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自然的关系
陈亮
人是自然进化的产物，自然与人的生存发展紧密相关。马克思指出：“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1]恩格斯指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2]自然构成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并制约着人类社会的发展。
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基础的自然，同时也是人类对象性的存在物。人通过对象性活动从自然界索取资源和空间，并不断地向环境排放废弃物，实现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人利用改造自然的活动要受到自然规律的制约，人对自然的每一次能动性活动，自然界都产生反作用，违背自然规律就会产生自然灾害、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产生负面的影响，甚至危及人类的生存。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3]自然具有演化性、自足性、多样性和规律性的基本特性，其自身也在不断地运动，呈现出生态规律性的特征。
随着工业文明天使的降临，环境灾难这个魔鬼也接踵而至，对自然的良性循环和人类的生存繁衍构成巨大威胁。对当前的环境问题，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寂静的春天》、《增长的权限》、《只有一个地球》等书中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复杂性、全球性、全人类性，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和深刻思考。
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前提，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对立统一的关系。恩格斯早在19世纪就认识到：“我们正一天天地学会更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习常过程所作的干预所引起的较近或较远的后果。特别自本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我们越来越有可能学会认识并因而控制那些至少是由我们最常见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较远的自然后果。但是这种事情发生得越多，人们就越是不仅再次地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而那种关于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之间的对立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越不可能成立了。”[4]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发生学意义与逻辑前提的统一，人类特有的进化方式又造就了自身的不可逆性，人来源于自然，从属于自然，能动于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呈现出六重性。
一 自然相对于人的先在性
大约在距今150亿年前产生了宇宙，45亿年前产生了地球，32亿年前在地球上产生了生命——细胞，它是在地球具备了阳光、空气、水、适宜的气温以及构成生命的各种化学元素（碳、氢、氧、硫、磷、钾、钙、铁等），这些物质相互作用才诞生的。细胞是生命活动的基本单位，是生命存在的形式和载体，任何生物包括人都是由细胞组成的。细胞由蛋白质、酶、核酸等有机大分子与矿物质、水、维生素等无机物质组成，不断新陈代谢和自我更新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演变发展形成了生物、动植物，大约二三百万年前从类人猿群体进化到人类社会。无机物质是世界的根源和起点，在地球上还未产生生命和人类的时候，无机自然界就已经存在了。如宇宙中的行星、恒星、银河系、太阳系等天体，地球上的阳光、空气、水、大地、山川、土壤、海洋等，各种化学元素和微观世界的原子、电子、基本粒子以及夸克等，它们是无生命的在产生生命以前就存在的客观存在。人类诞生于自然，自然先于人类存在。自然环境对人的决定和制约作用，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人自身是自然性的存在。人来源于自然界，这已为考古学、人类胚胎学、达尔文的进化论等所证实。作为自然性存在的人，不能游离于自然而生存，必须不断地同自然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正是在此意义上，恩格斯指出：“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5]
其次，人类自身生存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依赖于自然。劳动是以人和自然之间对象性活动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为中介，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类存在的方式依赖于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自然环境对人及其存在的制约性变成人的存在的组成部分。
最后，自然环境对于人类的文化发生有着重大的影响。只要存在人类，就会产生作为人的适应、生成方式的文化。然而，就不同的民族以何种方式来适应外部世界确是有所差异的，这又体现出人的适应、生成方式变化的相对性。地理环境的差异，必然造成在资源、产品、活动方式上的分化，产生出不同的作为人适应外部世界方式的文化。这最为典型地体现在西方、印度和中华三大文化传统之间。当然，文化的特殊性并不仅仅表现为这三大文化之间的差异，还具体表现在不同的民族、区域，人们对外部世界的掌握的方式也不尽相同。从三大文明起源与发展看，西方文明发轫于地中海附近，是典型的海洋文化。黑格尔指出：“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6]这种外部环境使人在适应中产生出“征服性”文化，这种征服主要体现为一种科学的精神和理性的把握。印度恶劣的自然环境，使印度在适应外部世界时不能够向外部积极索取，因为外部环境不像大海一样能够提供足够的食物，此时，人便向自我这一自然寻求，以征服自我为满足，产生出一种内向的反省式文化即神秘主义的宗教信仰。中华文明发端于黄河流域，土质肥沃、河水充足，只要顺应自然就可以衣食无忧，因此，作为适应此种外部环境的文化则重于“天时、地利、人和”与“天人合一”的美学追求。
二 人相对于自然的超越性
