上使用“马克思学说”这一概念的。20世纪新马克思主义则是把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建构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基础之上从而形成其批判理论，使新马克思主义成为马克思学说的逻辑延伸和发挥。“马克思学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狭义的马克思学说专指马克思本人的学说，并不包括后继者们发挥的成分，而广义的马克思学说则是指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理论体系和他所确定的基本原则，以及在此基础上后继者的发挥。
1.恩格斯对“马克思学说”概念的理解和使用
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研读，笔者在马克思的文本中没有发现马克思本人对“马克思学说”概念的使用，恩格斯曾经使用过这一概念。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马克思学说”这一概念出现过两次，一次是恩格斯在1895年1月3日“致卡尔·考茨基·斯图加特”的信中说，“法尔曼的文章由于错误地解释马克思学说的其他方面和许多形而上学的、即反辩证法的倾向，的确有些地方相当混乱，这几乎抹杀了他所采用的那种使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接近于问题实质的成功的方法”[1]。在此，恩格斯所使用的“马克思学说”所指称的对象就是马克思本人的学说，因为恩格斯所批判的彼·法尔曼的文章（《马克思价值理论的批判》）是针对马克思的经济学。这是在全集正文中发现的唯一的“马克思学说”概念，恩格斯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和使用跟当下学界对其的理解和使用基本相同，都是在狭义上使用这一概念，只是在文中恩格斯用它仅仅指示马克思的经济理论。
“马克思学说”概念在全集中另一次出现是在注释中，也是恩格斯批判针对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的质疑而引发了“马克思学说”的使用。1880年10月，恩格斯计划撰写“法学家的社会主义”，批判奥地利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和法学家安门格尔的著作《十足劳动收入权的历史探讨》，“该书企图证明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没有独创性’，他的结论似乎是从英国李嘉图学派空想社会主义者（汤普逊等人）那里抄袭来的。恩格斯认为不能对门格尔的这些诽谤谰言，以及他对马克思学说本身的实质的伪造置之不理，因此，决定在报刊上予以反击”[2]。在此，全集中所使用的马克思学说所指称的仍然是马克思本人的学说，专指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并不包含恩格斯的学说，可见在全集的翻译与注释中对“马克思学说”的理解是专指马克思本人的学说——狭义的马克思学说。
恩格斯所理解的马克思学说的基本内涵是什么呢？这个可以从恩格斯撰写的传记《卡尔·马克思》[3]中找到答案，“在马克思使自己的名字永垂与科学史册的重要发现中，这里我们只能谈到两点”。“第一点就是他在整个世界史观上实现了变革。”[4]“马克思的第二个重要发现，就是彻底弄清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揭露了在现代社会内，在现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是怎样进行的。”[5]可见，在恩格斯看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学说的核心内容。恩格斯虽然没有给马克思学说以明确定义（笔者在对恩格斯著作研读的过程中始终没有找到恩格斯对马克思学说全面准确的定义），但是，恩格斯在1892年写作传记《卡尔·马克思》之前，在一张纸上开列了第一份马克思著作书目（这份书目在该文翻译的注释中[6]），在该传记的文末，又开列了一个马克思著作书目，从这两个书目中，我们可以窥测出恩格斯所理解的马克思学说的大体框架和基本内涵：
恩格斯开列马克思著作书目，这是马克思本人也没有做过的工作，对马克思学说文本研究具有开创性和奠基性意义，但是，恩格斯所开列的书目除《博士论文》未公开发表外，其余部分均是公开发表的论著。因此，当时马克思所未公开发表的重要篇目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未能列入马克思著作书目是个遗憾。恩格斯所开列的书目也为恩格斯所理解的马克思学说的基本内涵及其学说的性质作了框定，使马克思学说内容更加明确，为一段历史中的马克思学说定了调子，成为“以恩解马”的基本依据。恩格斯开列书目时并未刻意把马克思文本中的哲学、政治经济学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的文本区分开来，而是合在一起，这和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中所界定的马克思学说的基本贡献在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一样，并不致力于把马克思学说肢解为三个组成部分。
恩格斯在《马克思，亨利希·卡尔》一文最后部分再次为读者开列了马克思全部发表作品书目[7]，这一书目是为了方便读者参阅。恩格斯开列这一书目的目的是“以飨读者”，而写作之前所开列的书目是恩格斯为了自己研究所开列的，目的并不完全相同，因而篇目也不尽相同。但是这两个书目成为我们考察恩格斯所理解的马克思学说的最终根据。
在恩格斯开列的第一个供其研究使用的马克思书目中，理应包括马克思的最基本的篇目，这个书目应该体现重点性和全面性，就是应该把体现马克思基本思想的经典篇目作为研究重点，还要尽可能地囊括马克思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著作，这个不能看是否发表，因为这是仅供恩格斯研究使用的。但是很明显，在恩格斯的书目中，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以及建立在异化理论基础之上的批判理论并没有被包含在内，马克思这么重要的理论恩格斯为什么会从书目中剔除出去呢？与异化理论相关的《手稿》当时没有发表是根本原因吗？显然不应当这样推测，只能说，在恩格斯所理解的马克思学说中，异化理论并没有地位，这就是“以恩解马”被诟病的根源。
2.列宁对马克思学说概念的理解和使用
