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虽然研究者长期轻视探讨中国古典诗歌的用事手法，也并不意味着这是一块完全无人涉足开垦的处女地，毕竟，要想读懂中国古代诗歌，总会应对大量的用事用典。自20世纪初期以来，人们对中国古典诗歌用事就有所关注。在现代研究者心目中，用事既是诗文或话语中常见的修辞手段，又是诗文创作的重要艺术特征，并和人们的诗学观念紧密相连。因此，他们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领域：一是语言学或修辞学的研究；二是中国古典文学和古代文艺学的研究。

一　修辞学视野下的用事

20世纪上半叶，现代修辞学著作中对用事或用典关注较多的是陈望道《修辞学发凡》、王易《修辞学通诠》和金兆梓《实用国文修辞学》等。在中国第一本现代修辞学专著——《修辞学发凡》中，陈望道认为古典诗文的“引用”隶属于积极修辞的第八种修辞方法。[6]陈氏对其定义如次：

文中夹插古人成语或故事的部分，名叫引用辞。引用故事成语，约有两个方式：第一，说出它是何处成语故事的，是明引法；第二，并不说明，单将成语故事编入自己文中的是暗用法。两者的关系很像譬喻格中的明喻和借喻：一方明示哪是引用语；一方就用隐喻代本文。[7]

按照陈望道的理论，中国古典诗歌用事由于不能在文中标明出处，则只能列属于“引用辞”中的“暗用”之例。诚如后文将要辨别的，这种界定未能全面考核古代诗歌用事的特征，并不符合古代诗人的创作实际，也不符合古代修辞学和诗学对“暗用”的使用习惯。此外，他受胡适等人影响，切要地指出了暗用容易导致繁复、生僻、浮泛、刻削、错用等弊端，[8]但他对暗用的指责并不恰当，如“错用”当是诗人之过失，与技法本身无关。

王易先生的《修辞学通诠》则将用事隶属于“引喻法”。他说：“引喻者，引古人之故事成语以饰其辞而增其信也。”[9]用事虽然和比喻相关且有相似之处，却也有巨大的区别，将其命名为“引喻”值得商榷，毕竟中国古典诗歌用事的目的往往并不在“增其信”。

金兆梓先生的《实用国文修辞学》则直接用“用典”来概括这一修辞手法。[10]该定义极为笼统，没有区分语典和事典这一古人早就做过界定区别的两种相类修辞手段。此外，金先生虽然对用典的具体操作提出了一些建议，如不可用僻典、不可用不切之典、用典不可太多等，[11]但均承袭自中国古典诗歌的用事观念，并无多大发明。

新中国成立后，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吸收了上述民国学者们的观点，如赵克勤《古汉语修辞简论》中将“用典”单列一章讨论。[12]他在总结明代高琦等人归类的基础上，将用典方法分为：明用、暗用、反用、借用、化用等。又如谭全基《修辞荟萃》将其定义为：“修辞学上有引用手法（或称用典），而引用成语、言语、典故、故事等来提高语言的表达效果，仅是‘引用’的一个方面。”[13]而专门研究中国古典诗歌修辞艺术的周亚生先生在《古代诗歌修辞》中，承袭“引用”的概念，并细致区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引用典故类；二是引用语句类。[14]他同时指出：“典故往往是历史上的一段故事，原文都比较长。诗歌语言引用典故不可能去引用原文，只能是将原意用新的诗句表现出来。”[15]中国古典诗学传统中“典故”，是语典和事典的结合体，而周先生却认为只是古代的故事，显然未能照顾到古代汉语中的使用习惯。

罗积勇的《用典研究》是目前研究汉语“用典”的第一本专著，其开拓意义自不待言。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该书从多个角度、不同层次对用典进行探讨。作者认为：“为了一定的修辞目的，在自己的言语作品中明引或暗引古代故事或有来历的现成话，这种修辞手法就是用典。”[16]罗氏对“用典”概念的外延还作了具体规定：（一）多少带进了典故原来的语境因素；（二）典故与自己所欲表达的意思之间多少存在一种对照关系，在意义上可以建立起由此及彼的联系，包括相关、相似、相近或相对等关系的言语表达。接着，他主要从四个方面对用典作了深入的研究：首先，考辨用典方式，讨论了明用与暗引、引言与引事之间的区别；其次，讨论了用典的语义实现和功能显现，将用典语义实现的方式主要分为同义、转义、衍义、反义、双关、别解等，而通过语义的实现，用典在诗文中完成四种功能：证言、衬言、代名、代言等；再次，他将用典的数量分为单引和迭引；最后，他认为用典主要实现三种效果：提升效果、曲折效果、反差性效果，这其实是对陈望道先生“积极”与“消极”二分效果的继承和发展，增加了一个中间状态——曲折效果。罗积勇在总结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将汉语的用典研究推进了一大步，也为古典诗歌用典、用事研究提供了诸多参考。