人之所以能够实现超越，在于人具有超越的生理学基础。人是向世界开放的存在物。动物的生理特性是受自然界的“压力”而形成的，否则，该生物就不能够生存，这一点已被达尔文的“自然选择，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原理所证实。因此，动物在适应外界环境活动中产生出适应特定环境的特定的器官，这种器官之于外界环境犹如一把钥匙与一把锁的特定化关系。动物器官是封闭的、本能的存在，无所谓发展而言，有的只是适应外界环境的自然进化和点滴“改良”，而人却不同，人与其他动物有着本质性的区别。“在种系发生或个体发生方面，人都是‘不完善的生物’。”[7]恰恰是因为人的不完善性、非专门化而成为人之所以成为人的生物基础，从而成为自然的宠儿。人和动物虽都有特定的生理结构、功能，但人的生理结构、功能并不像动物的生理结构、功能一样特定化。这种未特定化特性使人具有普遍适应一切环境的潜在的可能性。“这种不完善、未完成的非确定状态，表明人并没有被最后限定。但这正是人具有开放的普遍性的自然基础。人的非特定化、不确定性，表明人有非限定的可塑性，有可以发展普遍性的能力，来弥补在特定化方面的匮乏。”[8]相对于动物本能、封闭、刚性地适应外界自然不同，世界在向人开放，“人向世界开放”，人是开放性的存在物，人的自然存在和自然属性是人的智慧高级生命特征。
人的超越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活动方式的超越。就人与自身自然的关系而言，人在获取物质生活资料并确证自己人的存在时，只能依靠人自身的自然力去作用于外部的自然，自然不会满足人，人必须以自己的行动去改造自然。劳动在为人提供其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同时，亦使人超越了自然的存在状态，具有了新的能力和品质。因此说劳动是人的存在方式，既是人的生命肉体得以存在的前提，又是人之所以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标志。
其次，人的超越表现为意识的超越。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都是为人关系的存在。人作为自然的存在物，是能动性和受动性的存在物。正因为人感受到自己的能动性和受动性，所以是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9]激情、热情使自身同自然环境区分开来，实现了对自然环境的超越。
人作为生命的存在并不仅仅是自然的存在，而是在自然存在基础上追求创造性、超越性的存在，创造人作为人的世界、文化的世界、意义的世界。
三 人与自然的物质代谢性
系统论认为，每一个生命有机体都是一个开放系统。开放系统必须不断地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才可以维护自身的稳定性。人也是一个开放系统，开放系统总是意味着对外部自然界（自然生存环境）的开放。只有这样，它才能与外部自然界进行连续不断的物质、能量、信息的变换，才有生命活动的新陈代谢（分为“体内”和“体外”新陈代谢），维持和保证自身的需要、生长、发展和平衡。
人与自然是通过劳动这一对象性活动为中介，来实现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的。这种交换是一种物质新陈代谢。“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代谢及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新陈代谢停止，生命也就结束或死亡，而死亡本身就是物质新陈代谢的过程，新陈代谢是人存在和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
物质新陈代谢是一个“形式发生”的问题，即人造事物的形式发生。这种形式发生就是人通过自己的活动作用于自然物质，改变其现成形式，以便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在劳动中，人与自然界的物质交换不仅仅是物质形态的变化，它还要以自然物质本身存在的形式为根据。这种形式就是在相互作用和能量变化中分解和组合的规律，即自然物质演化的规律，它蕴含着自然物质形态转换（即新的形式发生）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不会也不能按照人所期望的形式转化为现实。即通过人工方法实现的自然物质的形式变换具有人为的价值和意义，能够满足人的需要。如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物质财富、高楼大厦、交通工具、杂交水稻、转基因食品等。
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代谢内涵广泛。岩佐茂认为：“在把人的生活看成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代谢’的情况下，人通过劳动获得自然物，把自然物作为对人有使用价值的东西（产品），通过消费把它作为废弃物排给自然，这一全过程可以看作是‘人和自然的物质代谢’。这种情况下的‘人和自然的物质代谢’，既包含了人以劳动为‘中介’、‘获得自然’的这个侧面（社会的同化），也包含了‘使人以衣食住行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这个侧面（社会的异化）。”[10]
物质代谢不仅发生在人与自然之间，而且人与人之间、人自己体内都在不断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同时，它还通过生产生活的变化进一步影响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生活中，把废弃物留给自然；在生产中，把废弃物排放到自然之中，当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在人与自然之间呈现出尖锐的冲突。因此，从此意义上看，环境问题不能仅仅从狭隘的生产的角度去理解，还应该从生活中去理解，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正常的、合理的物质代谢。
四 人与自然的双向适应性
人与自然之间是双向适应的关系，因为二者都是开放系统，需要不断地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当人不能适应自然之时，人也就丧失了自己存在的自然基础；当自然环境不能承受人之沉重之时，地球也以自身的墒不断增加而导致热寂，人与自然将陷入共同灭亡的危境之中。就人与自然的双向适应而言，主要包含两种不可解、不可分的双向适应，自然层次上双向适应和人为方式的适应，而人为方式的适应是以自然方式的双向适应为基础的。
人直接地是一种自然存在物，要适应自然的变化。一方面，人是地球的产物，这意味着人适应地球的环境而产生。另一方面，地球是不断演化的，人类也不断适应着地球在其演化过程中所形成的自然条件。这是人与自然在自然层次上的相互适应。
