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顺屠杀事件与国际舆论

［日］大谷正

所谓旅顺屠杀事件，是在日清战争时，陆军大将大山岩指挥的第二军在攻占清国北洋海军基地——旅顺（旅顺口）的过程中发生的事件，现在中国称之为“旅顺大屠杀”，欧美称为Portarthvr Massacre或Port Arthvr Atrocities。但是，在作为事件一方的当事国——日本，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个事件，也没有人研究它。^[1]笔者在大学的教学实践中感觉到研究旅顺屠杀事件的必要性，正在对这个屠杀事件的几个侧面进行研究。作为研究的一部分，本文就欧美各国报纸怎样报道旅顺屠杀事件、欧美怎样看待旅顺屠杀事件等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 日本史料中的旅顺屠杀事件

旅顺是位于辽东半岛南端的天然良港。当时它和对岸山东半岛的威海卫同为北洋海军的基地。在那里有北洋海军唯一具有舰船修理能力的船坞和海军工厂，其背后由一群炮台护卫着。为攻占旅顺和威海卫而组成的第二军在辽东半岛花园口登陆，占领金州和大连湾以后，向着目的地——旅顺进发。第二军司令部通过谍报活动了解到，旅顺的守备兵力包括本来的守备部队和各地的败兵，共12000人，其中9000人是新近募来的新兵，估计其战斗力很低，因而做出了以第一师团（师团长山地元治中将）、混成第十二旅团（旅团长长谷川好道少将）和临时炮兵联队就能攻取旅顺要塞的判断。在正式的战斗开始之前，两军之间曾经有一些较小的对抗。在11月18日的土城子战斗中，日军骑兵第一大队的搜索骑兵遇到中国军队的攻击，死11人，伤37人，不得不抛弃其死伤人员而撤退。作为同旅顺屠杀事件的关系，人们曾多次提到这次战斗。日军从11月21日晨开始向旅顺发起进攻，然后控制了旅顺的主要地区。在当天下午和第二天以后，日军扫荡旅顺市区及其周围，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以“旅顺屠杀”而闻名的大量杀人事件。^[2]笔者想把旅顺屠杀事件分成两个阶段来思考，一是11月21日的战斗和当日黄昏（下午3时30分以后）对市区的扫荡（这时中国人死亡最多），一是在战斗告一段落以后的11月22日以后对旅顺市区及其周围地区的扫荡中对于败兵的杀害及卷入其间的居民的被害。笔者分别称之为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

最初，日本方面对这个事件进行了比较开放的报道。日军当局报道，日军死伤288人；清军死亡，在旅顺方面是2500人，在金州方面及金州与旅顺之间是2000人，共计4500人；在医院治疗的清军伤员40人；俘虏只有355人。^[3]同清军庞大的死亡数字相比，俘虏甚少。任何人都能看到这是一组极不正常的数字。第二军司令官大山岩给大本营的报告说：“21日，在市区中，不分士兵与居民，加以杀戮，实在难以避免”，他承认对非战斗人员的杀害。然后他又承认于22日以后为防止逃亡或为了惩罚而杀害了战俘。^[4]

当时的日本报纸、《日清战争实记》（博文馆出版）等杂志和大量出版的带插图的战争纪实文学都肯定地、生动地描绘了旅顺战斗和在市区不分青红皂白大量杀人的情形。甚至有些跟随日军侵入旅顺市区的日本新闻记者也武装起来杀害清国败兵并进行掠夺。在这些人眼中，没有什么战时国际法的规定，只把这种屠杀视为合理的“复仇”。他们称赞血腥的屠杀。这是粗暴而非人道的行为。

从以上日本史料也可以了解到，旅顺屠杀事件是实际存在的事实，而且，当时日军和日本国民都把这个事件视为合理的“复仇”，在某种意义上视之为理所当然的事件。但是，后来这个事件受到了欧美报纸、杂志的谴责，其影响逐渐扩大，成为外交问题，事态变得复杂起来了。