虽然国内修辞学界对“引用”或“用典”的定义、功能、语义实现模式等进行了一定探讨，尤其是对于用事的语义功能的揭发，为理解中国古典诗歌用事提供了不少借鉴和参考，但也有不少缺憾，其中最为突出者有三：第一，他们几乎不用“用事”这一概念，而是将其命名为“用典”或“引用”，忽略了中国古代典籍尤其是诗学著作曾经长时间使用“用事”一词的历史事实和几个常用概念间的微妙差别；第二，较少对诗歌用事进行专门研究，缺乏对其语义功能、语言效果与运用规则的系统探讨；第三，上述研究偏重于探讨“用事”在诗歌中的修辞功能，忽视了对相关文化背景和诗学背景的考察。后者最为致命，这导致了他们的研究与历史事实间出现了不少偏差，如往往更为偏重文中的“引用”故而忽略了用事与用典之间的差别。所以我们试图突破修辞学领域的研究，系统全面地总结古代文人的用事观念，厘清中国古典诗歌的用事传统。

二　文艺学研究中的用事

新中国成立之先，除却部分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先生偶尔会提到用事问题外，对此鲜有人问津。[17]而20世纪后半叶文艺学领域对用事的研究，以周振甫《诗词例话》、葛兆光《汉字的魔方》、陈庆辉《中国诗学》和周裕锴《宋代诗学通论》、《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等最具代表性。

周振甫的《诗词例话》，吸收王国维先生《人间词话》的部分观念，在“隔与不隔”、“出处”、“情景相生”、“用事”等小节中集中探讨了用事在诗歌中的地位和作用，总结了用事和诗歌美学特征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用事就是用典”[18]，根据其审美效果可分为两种：隔与不隔。[19]知识不足的读者不能理解典故，是隔；知道用典，但不知典故在诗歌中的作用和意义，仍然是隔。他后来还说：“好的用典，看不出用典的痕迹。”[20]因此不隔者方是好诗，“不隔”的关键是如何巧妙地用故事来抒发诗人的感情，做到诗人和读者之间没有隔阂的审美境界。故周振甫先生认为，诗人用事而不隔，就是要做到“作者确实有丰富的感情需要来表达，否则就不用用事来表达比较复杂和丰富的感情，否则只能是卖弄学识、堆砌典故，是有意而为之，这样用事就会造成审美的对象和审美主体的疏离”[21]。他的解释，只是看到了作者选择故事的重要性，没有看到读者知识积累的重要性，即忽视了阅读审美过程中作品与读者之间的互动性关系。其后，20世纪80年代初期出现的《中国古典文艺理论例释》等著作都深受其影响而未能更多开掘。[22]

葛兆光的《汉字的魔方》，“从诗歌语言形式出发建立一个新的诗歌阅读规范”[23]，对中国古典诗歌用典（用事）作了较为有趣而重要的探求。在第五章“典故：中国古典诗歌中特殊词汇的剖析之一”，葛氏深入研究了典故的读解、使用方式、注解诠释和诗歌意境形成等方面的问题，将用事研究推向深入和细致。通过分析典故在读者和诗人之间的关系，他指出读者阅读活动和诗人创作间的知识文化对应问题。最终，他把研究者的目光导向用事的“知识考古”。[24]这些研究，颇有启发意义，不仅能纠补时人对于“典故”的轻视，也能启发我们探究诗歌用事所具艺术内涵。然而，他侧重于将“用典”看成语言现象，并着力于探讨“中国古典诗歌语言形式的美学意味”和“美感内涵”[25]，对用事所涉及的文化传统和创作传统未作细致深入的分析。