列宁对“马克思学说”的研究做出了四点重要贡献：
第一，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对“马克思学说”的内涵做出了里程碑式的结论：“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的一点，就是阐明了无产阶级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创造者的世界历史作用。”[8]
第二，从马克思是马克思主义唯一创始人的角度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应该属于马克思：“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9]
第三，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角度对“马克思学说”概念进行层次性划分，把马克思学说区分为基本理论和基本理论的运用。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指出哲学唯物主义、辩证法、唯物主义历史观、阶级斗争是马克思学说的组成部分，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社会主义理论、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策略则是马克思学说的运用。[10]列宁在阐述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之前，首先阐述马克思的基本观点：“我们在阐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即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之前，必须把他的整个世界观作一简略的叙述。”[11]列宁接下来阐述的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马克思的观点极其彻底而严整，这是马克思的对手也承认的，这些观点总起来就构成作为世界各文明国家工人运动的理论和纲领的现代唯物主义和现代科学社会主义。”[12]马克思的观点的总和——马克思的世界观就是马克思学说，这是马克思的经济学、社会主义理论、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策略产生的理论前提。
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13]中指出马克思学说的基本内涵是指马克思的哲学部分，而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以及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策略是“马克思学说”的证明和运用：“使马克思的理论得到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用的是他的经济学说。”[14]
第四，在1914年为《格拉纳特百科辞典》撰写《卡尔·马克思（传略和马克思主义概论）》词条时，列宁在恩格斯开列的马克思著作书目的基础上，在文末开列了马克思著作书目[15]，列宁所开列的书目，为我们考察列宁所理解的马克思学说提供了文本依据。
列宁开列的书目补充了1892年恩格斯所开列书目后新发表的一系列马克思的遗著：《哥达纲领批判》、《工资、价格和利润》、《资本论》第4卷《剩余价值学说史》、《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4卷本等，还把曾经在恩格斯《费尔巴哈论》一书附录中发表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单独开列，共列出马克思个人论著29部，马恩合著5部共34部，比恩格斯的第一个书目增加了11部（篇）。列宁所理解的马克思学说主要是根据他所掌握的马克思的著作，但列宁对马克思学说的认识并不全面，因为当时“马克思的著作和书信到现在还没有全部收齐出版”[16]。马克思的许多重要篇目是在列宁去世之后才陆续出版的，列宁的书目中不包括，列宁也认识不到马克思在此类著作中的相关思想。
应当指出，恩格斯所开列的马克思著作书目虽然比列宁所开列的书目数量少，但是，由于恩格斯是和马克思共同开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奠基者，在工作和生活上是并肩战斗的战友，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又是马克思遗著正式委托的保管人（还有马克思的女儿艾琳娜），而列宁所接触的马克思的文本大多限于已经发表的部分。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恩格斯所掌握的马克思的著作要远比列宁所掌握的马克思的著作丰富，恩格斯所理解的马克思学说要远比列宁所理解的马克思学说全面。恩格斯书目和列宁书目勾勒了马克思学说的轮廓，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了马克思学说的疆界。
从列宁所开列的马克思著作的书目来看，马克思的这些书目并不包括其早期的相当一部分重要著作，诸如以异化批判为核心的社会批判理论，如马克思的《手稿》等，凝聚马克思哲学以及辩证法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等。然而也正是这一部分内容（在以后章节中将专门讨论该部分内容是马克思学说的肇始）——才是马克思全部学说肇始的动因，马克思以后部分的理论研究就是为了解决早期理论研究中遇到的困惑。
3.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学说”概念的理解和使用
