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惜湘学之衰

全国范围内新旧递嬗的主流趋向，也影响到湘中一隅，使湘学风气发生变化、湘学传统遭到破坏。这种变化，无论是在对先贤的评价上，还是在学风文风上，都有所体现。作为亲历这种变化的人，李肖聃对湘学之衰有切肤之痛。而正是在批判与反思这些变化的同时，李肖聃也在不断总结湘学的特色与传统。

湘学在近代受到关注，与湘军的崛起、湘人的事功业绩分不开；湘军将领集团成为湘人引以为傲的先贤偶像，也是湘学知识谱系中不可或缺的成员。然而，在清季革命排满思潮兴起后，湘军的正面形象逐渐遭到瓦解，由中兴名臣一变而成“杀同胞媚异族”的历史罪人。这种思想在清末湖南留日学生群体中一度盛行，流风所及，影响深远。进入民国时期，传统湘学知识谱系中的湘军将领地位更加沦落，几有被掩埋之势。这是李肖聃极为忧心的。

在李肖聃看来，事功可以因时势而变化，而精神修养则历万变而不渝。换言之，尽管时代不同了，所追求、成就的事业不同，但湘军将士的精神依然有效。在他看来，湘军将领是能“遏滔天之狂流，为天下之雄国”的豪杰之士，^[21]而诸人之成功根植于宋学义理。如曾国藩之问道，“始于从唐镜海先生游，因与倭仁、吴廷栋、何桂珍、窦垿诸公讲求义理之学也”；左宗棠之进德，“始于受贺蔗农先生之教，因读陆稼书、陈榕门之书，而尤心敬张杨园之说也”；胡林翼之建业，“始于家居读《礼》，因其父芸阁宫詹所著《弟子箴言》，而究穷于性理之学，故其后事业足传。而及其巡鄂，犹师事姚桂轩而日与讲论也”；罗泽南“秉义讲学，苦战殉军”；刘蓉、郭嵩焘等，“皆承洛闽之绪，而立名业”。 ^[22]因此，李肖聃提出：“清代程朱之学，得湘人而益显，曾文正所谓大本内植，伟绩外充者也。” ^[23] 以宋学义理植其根本是湘学的传统之一。

湘学不仅以程朱理学修身制行、植其根本，而且为文典雅，文体规范。“湖南文风，自咸同以来，曾文正、郭筠仙、周荇农、吴南屏诸老，声气冥合，骈散俱长，上下粹然，一揆于正。王葵园先生续为《类纂》，尤重梅、曾，示多士以准绳，守前修之义法，意甚善也。学使如陶方琦、朱逌然、张亨嘉、张预辈，按试诸生，虽策问时务，犹不敢稍轶范围。”^[24]文风典雅是湘学的又一传统。

晚清以来，湘学风气渐变，传统破坏。这种变化首先体现在名士之风代替了理学之风。李肖聃指出：“光绪以来，老辈渐逝，名士代兴。湘绮或敢菲薄宋贤，或乃偏重汉学，甚则殚精簿录。群下承风，专骛博闻，于是环天、石甫，皆号圣童；文起、稚非，仅为才鬼。诸公以祭酒之尊，擅风流之盛。春台歌舞，艳绝一时；秦凤二娇，扬声湘市。于是郭耘桂作栖流之略，吴翊云为哭妓之诗，而某公游戏人间，竟有《双梅景暗丛书》之刻矣。前辈之倡导如斯，后进之趍从何自，吾甚悲诸公之爱奇好僻，而不为世教人心计也。”^[25]这里暗指的是王闿运、王先谦、叶德辉等汉学人物及其对湘省学风的影响。王闿运以公羊学著称，王先谦、 叶德辉等人以汉学考据著称。诸人对理学都不甚措意，甚至颇多非议。这在李肖聃看来，是以名士习气代替了理学前辈的修身制行，是丢掉了湘学的优良传统，于世道人心大有坏处。

风气变化还表现在文体上。“自元和江标，选拔异才，废除经课，名倡实学，虽所录信多琦士，而杂流亦出其间。迄宛平徐仁铸继任，首为《轩新语》，以教士人，谓考古为无益，谓开始为起点。其时湘报适兴，怪说时作，其文全不守先贤矩镬，时杂鄙俚之词，葵园时与书陈巡抚宝箴，谓观文体之变，知祸乱之将作也。”^[26]学政江标、徐仁铸、报纸《湘报》都曾被视为湖南维新运动的关键人物与标志性事物，而从文体演变角度看，则产生了很坏的影响。

随着湘学风气的变化，湘学传统在沦丧，先辈前贤不再是后学景仰的对象。李肖聃注意到：“三十年来，湘中少年，喜谤前辈，功名之士，敢于菲薄曾左；闳览之儒，或乃诋呵皮、王。乡里长老，不诏后生以故事；学校师儒，不语生徒以乡志。以至居岳麓者，罔讲紫阳之学；游城南者，或昧南轩之书。诸生入船山之社，不识姜斋为何人；据校经之堂，不溯渊源于南海。不与上考贾生《冶安》一策、屈子《离骚》之经，其谁与证《新书》之至言，阐灵均之心影乎？”^[27]没有对先哲前贤的了解，也就没有对湘学传统的把握；没有对先哲前贤的景仰，也就没有对湘学传统的敬意。他担心湘学传统在此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