二 日清战争的情报环境

欧美各国的新闻界大规模地报道了这次发生于19世纪末在远东的非西欧国家间的大规模战争。其根本原因在于“战争发生在帝国主义的世界体制正在拉开帷幕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5]如安南问题、中国问题和朝鲜问题所示，远东问题正在成为其矛盾的焦点，引起了欧美世界的注意。另外，由于通信技术的发达和新闻事业的迅速扩大，使大规模地报道这次战争能够成为现实。

19世纪中叶，英国在远东和欧洲之间开设了轮船定期航班，法国也紧随其后开设了定期航班。这时，公司与国家相结合，建立了有补助金的邮政合同制度，从而在远东和欧美之间建立了定期的邮政往来。随后于19世纪70年代初建成横断俄罗斯大陆的通信线路（丹麦大北电信公司）和作为南路的海底线路（东方电信公司），从而以电信把欧亚联系在一起了。若通过电信，从远东发往欧美的情报，当天就能到达；若通过邮政往来，一个月能到欧洲，半个月能到美国。^[6]

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是欧美各国，特别是英美两国新闻界的黄金时代。由于实行了技术革新，出现了基本上与现代相同形式的多版报纸。报纸的经营者和记者竞相发表独家新闻，其中又以战争报道最引人注目。日清战争引起了欧美各国国民的注意，但在欧美各国国民中又有一种不是直接当事者的轻松气氛，而且那些报道充满了东方人的残暴和异国情调，这次战争是引人入胜的报道对象。^[7]关于日、清战争的情报大量流入欧美世界的背景中有上述通信技术的革新和新闻经营的惊人发展。在这样的框架内，欧美的报纸报道了当时欧美人对中国和日本的认识和经过偏见加工的战争报道。日清战争一开始，欧美各国的报社都派出了随军记者（War correspondent）。他们本来可以从外交部、远东舰队的船员、居住在远东的特约记者和路透社等渠道获得战争情报，但是，他们为获得更生动的情报而派出了随军记者。在日本外务省档案中有17名欧美随军记者和画家的申请，其中被批准者14名，美国和英国各5名，法国3名，德国1名。此外还有以各种形式把战地的和日中两国的情报不断送往欧美各国的外国报纸通信员。日本政府曾经对国内各报社实行了严格的报道控制，其中包括新闻稿事前审查制度，但是，对于外国报社尚不能实行这种控制。因此，这些随军记者可以自由地从日中双方对战争进行取材。

三 美国《世界报》特派记者克里尔曼关于旅顺屠杀事件的报道

关于旅顺屠杀事件，《世界报》记者詹姆斯·克里尔曼（JamesGreelman）曾经写了一篇最有名的报道。《世界报》是约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经营得最成功的报纸。克里尔曼生于加拿大，身材矮胖，留着山羊胡子。他以名人专访，如对托尔斯泰、罗马教皇利奥十三世、西廷·布尔等的专访而闻名。克里尔曼的文章以简短、风格优美、客观主义与危言耸听适度配合而获好评。^[8]

在当时的美国舆论中，支持日本占压倒的优势。他们认为，日本的胜利意味着远东“文明”的进步，而中国的胜利则意味着“野蛮”的继续。他们说，日本的战争目的在于保障朝鲜独立，是正义的。他们把日本视为弱者，甚至向日本倾注了“偏袒”的感情。在日清战争中作为随军记者的克里尔曼，最初也写过反映这种美国舆论的报道，其中包括关于平壤之战的报道（10月24日发表）。在这篇报道中，他说日军“勇敢而人道”，清军“愚蠢而野蛮”，贯穿于这篇报道始终的基准是文明对野蛮之战。但是，此后不久他开始怀疑日本的战争目的了。其转折点就是他同朝鲜国王的会见。会见是由朝鲜国王的侍医、美国公使馆书记官安连博士安排的（12月3日发表）。在这篇报道中，他告诫人们，曾经是朝鲜解放者的日本，正在成为取代中国的新统治者。文中引用了朝鲜国王的发言——“我希望以美国士兵作为自己的警卫”。随后，克里尔曼随第二军在辽东半岛登陆，亲眼看到了日本对于金州城的进攻，了解到战争的现实与“文明”的距离甚远。他曾经一度相信日本所主张的日清战争是“文明的义战”的论点，而这种观念正是在这时崩溃了。