“马克思学说”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普遍使用的概念。但当时所使用的“马克思学说”概念既非广义也非狭义，和当下学界对这一概念的理解不尽相同。从逻辑上来说，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学说”这一概念的使用应该跟“马克思主义”概念是一致的。从当时共产党人的先驱者们所撰写的著作来看，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来理解和使用“马克思学说”的。1922年，陈独秀著作出版《马克思学说》，这“主要是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是在中国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篇重要著作”[17]。陈独秀当时对“马克思学说”的理解和使用等同于“马克思主义”。1923年5月15日李达在湖南自修大学《新时代》杂志第1卷第2号上发表《马克思学说与中国》，从三个方面论述了马克思学说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根据马克思学说的原则和中国的产业状况及文化程度，就中国共产党如能掌握政权拟出了“不作工者不得吃饭”、“平均地权”、“大产业国有”等12条大纲。“此文努力以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分析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提出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策略和政策大纲，对党制定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及在统一战线中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在理论上有积极的影响。”[18]同样，李达也是在“马克思主义”意义上来理解和使用“马克思学说”概念的。蔡和森于1921年8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9卷第4号上发表《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对当时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中国走什么道路，需不需要共产党等问题展开讨论，主张通过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来实现社会主义，这才是中国唯一的出路。该文的发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起了巨大的作用”[19]。另外，1920年3月由李大钊、高崇焕、王有德、邓中夏、罗章龙等人在北京大学发起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组织会员翻译和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讲演、宣传以及吸收青年和工人入会”[20]。显然，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即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也曾经开列了一个马克思学说的书目，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学说的理解就是马克思主义。冰冰（袁五冰，1899—1927）为南京社会科学研究会（即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他编写马克思学说书目，供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著作及中国共产党文献的导读书目，发表于《中国青年》1924年第24期上。文中选介了23种书籍，包括《共产党宣言》《工钱劳动与资本》等原著，《资本论入门》等辅导读物，《俄国共产党党纲》《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陈独秀先生讲演录》《社会文义讨论集》等近期文献。从以上史料中可以看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理解并使用“马克思学说”这一概念的。
4.当代中国学界对“马克思学说”概念的理解和使用
对“马克思学说”的研究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中的重要内容，该概念也是学界普遍使用的概念，当下中国学界致力于从马克思学说的内涵以及在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区别的基础上来确立关于“马克思学说”概念的理解。
在马克思学说的基本内涵方面，主要是把马克思学说看作是革命的和批判的学说：
衣俊卿教授经常使用“马克思学说”概念，在《国外马克思主义论丛——现代性焦虑与文化批判》[21]第一编中，他专门讨论“马克思学说的文化批判精神”。早在2001年《21世纪哲学创新——黄楠森教授八十华诞纪念文集》一书中，衣俊卿教授就撰文《马克思思想：人之存在的本质性文化精神——揭示马克思学说当代意义的新视角》[22]专门论述马克思学说的基本内涵，首先他说，“马克思明确地把自己的各种理论探索称之为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社会历史批判等”[23]。但马克思评判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目的，“并不是要建立某种新的哲学、政治经济学或社会主义理论去取代传统的理论体系，而是根本超越建立在传统分工基础之上，以‘解释世界’为特征的纯理论形态的学说，形成一种实践性的、批判性的、行动性的理论精神，其宗旨是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是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因此，马克思所有的理论批判和理论研究实际上构成了一种以人的劳动、现实的生产活动，即人的实践为现实基础而说明人类社会的生成与分裂，以及扬弃这些分裂和对立，使人类获得解放的一体化的革命的和批判的学说。这种一体化的学说从总体上属于哲学，但它不是由给定的理论范畴和命题构成的抽象的哲学理论体系，而是一种植根于人的实践活动的超越本性之上的理性批判与反思活动，一种文化批判精神。这应当是本真意义上的哲学”[24]。衣俊卿教授对“马克思学说”概念的理解和使用是学界的一个基本看法。
在马、恩关系上，许多学者还致力于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对立，并在此基础上理解和使用“马克思学说”概念：