陈庆辉在《中国诗学》中探讨了诗歌意象与用事的关系。他认为“意象”是“一种主体化了的客体形象”，其特性是“意与象、情与景、形与神、心与物的有机统一，是审美创造的产物，是不同于主观世界、也不同于客观世界的第三种世界，它是蕴涵着诗人审美感受的语言形象”，从意象形成的角度而言，包括“直觉意象、现成意象、典故意象”三类。[26]陈庆辉主要从文艺美学的角度对典故进行分析，强调用事在诗歌构造元素中的重要地位及审美功能，注重理论建构而缺乏对中国古典诗学材料的具体分析和归纳整理。

周裕锴在《宋代诗学通论》中从文艺美学的角度讨论了宋代诗学中的用事，他指出：

典故作为一种凝聚着浓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和哲理性美感内涵的艺术符号，在中国古典诗歌的语言的形式构成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能使诗歌在简练的形式中包含丰富的、多层次的内涵，使诗歌显得渊雅富赡，精致含蓄。中国古代诗人，只有用典的多寡精粗之不同，而罕有全然不用典者。[27]

此处，用典的定义清晰明白，直指前人含混之处。他还对“用事”、“沿袭”、“造语”等概念进行了区分，认为用事“兼采语典与事典，兼采古老的故事及流传过程中积累的新义，是词与事、事与义的统一体，并兼有比喻、拟人、借代等多种修辞功能”[28]，较为全面而又简明地概括出用事的功能与内涵。该书对宋代诗歌用事的研究最有特色，认为“王安石、苏轼、黄庭坚北宋诗坛三大巨擘把宋人‘以才学为诗’的习气推向顶点，并以其超越前代任何诗人的卓越用典技巧而博得宋诗话的频频喝彩”[29]。他归纳了宋人诗歌用事的审美标准：一是推崇广博；二是精确深密；三是用事要灵活变化，不可拘泥原典，不可沿袭前人。周先生还揭示了宋人喜欢用事的文化根源，指出：“宋人崇尚用事的诗学观的形成，既与宋代学术文化的全面繁荣密切相关，也是诗歌内部艺术发展规律的必然归宿之一。”[30]此外，周先生的《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一书还从阐释学的角度对宋人用事的阐释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认为宋代诗学家大量注释诗歌的典故，其目的和功用就在于阐释诗意，[31]指出在重视才学的知识主义风气的影响之下，宋人注释典故的特点是：“不注重名物制度、古词俗语等知识性内容的训释，而是醉心于破解诗中典故密码所蕴涵的作者的真实用意，以及作者使用典故时所采取的独特艺术思维方式。”[32]这就简明扼要地概括了宋代诗学家关注用事问题的初衷以及基本的注释方法，但是限于材料，他还未涉及具体的注释行为，如宋人对杜诗、苏诗和黄诗用事的观念等问题。

晚近，易闻晓的《中国古代诗法纲要》专章总结了中国古典诗歌用事的概念、用事的历史等。[33]不过，该书只是将其看成中国古典诗法的一个方面，忽略了用事与古典文学传统的联系，对其缺乏整体和系统的观照，未将其投放到整个古代诗学背景中进行观察，更未能看到文化传统对用事观念的巨大影响力。

此外，一些着力进行专人研究的古代文学学者重点探讨了杜甫、李商隐、苏轼和黄庭坚的诗歌用事，如吴调公、吴小如、杨义、白政民等，专门研究了李白、杜甫、李商隐、黄庭坚等人诗歌的用事技艺，但限于专人研究，他们主要分析了诗人的用事技巧，缺乏对用事的整体建构。此外，钱钟书先生《谈艺录》对用“代字”和“诗中用人地名”的现象有所关注。[34]还有部分专门研究用事的单篇论文值得重视，如祁志祥先生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用事比较关注，有数篇文章都对古代诗学中的用事观作了深入探究。[35]又如胡建次对宋代诗话中的用事论作了分析。[36]