11月21日，他目击了日军对旅顺的进攻。第二天，他和其他外国记者、观战武官一起进入旅顺市区。他目击了屠杀事件。12月12日的《世界报》刊载了他以“日军大屠杀”为题写的电讯，后来又于12月20日以报纸的整个第一版和第二版刊载了题为“旅顺屠杀”的长文。《世界报》说：“在旅顺，在正规的战斗中死亡的中国人不足100人，但我们确信至少有2000名非武装人员被杀害。这也许可以说是军队看到被刀砍碎的战友的尸体以后的必然后果，也许可以说这是复仇，但是，文明国家是不会进行我在旅顺所目击的屠杀的。”《世界报》在做了上述报道以后，掀起了批评旅顺屠杀事件的高潮，呼吁废除领事裁判制度。这家报纸说，把美国市民的生命财产交给野蛮的日本人是很危险的。他们要求阻止将在上院批准的日美新条约。它引起了不少反响，日本政府也不得不为此采取对策。

四 欧美各国怎样认识这个事件

曾经在屠杀现场的伦敦《泰晤士报》记者托马斯·科温（Thomas Cowen）和《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加维尔（A.B.de Guenville）都写了长篇通讯。^[9]他们所写的事实，各报大同小异，都报道了日军大量杀人，只是评论稍有不同。《纽约先驱论坛报》说，屠杀是对中国军队野蛮行为的报复，因而是正当的。伦敦《泰晤士报》记者科温在叙述了同样的事实以后说，如果日本希望被人视为文明国家，就要对此负起责任。但是，他在广岛会见陆奥外相并取得了日本政府将采取一些措施的情报以后感到满意，因而他的批判也是不彻底的。^[10]

现在我们感到不解的是，美国人和英国人对于旅顺屠杀的批评，不是指发生了大量死亡的11月21日午后至黄昏的屠杀，而是集中批评在11月22日以后，即战斗结束以后对于败兵的搜索和杀人，即笔者所说的旅顺屠杀事件的第二阶段。他们一致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杀人是不必要的，非法的。他们进一步认为，这种杀人是暴露亚洲的野蛮日本人本性的行为。这也许可以说是以战时国际法及作为其基础的西方文明为绝对标准形式的具有东方特点的思维。^[11]他们所要求的并非对整个第二军的处分，而只是对极有限的范围内的责任者进行处分。如果进行了这种处分，则对日本的谴责可能再次转换为对日本“文明”程度的称赞。

如日本内阁书记官长伊东己代治给井上馨的信所述，^[12]“战胜之后，出现了犹豫的动向”，对意气昂扬的军队已不可能进行处分了。日本政府只想以辩解和欺骗把事件搪塞过去。于是，欧美各国新闻界对日本的印象恶化了。

日清战争以后，欧美各地流行黄祸论的说法。德国皇帝为俄国皇帝设下的圈套也许是一因素，但是，从根本上说，这是对打败清国以新的势头出现于远东的日本的警惕。当时欧美人的不安是因为存在着这样的怀疑：日本于维新以后虽然推动了“文明化”的进程，但只是外表，其本质仍然是“野蛮”，是非西欧化的。这种怀疑是同狡猾、不诚实、令人生惧、不知其内心在想什么的日本人（东方人）的形象联系在一起的。从这时起，在已经成为亚洲霸主的日本军官的指挥下，把中国人和蒙古人作为士兵组织起来，进攻欧美世界的“黄祸心理”（尽管“黄祸”并不是现实，“白祸”才是现实，但是，欧美世界是被害偏执狂，因而流行“黄祸论”）多次出现于欧美出界。^[13]