为明确“马克思学说”的基本内涵，有学者还力图阐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界限，寻找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对立”，从而把恩格斯的思想从“马克思学说”中剥离出去，打造纯而又纯的“马克思学说”。俞吾金教授于2004年撰文《运用差异分析法研究马克思的学说》[25]指出，若用差异分析法来研究马克思的学说，就会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之间的不同，恩格斯对马克思思想的阐发甚至是有偏差乃至错误的。“差异分析法是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方法的一个重大转折、发现和创新。以此方法来研究马克思，会发现三大差异。”[26]首先，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就是马克思，马克思思想和恩格斯思想之间存在差异。其次，马、恩的研究视角存在差异。恩格斯从自然哲学推论出社会哲学，其逻辑前提是假定自然和人类社会的二元对立，恩格斯开辟了从普列汉诺夫、列宁到斯大林的马克思哲学思想的解释路线。而卢卡奇并不是在自然与社会分离的基础上建构马克思学说的出发点；相反，他认为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以“从人类社会到自然”的解释路线取代了恩格斯“从自然到人类社会”的解释路线。“马克思从未把人类社会与自然抽象地对立起来。”[27]马克思否定了自然与人类社会的二元分离与对立，否定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二元分离。从最终本质上来看，“马克思的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象则是人类社会，而在马克思的理解中，人类社会也就是人化自然。也就是说，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并没有提出历史唯物主义以外的任何哲学理论，如果一定要保留‘辩证唯物主义’这个术语，那么，它只能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别名，而决不意味着与历史唯物主义有别的另一个研究领域”[28]。最后，俞吾金教授还指出了在研究文本上存在的差异。正是从差异分析方法中，俞吾金教授找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区别，为把恩格斯的思想从马克思学说中剔除出去提供了参考依据。
对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对立与差异，何中华教授也在《重读马克思》[29]中表述了二者之间的明确区别，何教授还撰写文章（《究竟应当怎样看待“马克思—恩格斯问题”——再答我的两位批评者》《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如何看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差别》《现代哲学》2007年第3期、《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思想的几点区别》《东岳论丛》2004年第3期）集中说明他对马克思、恩格斯区别的基本态度：马恩之间的区别并不限于“分工说”和“情景说”，而是在于“思想上的异质性”，“‘分工说’只能解释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之间次要的、非实质性的差别（例如侧重点、着眼点之类的不同，但这类差别必须是基于共同的预设而形成的），但无力说明基本预设上的距离亦即所谓思想上的异质性。其实，我们所讨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差别，不是指他们在研究领域或研究重点上的不同种类外在方面，而是指即使在同一领域甚至同一问题上都存在的分野。‘分工说’无法充分地解释基本预设上的不一致。基于同一预设上的分工所造成的差别，应当仅仅局限于侧重点或着眼点的不同，它决不能危及到预设本身；否则，就完全超出了‘分工说’所能够给出合理地解释的范围”[30]。“情景说”也是错误的：“‘情境说’则认为，恩格斯思想之所以在某些方面与马克思的不一致，乃是由他所面临的特殊历史处境决定的，从而不能被解释成原则的区别。”[31]在批判“分工说”、“情景说”基础上，何中华强调马克思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过程中的地位是“拉第一小提琴的”，并且主张“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有原则区别”，指出“自然辩证法仅仅属于恩格斯的思想”。[32]何中华从正视马克思同恩格斯在思想上尤其在哲学思想上的区别，恢复马克思和恩格斯各自思想的本来面目，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上的区别主要表现在:“1.‘超验’视野与‘经验’视野的分别；2.‘存在决定意识’与‘物质决定精神’的不同；3.大写的‘真理’与小写的‘真理’的距离；4.‘彼岸’的‘自由王国’与‘此岸’的‘自由王国’的差异；5.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个性分野及其影响。”[33]何中华揭示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异质性差距的实质在于澄清并矫正以往在马克思、恩格斯问题上的种种误读成分，“当归马克思的归马克思，当归恩格斯的归恩格斯，以便恢复马恩各自思想的本真性”[34]。
正确区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是当下马克思学说研究者的基本功课，只有划清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之间的界限，马克思学说才能建构起来。但是，学界对于马克思恩格斯之间区分还是遭到了广泛的质疑，每每有马、恩思想区分的文章，往往就有诸多学者“与其商榷”，在此不赘述。
（二）马克思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在确立马克思学说基本内涵的基础上，要准确完成对马克思学说体系的建构，还必须正确区分马克思学说体系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马克思学说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以及马克思学说与马克思学之间的关系，只有明晰它们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才能廓清马克思学说的疆界，正确建构马克思学说体系。