“人与自然界之间双向适应的根本方式不是自然的适应，而是按人的方式实现的、渗透人文精神的、具有文化的性质和内涵的适应。”[11]人与自然是通过对象性活动实现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这种对象性活动并不是单一的、片面的，而是全面的、丰富的。人所进行的活动的尺度是全面的，不仅包括“任何一个物种的尺度”，自己的“内在尺度”，而且还实现“美的尺度”。“任何一个物种的尺度”强调的是人对外在对象存在的真理性认识，动物对于外界的关系是狭隘的，人则是通过实践活动不断地认识、通达外在事物的真理性，扩展着外在事物的范围，使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趋向丰富。人的“内在尺度”强调人的活动的自觉性。如是，人的活动就摆脱了动物的本能性，人与外界的关系就从动物与外界的适应、顺从转化到适应与掌握，这体现出人的能动性、特殊性。更为重要的是，人的活动追求真善美，是可以按照“美的尺度”进行的活动，从而超越了单纯的外在尺度与内在尺度，实现了内在尺度与外在尺度的统一，主体的尺度与客体尺度的统一。
一方面，人要适应自然，即通过认识自然，把握自然，掌握自然。实践活动首先是一种合规律性的描述性活动。人作为自然的存在物只有从事感性的活动才能生存，实践的对象、手段、结果以及实践活动本身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要遵循客观的规律，其实是对自然的遵循和适应。
另一方面，自然适应人的需要。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都是为我关系。实践活动还具有明显的为我性，作为一种价值判断超越事实判断，使实践活动朝着符合人的目的的方向前进。岩佐茂指出：“变革自然，也存在两种情况。其一是基于‘支配自然’观念所进行的变革自然的活动。其二是立足于控制人与自然关系的视点所进行的变革自然的活动。在这种场合，‘共同控制’人的力量以及基于这种力量之上的活动是特别重要的。”[12]
人与自然的相互适应性表明二者的相互进化。二者通过相互依赖的合作关系，通过适应性选择和制约，在人类建设自己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时，维护健康的生态和谐，共同进化。当然，自然不会主动地适应人，人与自然的双向适应关系在于人的自觉。实践不断地引导着人们的实践活动的展开，规范着人们的活动向着合乎目的的方向前进。
五 人与自然的社会历史性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存在论意义上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离开人的活动看待自然是一种虚无。同时，自然并没有淹没在历史之中，虽然人们主要关注人类史，但自然史和人类史总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传统哲学往往关注于一个方面，而把另一方面给遮蔽起来，尤其是在关于人类史的观点上，传统的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撇开人类史，从而不能对历史和自然做出恰当的说明。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自然和历史的对立’，好像这是两种互不相干的‘事物’，好像人们面前始终不会有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这是一个产生了关于‘实体’和‘自我意识’的一切‘高深莫测的创造物’的问题”。[13]然而，“如果懂得在工业中向来就有那个很著名的‘人和自然的统一’，而且这种统一在每一个时代都随着工业或慢或快的发展而不断改变，就像人与自然的‘斗争’促进其生产力在相应基础上的发展一样，那么上述问题也就自行消失了”。[14]
可见，自然并不是抽象存在的自然，历史并不是纯粹的历史，自然是历史的自然，历史是自然的历史，现实是自然历史的统一体。自然与历史的关系是在对象性活动中不断生成的。自然，一方面，只有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才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真正的自然界。“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因为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即人对人说来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说来作为人的存在，已经变成实践的、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所以，关于某种异己的存在物、关于凌驾于自然界和人之上的存在物的问题，即包含着对自然界和人的非实在性的承认的问题，在实践上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15]另一方面，自然只有进入历史领域中才具有现实性，“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16]
人与自然在对象性活动过程中不断生成的统一关系，是一种具体的、社会的、历史的统一。人与自然的社会历史性典型地体现在社会形态中。人类社会形态分为三个阶段，即人的依赖性社会、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社会和人的自由个性社会，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不同的。在人的依赖性社会阶段中，自然界直接为人类提供生活资料，自然界只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伏的力量与人对立，还没有被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进程所改变，人与自然之间处于浑然的统一状态中，是一种狭隘的同一性关系。
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社会中，“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的普遍占有”。[17]生产对象不仅包括直接的自然存在，还包括打上人们意志与烙印的人化自然；生产范围不再仅仅局限于狭隘的地点，而是“资本”到处安家，实现资本生产的“城市化”与“全球化”的空间布局；生产工具不再是原始的天然或科技化程度不高的工具，而是采取科学技术的物化形态；生产的目的不再是获取使用价值，而是要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在此过程中，自然的神秘面纱逐渐被人们所揭去，从“在”沦为“在者”，成为人的有用物和开发掠夺的对象，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处于尖锐的对立之中，引发沉重的生态环境危机，随着对工业文明的不断反思，人们逐渐认识到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的必要性，并找寻新的发展道路。这使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明显对立虽然有所缓和，但由于资本本性的贪婪与自私，并不能根本改变这种状况。