陆奥宗光著的《蹇蹇录》就这个事件引用了某美国报纸的报道：牛津大学的国际法教授霍兰德（Thomas E.Holland）的论文（《日清战争与国际法》）说“日本是有文明皮肤和野蛮筋骨的怪兽”。^[14]理应是文明军队的日军所引发的旅顺屠杀事件，欧美各国的有关报道，以及日本政府对这个事件的不诚实处理，使各国对于“文明国家”日本的单纯理解产生了怀疑。如有许多论者指出，战前美国言论界的主流是亲日论。然而，日本在日清战争中的胜利却引起了人们对日本的警惕。^[15]其理由当然不仅旅顺屠杀事件，但是，不容置疑，关于旅顺事件的报道和印象是这种转变的重要因素。

本文主要介绍了美国报纸的议论。在英国，战前支持清国的议论是很强大的，所以，英国的事态也更复杂，笔者还没有做好对之进行分析的准备。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需要对必须思考的“东方格调”和“黄祸论”进行复杂的研究。笔者希望在另外的论文中讨论这个问题。

（原文载于戚其章、王如绘主编《甲午战争100周年纪念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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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笔者曾就旅顺屠杀事件写过两篇论文：《关于旅顺屠杀的研究》，《专修大学法学论文集》第45号，1987年3月出版：《世界报和日清战争报道》，《专修大学社会科学年报》第23号，1989年3月出版。本文第三节参照了《世界报和日清战争报道》。上述论文将收于近期出版的笔者的著作《近代日本的对外宣传》（研究出版社计划于1994年出版）。关于旅顺屠杀事件中国方面的研究，笔者参照了《近代东北人民革命运动史》，1960年出版，《甲午中日陆战史》，1984年出版。

[2] 参照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编《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战史》第3卷，1907年出版，第19章《攻占旅顺口》。

[3] 《东京朝日新闻》1894年12月13日。

[4] 有贺长雄：《日清战役国际法论》，陆军大学版权，哲学书院1896年版，第7章《旅顺口战役》，第105—126页。

[5] 藤村道生：《日清战争》，岩波书店1973年版，序文。

[6] 拙著《日清战争时期的对外宣传》，《近代日本研究年报》第12号，1990年版，第159—160页。

[7] 参见芳地昌三译《战争报道内幕》，时事通信社1987年版；菲利浦·奈特利《初次的受害者》节译本；简爱斯·威尔顿《黄色的小山羊》，纽约1989年版。

[8] 克里尔曼作品集：《大路上——一名特派记者的漫游》，波士顿，劳斯罗波出版社1900年版。

[9] 《抗击日本人的勇敢城市》，见《纽约先驱论坛报》1894年12月20日；《暴行发生在陷落后的旅顺港》，见《泰晤士报》1895年1月8日伦敦。

[10] 拙著《日清战争时期的对外宣传》，第162—163页。

[11] 参见爱德华·W.塞德：《东方格调》，板垣雄三译，平凡社1993年版。

[12] 《关于井上馨的文书》1894年12月15日伊东己代治给井上馨的信。

[13] 日本关于“黄祸论”的研究，参见小寺谦吉《大亚细亚主义》，宝文阁1916年出版；桥川文三《黄祸物语》，筑摩书房1976年版：平川祐弘《和魂洋才系谱》，河出书房新社1971年版。另外参见了约翰·W.多佛尔《残酷的战争》，斋藤元一译，书名《人种偏见》，TBS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版。

[14] 陆奥宗光：《蹇蹇录》，岩波文库新版，中塚明校注，1983年版。

[15] 托马斯·L.哈顿：《第一次中日战争中美国的新闻报道和公众之声》，《新闻季刊》第50卷，1973年第1期，第55—59页；杰弗勒·W.多佛隆：《辫子战争：1894—1895中日战争中的美国经济困窘》，马萨诸塞通信社1975年版。