对于马克思主义，我们通常把它定义为：“是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的学说。它由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部分组成，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地继承和吸收人类关于自然科学、思维科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的基础上于19世纪40年代创立的，并在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发展和完善的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有狭义和广义两重属性，以上是对广义马克思主义的定义，狭义的马克思主义专指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学说的体系，而狭义的马克思学说，则是专指马克思本人的学说，不牵扯包括恩格斯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们对马克思学说的发挥，狭义的马克思学说的内容以马克思本人的文本为依据，以对马克思文献研究的重要理论成果为参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初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内核，它建构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框架，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源泉。广义的马克思学说则是在狭义的马克思学说基础上，按照马克思学说的基本原理、基本规则，在共产主义实践中的发展。马克思学说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多重关系。本书所探讨的马克思学说是指狭义的马克思学说。
1.马克思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理解和使用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都有过明确阐述，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二稿中，使用过“马克思主义”概念：“关于您所讲到的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我完全不知道。现在和我保持个人联系的一些俄国人，就我所知，是持有完全相反的观点的。”[35]显然，马克思是在否定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
在恩格斯的转述中以及第三者对恩格斯的转述中，笔者发现了五次马克思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使用，这五次转述的内容基本相同，马克思都是从否定意义上使用“马克思主义”概念的，都是在反复转述马克思的“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例如，恩格斯在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中说：“我在这家报纸上看到了……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在谈到七十年代末曾在一些法国人中间广泛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时也预见到会有这样的学生，当时他说：《ｔｏｕｔｃｅｑｕｅｊｅｓａｉｓ，ｃ'ｅｓｔｑｕｅｍｏｉ，ｊｅｎｅｓｕｉｓｐａｓｍａｒｘｉｓｔｅ》——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36]
显然，马克思是不赞成他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者”们的，马克思总是在否定意义上使用“马克思主义”概念，对于“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在恩格斯对马克思所讲的话的转述中已经说得很清楚：“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37]马克思所不赞成的“马克思主义”显然是后继者们对马克思思想的错误发挥，从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厘定马克思本人思想的“狭义马克思学说”这一范畴的价值和意义。
2.恩格斯基本在肯定意义上使用“马克思主义”概念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说明和注释中可以发现，恩格斯曾多次使用“马克思主义”概念，除以上所引用的之外，恩格斯还有30余次从肯定意义上使用“马克思主义”概念，主要集中在第22卷、第37卷和第39卷。
在全集22卷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法德农民问题》、《国际社会主义和意大利社会主义》（给《社会评论》杂志编辑部的信）、《答保尔·恩斯特先生》、《伦敦的5月4日》等文章及书信中，恩格斯多次在肯定意义使用“马克思主义”概念，如“对英国‘每日纪事报’记者的谈话”中，恩格斯批评英国社会民主联盟，指出：“它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正统教义。”[38]
在全集37卷《致斐迪南·多梅拉·纽文胡斯》（1888年2月23日）、《致卡尔·考茨基》（1889年4月20日）、《致保·拉法格》（1889年5月27日）、《致弗·阿·左尔格》（1889年6月8日）等书信中，恩格斯仍然在肯定意义上使用“马克思主义概念”。
在39卷《致菲·屠拉梯》、《致奥·倍倍尔》（1893年10月18日和21日）、《致劳·拉法格》（1893年12月19日）、《致弗·阿·左尔格》（1893年12月30日）、《致弗·阿·左尔格》（1893年12月30日）、《致弗·阿·左尔格》（1894年2月23日）、《致菲·屠拉梯》（1894年8月16日）、《致保·拉法格》（1895年2月26日）、《致格·瓦·普列汉诺夫》（1895年2月26日）等书信中，恩格斯仍然是在肯定意义上使用“马克思主义”概念。