在人的自由个性社会阶段，由于实现了真正的社会革命，“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统治之下，而不让它们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少的能量，在最无愧于和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交换”。[18]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人正确地认识自然，合理地改造自然，恰当地利用自然，科学地保护和美化自然，使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达到真正的和谐状态，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达到身心和谐。
六 人与自然的价值统一性
人与自然之间是一种对象化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与自然呈现出价值的统一性。
马克思指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靠自然生活。“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9]
把人的自然存在与外部自然连接与结合起来的是对象性劳动。马克思把自然作为人的无机的身体说明，“作为自然的存在的人是由于自然而成为有生命的东西的，为了不死必须同自然相互联系……把自然作为‘人的无机的身体’来把握是和人通过生产劳动来作用于自然这一点相联系的”。[20]
不仅人的物质生活依赖自然，精神生活也依赖于自然，自然成为人的精神的无机界。“从理论领域说来，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21]科学以外部的客观存在为对象，探寻客观事物的内在本质、规律，通过认知内化为人的意识，提升人的认识范围。事物形象性不但以其自然属性给人美学的快感，还能够以其所表达的社会意义引起人们精神上的愉悦，使人们的审美能力与创造美的能力不断扩大、丰富，提升人的本质力量。
自然由于人的劳动而成为属于人的存在，人通过对象活动使外界自然和自身自然得以改变，在对象性活动的过程中实现着人自身的发展，实现着自然的人本主义和人的自然主义的有机统一。“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说来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说来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22]可见，人与自然之间具有并将实现一种价值统一性。
物质、能量、时间、空间、系统（层次、结构）、信息（意识）的相互作用、交换、转化是生命和人类的基本属性和存在方式。自然相对于人的先在性强调了自然的客观性以及自然对人的制约性；人相对于自然的超越性突出了人作为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代谢性表明了二者之间的中介和形式发生性；人与自然之间的双向适应性突出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互动性，人与自然之间的社会历史性说明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历史变迁性；人与自然之间的价值统一性说明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价值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六重属性，根源于人的自身存在的二重性，肇始于人的类特性。由于人是个体、群体、类存在的统一体，是过去、现在、将来的连续过程，是区域、民族、国别、全球范围的结合体，实践活动是功利性、价值性、审美性的统一体，人在实践活动中，由于各自的差异以及理性的不完备，社会的不自觉，制度的不健全等原因，使实践活动的工具性、价值性之间呈现出一种断裂，蕴含着环境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在特定的社会制度下，引发实践活动的反主体性效应逐渐地扩大，导致其环境危机的全面发生。
（作者单位：国家环保部）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8—39页。
[3] 同上书，第519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4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2页。
[6]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134页。
[7] [英]莱士列·史蒂文森：《人学的世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19页。
[8] 夏甄陶：《人是什么》，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01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9页。
[10] [日]岩佐茂：《环境的思想》，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0页。
[11] 参见夏甄陶《论人与自然界之间的适应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12] [日]岩佐茂：《环境的思想》，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7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页。
[14] 同上书，第76—77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31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8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4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26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5页。
[20] [日]岩佐茂：《环境的思想》，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6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5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