写作学领域也对用事有所涉及，尤其是在以古代诗词写作指导为内容的著作中，对用事有部分论述或介绍。这类著作数量较丰，如赵仲才的《诗词写作概论》，就专门谈论了诗歌“用典”问题，涉及诗歌用典的主要类型和用典的原则问题。[37]赵氏还对用典的类型进行了总结，概括为明用、暗用和化用三类，不过整体略显简约。上述各家虽然在某一方面对古典诗歌用事有着深入研究，可是缺乏对古代诗学用事观的整体、系统的把握，故稍显得片面和缺乏深入。任何话语的出现，总是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并循着一定的传统而来，但是上述研究，似乎对这些问题缺少足够的关注。此外，港台也有一些对于用事的研究。其中，颜昆阳的《李商隐诗笺释方法论》对于用事的探讨最有启发意义。该书第三章专列“作品语言成规对笺释活动应有的客观性限定”一节，其中谈到了“典故词义训解的原则”，认为“‘用故事’是诗中用典的大宗”，用事大致有三种表述形态。[38]颜氏的研究对于用事阐释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也为系统研究整理诸如杜甫等人的历代注释之学提供了借镜。

三　域外汉学家论用事

正因为用事包蕴的独特文化讯息成为中国古典诗歌民族性的体现，所以它为域外学者的阅读设置了巨大障碍，也成为他们要窥探中国古代诗歌堂奥不能绕开的大山，因而部分域外汉学家在研究古代汉语诗歌的时候，也对用事这一现象作了一定观照，如刘若愚在《中国文学艺术精华》将用典界定为：

用典是凝练或间接地引用一些人所周知的常识、信念，或特定的人、事与文章。中国诗歌极多典故，这给现代的读者带来很多困难，但是对大多数与诗人同时的读者来说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接受了共同的教育与有共同的文化背景。[39]

书中还探究了用事的基本功能和原则。而在《中国诗学》中，刘氏更是辟出专章——“暗示、援引和词源（Allusions，Quotations，and Derivations）”来讨论中国古典诗歌的用事问题，论述了用典的语义生成及其在文本中的功能等问题，值得借鉴。[40]

宇文所安在《初唐诗》、《盛唐诗》、《中国文论》等著作中也频繁提到“用典（reference）”一词，从中不难看出他对这个问题的高度重视。在分析唐诗时，他对某些诗人的用典给予了关注，以分析诗人的艺术技巧，如他认为骆宾王“善于运用新的、深奥的典故，但往往将同一典故反复运用”；又认为杜甫是“最博学的诗人，大量运用深奥的典故成语”。[41]从宇文所安先生的著作来看，他对唐诗中的用典较为敏感，感受到了诗人运用典故的细微变化，也关注到类书对诗歌创作的影响。此外，许理和（Erik Zurcher）研究佛道相互影响时，曾总结中国古代诗文中使用神仙人物典故的类型，有“形式借用”（最简单和最容易识别的语言借用种类，包括用语在内）、“概念借用”（当“一个用语，表示一个清楚定义的概念……已保留一些它的原初意义”）和“复合借用”（改编采用一组相同的思想观念）等。其后，田安等人研究诗、词用典时，借用许理和的分类，讨论中国古代诗文中的女仙形象。如田安就曾借用来分析《花间集》中《临江仙》、《女冠子》等词里女仙人物形象及其所关涉的典故使用传统。[42]

加拿大学者高辛勇在《修辞学与文学阅读》一书中也对古代中国诗文的用事现象有所关注。他认为：“‘用事’与庄子所谓的‘重言’有点类似，但汉唐的诗文里‘用事’是引用经典或史书里的故事当为比喻用。”[43]最令人受启发的是，他揭示了古代诗文用事所承载的意识形态，提出：“‘用事’格的广泛使用，也是儒家维系其价值体系的重要手法。”[44]遗憾的是，限于演讲稿的体式，高氏没有对此展开深入讨论。

日本学者内山精也在《传媒与真相——苏轼及其周围士大夫的文学》一书中，则另辟蹊径，从诗歌用事方式的变化来考察宋代媒体的进步状况。该书并非对古代诗学用事观念的研究，但将用事作为考察坐标，却折射出用事所关涉的面较为深广。[45]约而言之，域外汉学家中对中国古典诗歌用事进行深入论述者并不多。但他们对于中国古典诗歌用事的敏感，以及所作的细致分析，具有“它山之石”的功用，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古代诗人的用事观提供了新颖的观察角度。此外，法国学者马如丹以古人引用《诗经》为例，考察了中国古代诗歌的用典传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他者视域”[46]。

综上所述，目前学界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用事观念，往往只是点到为止，尚缺乏一个全面、深入的把握，而且不同领域的研究也缺乏交融和结合，未能在多学科视野中实现统合。我们应该克服学科意识的局限，回到古代文人的创作实际，更贴合地观照中国古典诗学中的用事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