另外，在《致卡·考茨基》的信中（1891年4月30日）“我不能责备施米特去担任讲师，这是他和他父母渴望已久的事。何况目前在瑞士，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也有一些这样的机会。诚然，你因而失去了一个最可靠的——虽然并不是最好商量的——编辑同仁，不过还是能找到一个你至少可以依靠他做各种技术工作的人”[39]。在《致斐迪南·多梅拉·纽文胡斯》（1888年2月23日）中“声明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肯宁安—格莱安，在上星期一的大会上直接要求把全部生产资料收归国有。这样，我们在这里也有了议会内的代表”[40]。在《法学家的社会主义》附录中[41]、在《致卡·考茨基》（1884年9月20日）中讲“谈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无论如何还为时太早”[42]。在《致奥·倍倍尔》（1886年8月18日）中“激进主义即褪了色的老牌法国社会主义在议院中的胜利，将意味着马克思主义首先在巴黎市参议会中的胜利”[43]。在《致劳·拉法格》（1887年2月2日）中，讲“塞维林关于企图抛弃所有其他派别的胡言乱语将被说成是马克思主义者常有的偏执”[44]。可见，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始终是从肯定意义上进行理解和使用的。
恩格斯也曾在责备意义上使用“马克思主义”概念，不过他在“马克思主义”概念之前还有所限定：在《致约瑟夫·布洛赫》（1890年9月21—22日）中讲：“可惜人们往往以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理，而且还并不总是掌握得正确，那就算已经充分地理解了新理论并且立刻就能够应用它了。在这方面，我是可以责备许多最新的‘马克思主义者’的。”[45]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是在否定意义上使用“马克思主义”概念的，而恩格斯则大多是在肯定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可见，在马、恩在世时，大家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并不统一，并且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使用的“马克思主义”概念不一致。东方社会主义国家所认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创立于马克思、奠基于恩格斯、发展于列宁而在斯大林时期才得以最终完成。“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那里还没有相对固定、完整的轮廓。
3.从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关系看列宁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真实内涵
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中的贡献和地位，列宁是有明确态度的，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应该属于马克思，“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46]。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前提的马克思学说是1844年马克思创立的，而其完整化、系统化则凝聚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首次提出这个学说是在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于1848年问世的《共产党宣言》，已对这个学说作了完整的、系统的、至今仍然是最好的阐述”[47]。恩格斯是根据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阐明最一般的科学问题：“1870年恩格斯移居伦敦，直到1883年马克思逝世时为止，他们两人始终过着充满紧张工作的共同精神生活。这种共同的精神生活的成果，在马克思方面，是当代最伟大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资本论》，在恩格斯方面，是许多大大小小的作品。马克思致力于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复杂现象。恩格斯则在笔调明快、往往是论战性的著作中，根据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经济理论，阐明最一般的科学问题，以及过去和现在的各种现象。”[48]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列宁则说得更具体，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中，列宁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阿德勒说得很对：恩格斯出版《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就是替他的天才朋友建立了一座庄严宏伟的纪念碑，无意中也把自己的名字不可磨灭地铭刻在上面了。”[49]对于在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形成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地位关系，列宁转述恩格斯自己的话来表达二者的关系：“恩格斯总是把自己放在马克思之后，总的说来这是十分公正的。他在写给一位老朋友的信中说：‘马克思在世的时候，我拉第二小提琴。’”[50]这是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两位导师在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准确定位。
列宁力图构筑一个不受后继者干扰的马克思学说，把马克思主义定位于马克思本人的学说从而把马克思学说同后继者们（包括恩格斯）的思想区分开来，使得马克思学说得以独立存在，同时，后继者们的思想也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构成相对独立的体系。在此基础上，列宁开创了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
（三）马克思学说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西方马克思主义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在90多年的发展中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在不同历史时期，针对不同问题出现了思想倾向和侧重点各不相同的诸多流派，但西方马克思主义根源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坚持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因而，与其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毋宁说是马克思学说的发挥更贴切，尽管在对马克思学说的发挥中最终还是走上了非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1.西方马克思主义形成于20世纪20—30年代，卢卡奇等人在寻找革命失败原因、探索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坚持总体性辩证法，以“物化”理论来诠释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尽管当时马克思的饱蘸异化思想的几个手稿尚未发表），形成了与列宁主义相区别的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这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还只是共产国际内部的一种非正统马克思主义观点，还没成为独立的哲学派别。
2.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鼎盛时期在20世纪30—60年代末，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研究异彩纷呈，法兰克福学派、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先后粉墨登场，他们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发掘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批判精神，寻找“哲学家的马克思”，以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批判精神剖析法西斯主义兴起的心理根源，反思启蒙精神、科学技术、工具理性、大众文化等弊病，批判发达工业文明，他们还以各种哲学流派解释、补充、打造马克思批判理论的哲学基础，并力图重建马克思主义。这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已经从国际共运内部的非正统马克思主义观点，蜕变为非正统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结合的社会思潮。
3.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离马克思已经渐行渐远，西方马克思主义步入转型时期，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研究主题实现了从哲学、文化问题向政治、经济等现实问题的转向，研究重心也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转向对市场社会主义的反思。
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思想体系，他们的思想倾向不同，出现众多的理论流派，如卢卡奇、葛兰西、科尔施、布洛赫等人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弗洛姆、哈贝马斯等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萨特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列菲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南斯拉夫实践派、布达佩斯学派、波兰意识形态批判学派，等等；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大多奉马克思学说为其经典，是从马克思异化思想开出来的批判理论：“这些流派尽管有许多差别，但都以人的存在和人的命运为自己的哲学主题，致力于批判和超越现代人的文化危机和生存困境，以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为依据，建立起关于现代工业社会的独特的文化批判理论。”[51]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新马克思主义是以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区别甚至对立为出发点来建构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的，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是他们认为的马克思思想的延展，在他们看来是广义的“马克思学说”。
（四）马克思学说和马克思学、马克思主义学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学说和马克思学，都以马克思的文本为研究依据，以马克思的思想和理论体系为研究对象，但二者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20世纪前期，在列宁支持下，梁赞诺夫首创苏联马克思学；20世纪中后期，法国吕贝尔、德国费切尔、英国麦克莱伦、美国胡克等人建构了西方马克思学。
西方较早提出和研究“马克思学”（Marxologie）概念的是法国学者吕贝尔，1958年前后，他在多年研究马克思的基础上，首创了“马克思学”这一研究问题，创办了《马克思学研究》学术杂志，开始了系统、持续、深入的“马克思学”研究。近年来，对于“马克思学”的研究逐渐得到国内广大学者的重视，但学者们的看法不尽相同，而王东教授对其的定义比较中肯：“所谓‘马克思学’，就是专门研究马克思的一门学问、一门学科。更具体地说，就是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生平事业、文本思想、理论体系及其实践发展的一门分支学科。”[52]
对应“马克思学”的定义，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学以马克思学说为研究对象，马克思学说为马克思学的研究提供素材，马克思学是以客观的、居于研究对象之外对研究对象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而马克思学说则致力于构筑马克思学说体系以及探索马克思学说在实践中的发展。
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学”的研究正方兴未艾，国内较早提出和创立这一概念的是周向军教授，周教授曾给“马克思主义学”这一概念下过比较完整、准确的定义，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发挥了奠基性作用：“马克思主义学作为一门学科，当然有自己的学科体系。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学学科体系可以从不同角度来理解。其一，按照一般的看法，学科体系应由三方面构成：即历史、理论与应用。马克思主义也是如此。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学学科体系，是由马克思主义学史、马克思主义学原理和马克思主义学应用三部分构成，每一部分的具体构成也是丰富多样的。其二，从形态上说，马克思主义学学科体系是由马克思主义具体形态学构成的，如狭义马克思主义学、列宁主义学、毛泽东思想学、邓小平理论学等。其三，从学科领域看，马克思主义学学科体系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马克思主义文化学、马克思主义军事学等构成的。其四，从行为或实践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学学科体系是由马克思主义信仰学、马克思主义学习学、马克思主义宣传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马克思主义解释学、马克思主义发展学等等构成的。”[53]
从周教授对“马克思主义学”的定义中，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马克思学说”和“马克思学”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学“属于元马克思主义。这一点与狭义马克思主义学的第一层含义是一致的。但又与狭义马克思主义学的第二层含义有区别。概括起来说，我们讲的马克思主义学，就是反观马克思主义自身，从宏观上对整个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不同形态、不同学科进行整体性研究的学问”[54]。可见，相对于马克思学说而言，马克思学属于元马克思学说，马克思学就是反观马克思学说自身，从宏观上对整个马克思学说或者马克思学说的不同形态、不同学科进行整体性研究的学问。
（五）马克思学说体系的基本内涵
列宁依据当时所掌握的马克思著作以及相关史料在《卡尔·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等文章中阐明了马克思学说的基本内涵，但马克思学说体系的基本内涵应该在列宁论述的基础上有所调整。首先，列宁在世时，马克思的许多重要著作尚未出版，《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等都是在列宁去世后才得以出版的，列宁根本没有机会看到这些著作，当然不可能把马克思这些著作中的思想纳入马克思学说体系之内，作为马克思学说的基本内涵；其次，列宁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划分并不严格，应该说，被列宁归于马克思学说的辩证唯物主义是恩格斯的发明，不应该算在马克思头上，恩格斯以《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等著作系统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因此，应当把辩证唯物主义从马克思学说中剔除掉。
这样，马克思学说体系的基本内涵应该包括辩证法、唯物主义历史观、阶级斗争、经济学说、社会主义理论、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策略等，不过作为体系研究对象的马克思学说的内容结构则是把马克思学说看做是一个整体，这个整体是一个严密的逻辑结构，这个逻辑结构具有逻辑起点、逻辑终点和逻辑中介；具有严密科学的构筑逻辑。
有人对马克思学说体系的存在产生过怀疑，对此，列宁也有鲜明的态度：“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55]列宁直接肯定马克思学说体系的存在，马克思学说体系的存在是体系研究的前提。
另外，在翻译学中，“马克思学说”和“马克思的学说”的内容是不同的，“马克思学说”的含义跟“马克思主义”的含义基本相同，通常翻译为Marxism，但“马克思的学说”则应该翻译为Marx's theory，这两者的含义是有区别的，事实上，作为体系研究的马克思学说本意应该是“马克思的学说”，但当下中国学界通常是使用“马克思学说”来替代“马克思的学说”，因此，在本书的研究中，遵从学界的共同的做法，使用“马克思学说”意指“马克思的学说”。
（六）马克思学说以及马克思学说体系的基本属性
在以上对马克思学说、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学及其关系梳理之后，有可能对马克思学说、马克思学说体系的基本属性予以澄清。
马克思学说的基本属性应当包括：以马克思本人的文本为根据，以现实的人的关怀为出发点，以人的解放为最终诉求，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工具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社会进行揭露和批判，并在此基础上构筑人类未来社会理想的学说。马克思学说体系：按照逻辑原则构筑起来的统一的、整体性的思想体系，辩证法是马克思学说体系的生成方式、存在根据；马克思学说从现实的人出发，现实的人的内在矛盾是其学说展开的内在动力，通过实践这一中介环节，最后达到全面发展的人；人，现实的人的内在矛盾通过实践中介展开，并在革命的实践中实现了高层次的回归——全面发展的人；理想的人的实现，马克思学说的逻辑起点在否定之否定中实现了跃升，也保持了与自身的统一，使马克思学说成为系统的严谨的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